(接上部分)
1966年夏天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家住的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同福东路将到终点与从海珠桥南下的跃进路和在它东边也是南下的小港路交接的地方，就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西边附近，地址我记不起来了但市二宫是在同福东路640号（见“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广州数字文化网，2009年6月1日）。
难忘的那一天是星期天，爸爸在家，上午带妹妹和我到市二宫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回家，上到三楼妈妈房间对面的楼梯口时，见到阿嫲站在走廊上对我们说，“你们千万别进去”。和阿嫲在一起的还有阿公的亲侄子“伟良舅”和亲外甥“维三舅”之中一位，好像是“维三舅”，而我们能听到房间里妈妈的哭泣和一些年轻人、多是男性的训斥她的声音。阿嫲告诉我们，妈妈中学的“红卫兵”们来“抄家”了，幸亏“伟良舅”和“维三舅”两位来自潮汕地区在广州市读书的大学生亲戚正好在我们家过星期天，跟“红卫兵”们论理一番后“红卫兵”们同意只抄爸爸妈妈的房间，不抄阿公阿嫲的。听从阿嫲的忠告我们安静地沿走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房间门口后进入阿公阿嫲的房间，两位舅舅中另外那位，好像是“伟良舅”，陪阿公坐着。
“来者不善”。虽然爸爸是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可他没本事跟这些“红卫兵”们碰，加上在家的所有大人们都不想让我和妹妹两个儿童目睹如此无礼、粗鲁的场面，大家决定马上让爸爸带我们两个小孩到大学校园里他的教师宿舍去避几天，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爸爸很好，怕我们知道什么了、被吓惊了，带我们到跃进路对面的雪糕（广东人对冰淇淋的称呼）店买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冰淇淋，再回马路这边坐公共汽车到大学校园去。
爸爸的宿舍室友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真好，当他知道我们的境况后马上将他的床让出来，自己到另外年青教师的一个房间去挤一挤，使爸爸可以暂时地将房间作为我们的家。“熊叔叔”是爸爸系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与他相比爸爸此前连党都几乎入不了而不久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没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多亏“熊叔叔”帮了他，爸爸那时也是个预备党员了，不过只靠“熊叔叔”的帮助可能不完全够的，“熊叔叔”自己就很不幸地在几年后患癌症去世。
大概过了几天后妹妹便回去跟阿公阿嫲，因为爸爸需要备课、教课和做研究；我比妹妹大几岁，自己独立看书写字，或在爸爸宿舍各层楼的楼梯走廊里及楼外附近好奇地走动观览。这宿舍楼是历史悠久的、以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和大学所在地原来基督教私立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命名的“荣光堂”。今天它是招待包括国外来的宾客的“贵宾楼”。（见“荣光堂Wing Kwong Hall贵宾楼”，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和刘根勤“[校长篇·钟荣光]浪子，猛士与圣徒”，广州图书馆，2007年3月12日）
过些天后我也回了妈妈宿舍家里，那段时间见到她的形象很难忘记：头发被剃得短短与男人的一般，只允许穿类似于工作服的上衣还必须佩带一个受管教批判之类的标志，每天定时早出晚归，不是去教课而是去参加学习班接受批斗和批判；她教的学生们成为“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并强制她接受他们对她的革命教育。
爸爸妈妈房间里我喜欢的物品全没有了，被“红卫兵”抄走没收了，有几件物件我印象很深。
妈妈的女装自行车没有了，记忆中是英国“莱莉”（Raleigh）牌的，好在过了几个月后它有被归还，记得是经过“红卫兵”审查后除部分衣服外唯一被归还的物件。妈妈经常要用自行车，原来每天上班是骑车来回的，学校在同福西路（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红十字会医院的西边；后来我们家搬远了去了大学校园后妈妈也仍经常用它，使它成为我的记忆里唯一有深刻印象的妈妈的自行车。
爸爸的望远镜没有了，有点像军用式的，虽然不像（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熊叔叔”送我的小敞篷车属于我的玩具，但它也是我喜欢玩的，从爸爸妈妈房间的窗户用望远镜可以将南边远处的市第五中学的楼房拉近看清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宿舍楼西墙外小街有个卫生防疫站，那街应该是南村路，一直通到市五中的。五中比妈妈的中学大得多，是解放后广州市政府办的第一所公立中学（见“学校简介”，广州市第五中学），也是当时海珠区主管中学的教育部门所在地，而且有教工家庭宿舍在校园里，这之前和之后妈妈经常带我去那里探访她的一位教师朋友，他的女儿比我大几岁。
妈妈的留声机没有了，很多的唱片也没有了，它们是妈妈非常喜爱的物品，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的音乐感也不错。去年我挑了2月19日来发表这篇博文的第一部分因为阿嫲的农历正月初六生日正好在这天，但2月19日还正好是历史上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获得留声机专利权的日子（见“历史上的今天 2月19日”，中国网）。
妈妈在念中学的年龄时学过钢琴，会弹一些西方经典小作品但更主要的是担任汕头市基督教合唱团的伴奏；不久前在香港逝去的基督教圣乐家纪哲生牧师先生当时是合唱团的指挥（见陳麗斯“聖樂家紀哲生安息 被稱對教會聖樂「貢獻巨大」”，香港《基督日報》，2009年12月28日）。中学毕业时妈妈想读音乐学院，后来还是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念大学时也经常给各种学生音乐活动作伴奏。
当中学教师后妈妈弹琴的时间和机会少多了，好在有这留声机和古典音乐唱片，不是妈妈买得起的而是她的学友运好。
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妈妈住在校园里最有历史和文化风味的学生宿舍、建于1933年的女生宿舍“广寒宫”（见“浓荫掩红墙 书墨久留香”，原载《广州日报》，大洋网，2006年3月25日；和“广寒宫”，中山大学本科招生网，2007年4月5日），与妈妈同房的有两位成为她的特好朋友。
一位特好朋友姓谢，我叫“舜明阿姨”，是原籍潮汕的新加坡华侨，因为她的男朋友、原籍福建的“林叔叔”要回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读大学并参加国家建设，她尾随而来；“林叔叔”到北京读的应该是北京工业学院、即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舜明阿姨”则留在广州念中文。各种待人接物的规矩，妈妈是得到“舜明阿姨”不少指点的，毕业后“舜明阿姨”到北京国家部委部门工作，有时也到广州，记得特别是1970年代她妈妈从新加坡来广州与她团聚住旅馆而“舜明阿姨”先到我们这里，那时（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住在我们楼上的革命老干部“曾阿姨”特别关心，因为她也是新加坡归侨。
可惜的是，“舜明阿姨”在1980年代因癌症去世，早走了一位精明干练而又有人情味的国家干部。“林叔叔”退休前一直在国家电子工业部属下机构做技术研究，经常有到广州出差并与我们相聚，还发明申请过国家、国际专利呢（见“安全栅 (30-Apr-1986) Safety grid for mine”，Intellectual Property Library, IP.com）。他们的两个女儿与我年龄相仿，我读大学时她们一个读护士专业另一个读医科。大女儿后来成为一位早逝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领导者也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外孙媳妇；不奇怪，原来就喜欢与高干子弟们社交，在1970年代后期和她妹妹一起来广州玩时楼上“曾阿姨”比我大几岁的小儿子就对她特别钟情。
妈妈的另一位同学、室友和特好朋友是“周媺阿姨”，我没见过的因为跟妈妈同学三年后她便回香港了，将自己作为学生所带的物件留给妈妈，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留声机和唱片，也有一些质量挺好的衣服；之后妈妈仍有与她保持联系。
“周媺阿姨”是一位湖南籍国民党将军的小千金，去香港是自然的，不过她是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在1951年从香港回广州读书的；也许“周媺阿姨”受了她姐姐的影响抱着天真理想来走姐姐走过的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路但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对前途的观念有所改变，1954年回香港探望生病母亲后便没再回广州完成学业（见許麓清“「追憶大學時光——文學知青到弄潮商海。」 ——訪51級中文系周媺校友”，立白杯2010 寻访中大校友足迹，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10年9月30日）。
“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曾是1946-49年期间中山大学进步学生运动里著名的“民主姑娘”，在1950年代更与文武双全的东北解放军和志愿军将领汪洋（已逝，与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名而已）结为伴侣，同甘苦共患难，也还相濡磋切诗词文学（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严茂胜“冠盖京华 心系中大——访在京解放战争时期中大校友侧记”，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04年3月3日；和礼平、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只是当时已惘然 昨夜星辰昨夜风”，纵览中国，2010年8月21日）。
当时很年轻、不为很多人熟悉的汪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国陆军交锋、后来并攻克南韩首都汉城的116师的师长。志愿军在攻打南韩主力部队第1师固守的小城镇云山时没想到碰上了美军“开国元勋师”、机械化的骑兵第1师的增援，其师长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但志愿军仍打了“云山歼灭战”胜仗；到了汉城总统府后汪洋师长还弹了钢琴，更写下“抚琴总统府，饮马汉江边”的豪放诗句与他远在香港的新女朋友周湘玟交心；不久后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周湘玟从香港到朝鲜战场与汪洋相聚并在那里完婚。（陈辉“中美陆军精锐的首次交锋”，新华网，2007年7月25日；不变爱国心“八车美军尸体！汪洋将军眼中的云山歼灭战”，中华网，2007年9月11日；和“名将汪洋最先突破三八线 打败美军常胜师”，凤凰网卫视，2010年7月5日）
如此有能力和才华的将领，难怪汪洋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了研究发展卫星导弹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见“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但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中华电子网）。
然而“周媺阿姨”留给妈妈的留声机和唱片被“红卫兵”们“抄家”抄走没收，再也没有了。但在这种时期，连“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也受怀疑为“问题严重”，汪洋将军被领导命令与她离婚，幸好经过调查由当年地下工作领导人提供事实证明这位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民主姑娘”的革命忠贞，更糟的劫难才未发生（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周媺阿姨”那时要还在中国大陆的话日子也很可能不会好过的。
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破旧”又称为“破四旧”，即打破“封、资、修”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当时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10万家人家被抄家，北京的红卫兵还到山东曲阜孔夫子家乡将他的庙宇和陵墓捣毁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共产党东北局领导人宋任穷的中学生女儿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告诉毛主席她的名字是“宋彬彬”，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她便真的将名字改为“宋要武”，据说这之前她已带领“红卫兵”们将她中学的校长打死了。文革结束后宋任穷将军接替汪洋将军成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宋彬彬留学美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并于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 — 麻省理工学院是著名科技圣地连进去都很难这我知道的。（见心远“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宋彬彬”，《多维新闻》，2004年2月20日、21日和24日，文心网；易师钟“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多维新闻》，2007年11月24日，木子网；李平“曾蔭權的文革知音──宋彬彬”，《蘋果日報》，2007年11月27日，壹蘋果論壇；吕铭康 ““文革”初期“破四旧”是怎么开始的？”，世界文化遗产网，2008年12月15日；和“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
然而在这种清教徒式的和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狂热的背后有许多事实、包括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己的、与这面纱是“里外不一”或者“前后不一”的。
最会令在文革期间从童年往少年青春过渡的我惊骇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莫过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标志着我童年启蒙教育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当时阿公用优美字体题写在每页的开头我仔细认真地每字每句摹仿将练习簿填满的，现在发现很可能是毛泽东从一部中国古典色情小说里的一首色情诗改写而来的。
毛泽东为李进（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的诗是：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清朝时代署名“临川山人”的色情小说“花荫露”里相近的色情诗是（见毛翰““天生一个仙人洞”原是淫诗”，毛翰博客专栏，2009年4月8日）：
“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
有两句真的太接近了，尽管整首诗的精神状态很不同。据分析推理，在毛泽东写这诗的1961年中国很少有人看过这本色情小说“花荫露”，但毛主席不但看过、有深刻印象而且化用了里面一首色情诗的句子为自己的诗句（废话一筐“无书不读的毛泽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6月30日）。
从后来大家了解到的毛泽东对带浓厚色情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钟爱来看，这个推理应该是对的。
明朝期间署名“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第一次将长篇故事的描写深入到中国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其文学水平之高而被许多文人学者称之为“第一奇书”；但由于有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该书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数百年间屡屡被以“淫书”之名被列为禁书。（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
在1950-60年代毛主席曾多次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推荐“金瓶梅”（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有一次他向当时管理建筑工作（后来在1989年期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另一次他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
又一次毛主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说《金瓶梅》没有传开是因为人们不爱看、因为它只暴露黑暗而不只是“淫秽”，是不符合历史或现实的：该书在明末的崇祯版本后被清朝列为“淫书之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代中期为止都是被官方禁的，其间只有在1957年在毛泽东指示下影印了少量，只供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和以上的领导干部阅读收藏（见“毛泽东为何会解禁金瓶梅 首次定义为谴责小说”，21CN论坛，2007年1月30日；和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三 新中国成立后《*》之际遇”，新浪读书，2008年10月10日）。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明朝大官文人王世贞的两代三人父子坟墓陵园被当地农民“破四旧”摧毁，园地被平整改成农田（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据毛主席生前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告诉共产党胡耀邦总书记他所作的严格记录，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1966年5月到10年后去世毛主席自己再也没看“金瓶梅” — 很显然毛泽东自己很清楚在这时期“金瓶梅”属于什么范围（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阿公教我识字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原来是色情诗背景而来，当时大家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但在被“抄家”后妈妈和阿嫲都经常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好在“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原来是位基督教牧师。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阿公阿嫲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阿公的书法名声首先是在基督教界中开始的；广东省书法协会理事、原汕头市文联文艺讲习所所长、潮汕著名书法家苏伯炯先生在2002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将我阿公基督教牧师王超英在1930年代题写的汕头招牌与著名的上海书法家唐驼、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等三人所题写的一同提起，其中唐驼和于右任题写的是大公司招牌，华世奎题写的是酒行招牌，阿公题写的是西医诊所招牌（见苏伯炯“招牌·广告——30年代汕头杂忆之二”，《汕头房地产月刊》第99期，2002年4月）：
“有几家西医师诊所，是由汕头基督教牧师王超英题写招牌，王的书法学颜真卿、何绍基，结字严谨，运笔丰厚，雅俗共赏。”
在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的）“七·七”事变前阿公只有三十多岁但已被正式按立为潮汕地区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而从苏伯炯先生文章更了解到阿公当时已是位书法家。
在1950年代退休后阿公更有时间和功夫钻研毛笔书法，我在1970年代少年时期经常为阿公研墨牵纸，观看他用笔的功夫和兴致，倾听他的品评并与他讨论。
在他1988年去世后，阿公的墨迹不但被收入了2004年汕头市“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所出版的、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专集《文采风流今尚存》（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还被收入了2005年出版的《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和蔡仰颜“独俏一枝春——读《潮汕历代墨迹精选》”，原载《特区晚报》，新浪网，2005年4月20日）。
潮汕书法家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阿公的一幅用鸡毫软笔所写墨迹（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阿公所抒写的是周敦颐“爱莲说”的一部分：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我知道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是阿公最喜欢的文字之一，但我少年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故不甚知道原来著名革命文学家鲁迅（周树人）和大家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都是周敦颐的后裔（见李海文“周恩来与鲁迅同宗同族考实”，《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7日，人民网）。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书法家里还有一位名为王资深的，那可是阿公的父亲，也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虽未成为正式牧师（见“王资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是王资深写给一位医生留存的墨迹，这与苏伯炯先生所提阿公为西医诊所题写招牌，有连贯性，本文第一部分也曾谈到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历史上首批华人西医生之一；林章造也还是牧师呢（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
我研究了一下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的姓氏、出生时期和籍贯，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只有阿公和他父亲是父子两人一同入选此珍贵历史墨迹收辑。许沛波先生网站转载该书里阿公和他父亲的生平简短介绍是：
“王资深(1876–1953)，揭阳炮台人。毕业于汕头贝里神学院。书法师法二王、颜真卿和何绍基，擅榜书。”
“王超英(1899–1988)，揭阳炮台人。长期从事宗教工作。”
也值得惊喜和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至少有两位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是他当学生时跟随过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和古典文学专家詹安泰教授，爸爸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起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两位直接指导老师之一便是詹安泰教授（见高齐云“记冼玉清老师的教导”，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詹安泰先生被誉为“岭南词宗”（见杨媛“一代词宗出潮州：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潮州举行”，《羊城晚报》，2010年12月21日，凤凰网），也还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家（见“詹安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很可惜，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詹先生被打成“右派”，又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受折磨于1967年因癌症去世（见“詹安泰年谱”，潮汕风情网，2010年7月26日；和汤擎民、黄昏“当代词学家詹安泰”，大洋网，2010年8月30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下于1924-25年创建广东大学（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邹鲁应该说是对该大学所有学者们的影响都很大，虽然其影响对后来人像我爸爸不是直接的（见“邹鲁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更难得的是，出生于1885年的邹鲁老校长的生日与我纪念阿嫲的农历生日同日，也与我纪念爸爸的公历生日同日；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阿嫲生日是农历正月初六、即本文前两部分发表的日期，和爸爸生日是公历2月20日、即本文此部分发表的日期（见罗林虎“邹鲁”，南方网罗林虎博客，2009年9月26日；“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和“鄒魯”，《中華百科全書》，臺灣中國文化大學，2005年10月25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还有一位本来很可能会对爸爸有直接影响的在广州的全国有名哲学家，但这位学者在爸爸从文学转到哲学教学、刚开始哲学研究时便因癌症去世。
爸爸后来在他的一本专著的“自序”里谈到他从进入文学到转到哲学的那段个人经历，这里引从1951年到1960年代中期的一部分（见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1951年秋至1955年夏的本科学习时间，先后得到詹安泰、王起、黄海章、楼栖、容庚、高华年、冼玉清、董每戡教授等的亲切教导… 本科毕业时，王起教授免试录取我攻读他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这一切，为我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出现了我意料不到的事件，开始影响我学习发展的轨迹。当时，中山大学正筹备复办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的哲学系，计划选派合适人员赴苏联留学，学习美学，以便日后回校任教。有关领导找我多次谈话，希望我接受这个任务。我听后思想十分困扰，感到难以抉择。… 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和征询师友、亲人的意见，我设想留苏学习美学后，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将重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即把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同意提前毕业，于1956年7月告别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意料不到的事件接踵而来，使我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更大的转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复办哲学系的事一时告吹。二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影响了派遣留苏生的部署。… 这种种情况，既排除了我留苏学习美学的需要，又堵塞了留苏学习美学的可能。组织上从工作需要出发，让我留在哲学教研室担任公共哲学课教师。我虽然表达过回中文系的愿望，但最终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 而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1960年秋，中山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办和招收本科学生，我也转为哲学系教师。在当时中苏分歧全面化和公开化的情况下，留苏学习美学当然全无可能。可喜的是1961年至1962年间，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我还去旁听、学习了有关美学的课程。我从肖前、徐琳、庄福龄等老师的讲课中，获益良多。回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后，我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程。我希望把美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结合起来，作为日后学术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实现我心中长久的爱好及意愿。但是，很快发生了所谓“教育革命”，从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革除了美学课程。我想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了。紧随而来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
我所见到的爸爸的哲学学术文章的第一篇是与黄春生老师合作发表于1960年的，在该刊物同一期里还有哲学家杜国庠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0年第Z1期）。
杜国庠先生是第一位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即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见李魁庆“杜国庠”，潮汕特藏网；黄羡章“杜国庠——潮汕第一位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5日；和“历任领导”， 华南师范大学）。
新来到这相对陌生的领域爸爸一定将会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影响，但杜国庠很快地便在1961年1月因癌症去世，终年72岁。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年轻的“熊茂生叔叔”后来也因癌症去世，以及后来（我姑妈、姑父和）爸爸去世时也是72岁。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杜国庠的墨迹是他写给中山大学1951年毕业生们留念的（见“杜国庠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爸爸那年刚要入学，还年青。
之后像他的回忆所描述，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人事和政治因素使爸爸的教学和研究内容越转越“左”。文化大革命后他挑选了在他后半生领域里受后天性政治干扰最少的内容写了上面引到的专著，还算是满意的；他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大陆曾是过带头的（见”歴史沿革”，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另有一位许涤新，曾是中山大学早期学生因而或多或少地受过邹鲁的影响，并曾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帮助。
1925年周恩来带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到汕头市时，年轻的许涤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并是潮汕地区最早加入共青团的青年之一，而杜国庠则被周恩来任命为金山中学校长；当时周恩来极力鼓励金山中学扩建为“岭东中山大学”，但未能如愿，而当时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广东省革命政府教育厅长则是后来（本文上一部分提到过的）1960年代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见黄羡章“许涤新——中共经济统战工作的最早开拓者”，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2日；和陈汉初“周总理曾力促金中办成“岭东中山大学””，《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4月17日）
许涤新在1926年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但那年邹鲁的校长职位已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政治上更“右”的学者戴季陶取代（见“中山大学校史：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校史：戴季陶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校史研究室）。
很快地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手的1927年，许涤新被中山大学开除，好在命还保住了。1929年许涤新入国立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后杜国庠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又在1933年5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那年我爸爸才出生。到了1960年爸爸的第一篇哲学学术文章和杜国庠的文章在同一刊物的同一期发表、如爸爸回忆的中国政治不断地往“左”去的时候，许涤新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作为经济学家的许涤新与哲学家杜国庠两人为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61位里潮汕地区就有两位，而且像阿公和阿嫲恰好分别是揭阳县人和澄海县人。（见黄河“融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许涤新”，原载《潮南》，潮汕风情网，2008年8月30日；“许涤新的经纶与世用”，《中国报道》2010年第1期；和陈晓航“许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原载《晶报》，揭阳新闻网，2010年2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后，许涤新终于成为新建的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因癌症于1988年即我阿公同年去世但比阿公年轻几岁，82岁左右跟阿嫲1980年去世时的年龄接近。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许涤新的墨迹（见“许涤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是他题给吴南生留念的宋朝词人陆游（陆放翁）的诗《快晴》的两句：
“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後梅。”
想想阿公启蒙我的著名毛主席诗，再想想阿公喜爱的周敦颐名句，真希望许涤新先生的“陆放翁”喜悦心情能被更广泛更多地兑现。
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妈妈被“抄家”时，这些潮汕书法家里邹鲁已于1954年在台湾蒋介石亲自登门恭贺他70大寿的10天后便去世（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有点“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味道但所谓七十只是虚岁，69岁而已；杜国庠在1961年72岁不满时已去世；而詹安泰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离世时没有古稀之运，才65岁左右；这时只有许涤新仍健在但也开始被迫害批斗关押数年。，
广州市妈妈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是来自潮汕地区的退休基督教牧师，已算很幸运了。
中国的官方户籍制度是很严格的。阿公阿嫲在1959年从潮汕地区搬到广州来帮爸爸妈妈抚养我、入广州市户口被批准时，妈妈填户籍表报了阿公的职业为“教师”而没有提“牧师”；这并非完全不对，因为阿公在当牧师的同时还在教堂附属的小学兼授“国文”课，所以也是一位教师。
1960年代在广州，阿公阿嫲每周日都有去基督教堂参加礼拜，主要去住家附近的小港堂，在小港路153号；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跟阿公阿嫲去那里礼拜，但阿公阿嫲没有安排过我受洗礼，大概因为爸爸不是基督教徒，而且阿公阿嫲也没有像在潮汕地区时那么活跃因为他们特别是阿公对广州话不很熟悉；今天小港堂已被安排迁移去天河区，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第一座新建的基督教堂 — 天河堂，并起广州市基督教会的中枢纽带作用（见“天河堂简介”，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建元舅舅”读书的工学院当时在天河区。
妈妈和阿嫲告诉我，在1966年妈妈被“抄家”的几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一些陌生人突然来到小港堂登记参加礼拜的教友们的名字和住址，但阿公阿嫲因为感觉不适这段时间没去教堂，故没有被登记。我读到的一篇“破四旧”回忆文章指出这些户口和登记资料对“抄家”的重要性（见徐友渔““破四旧”无恶不作 《人民日报》叫“好得很””，摘自《1966年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华网，2005年8月19日）：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
所以阿嫲后来经常说，幸亏有“主的保佑”，教堂被登记的星期天阿公阿嫲没有去，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来“抄家”时又正好是星期天、有两位潮汕地区来在广州读大学的“舅舅”们在家跟“红卫兵”们讲道理，免了阿公阿嫲的灾难。
但实际上阿公是已经被错误地批斗过的。在1952年土地改革时阿公被他任牧师的教堂当地的农民当成地主对待，被打到卧床不起几个星期，到后来农民们发现他跟教堂的田地没有关系才停止批斗他。当时“建元舅舅”可能还跟着阿公阿嫲生活，但妈妈已随大学生工作队在另外的农村地区参加土改运动，所以也知道成为土改对象有多么不幸；所以妈妈后来在广州报户籍时称阿公为“教师”是有先见之明的。本文上一部分也曾谈到广东土改的一些弊病和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一些在我个人环境周围曾出现或见到的“祸不单行”现象。阿公这次虽然没有被“抄家”，但后来在1970年代中期我们家住在大学校园里时他有一次在校园外集市买菜回家路上在我念书的中学门口附近被一辆卡车的侧面撞倒了，好在没伤筋骨，但司机下来看一下后便驱车扬长而去。阿公当时已是70多岁人，大腿上大片的红紫瘀伤数月后才痊愈。
我是应该在1966年秋季7岁多时入小学念书的，在1965年6岁多时我曾经报考过在住家附近（可能在同庆路上）一所海珠区入学年龄低一年的实验小学但没有被录取，但妈妈被“抄家”批斗后家里再也不愿让我进附近的小学。我记得很多时间跟爸爸在他的大学教师宿舍住，自己学习，不记得秋季开始时有进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大概因为我们家在大学校园区没有户口。过没多久阿嫲便第一次回汕头市探亲，带我一起去，等我们在冬季回到广州时家已经搬进大学校园里我也就可以在附属小学读书了。从这时开始我见到或听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我不久前的一篇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专门讨论。
跟阿嫲到了汕头，那里的精神面貌比起在广州感觉好多了。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阿嫲林珍华原籍是澄海县盐灶乡人和阿公阿嫲原来在盐灶乡住。阿公阿嫲在盐灶乡住那是因为阿公是盐灶基督教堂的牧师。从盐灶出来的、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最早的西医生之一，也从盐灶出来的、女纺织手工艺家林赛玉是中国两大抽纱工艺之一的潮汕抽纱的发明人。
今天，盐灶被誉为潮汕地区“天主教、基督教教会活动及西医西药和抽纱工艺等文化最早发源地”，潮汕人对其推崇不亚于对毛主席的怀念，这从本文上一部分多次提到的广东著名重要报刊“羊城晚报”于2009年12月24日为那个周末的圣诞节和毛泽东生日在“潮汕文化”专栏安排的内容里，可窥其一斑（见“粤东周末”和“粤东周末：潮汕文化”，《羊城晚报》，2009年12月24日）。
阿公在盐灶任牧师时兼授“国文”课的教堂附属小学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学校，被名为“至善小学”（见陈卓坤“潮汕教会女学知多少”，原载《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2月16日，潮汕特藏网；和“盐灶”，维基百科）。正如宋朝文人王伯厚之“三字经”所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见“《三字经》的核心思想为何来自孟子？”，原载《中华读书报》，国学网，2008年6月27日），阿公对我的启蒙教育用心是“至善”的。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公阿嫲如果还住在潮汕地区的话，当时风波灾难大概少不了。但他们已搬走多年，而留在汕头市的我的大舅父即阿公阿嫲的三子三女中最大的、还有我的小阿姨即妈妈最小的妹妹，都是凭自己工作建立事业的：大舅当时是汕头市抽纱进出口公司里一位对产品已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职员，而阿姨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化学工程师。虽然说阿嫲的近亲里有不少的抽纱业商人，妈妈的两位年长哥哥都还是做具体业务的，而从妈妈开始的四个手足在解放后全部上大学了。
与妈妈被“抄家”批斗的境况不同，汕头的大舅家和小姨家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各种问题的群众讨论，或在家里有兴趣地争辩。“建仁大舅”唯一的女儿“素娴姐姐”跟着一大帮她中学的多数是男性的“红卫兵”们到外地“串联”去了，有没有到了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记不得了，但“素娴姐姐”在家的床便成为阿嫲和我的床。这些活跃的政治活动是不含暴力的，唯一的例外是大舅的长子“伯虔哥哥”，学习、体育、表现全拔尖的高中生成为汕头市一个“红卫兵”大组织的领头之一，后来还在带领“红卫兵”们冲击市公安局时被楼上砸下来的砖块打到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
“伯虔哥哥”太忙了，不多见，但大舅家的其他表哥们带我去离“外马路”家不远的海边拣贝壳，和在近一点的解放军军分区干部宿舍旁边的篮球场上教我打篮球；可惜“伯虔哥哥”没空，他可是校篮球队中锋，后来在广州读广东省粮食专业学校时也是；1980年代他在美国堪萨斯州进修面包制作时我就不知道了，白人的个头高多了，学院在美国前总统、原二次大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家乡地区的曼哈顿市这我的第一篇博文“Greeting the New Millennium – nearly a decade late”有谈到。从美国回来后他还当过汕头市粮食局的副局长呢。
阿嫲的母亲姓谢。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我的接生医生，即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的嗣女、终身未婚的邓京育医生，她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的抽纱商人父亲是阿嫲的谢姓表弟；本文上部分曾提到1990年亚洲小姐吴绮莉，亦即“小龙女”的婚外妈妈，她的外祖母是阿嫲的谢姓表妹；还有潮汕地区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師谢雪璋牧師也是阿嫲的表妹，她在文化大革命里有被批斗（见陳潔光“潮汕實地考察之旅”，香港基督教潮人生命堂；和汕头教会“谢雪璋牧师，我们怀念您”汕头基督教会讯20期）。
1966年和阿嫲在汕头，阿嫲的谢姓表弟们不少是原来做抽纱业生意的，他们家请吃饭时有大螃蟹；在小姨和姨丈家吃饭时有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有名的“薄壳米”、和小田螺；但不管在汕头哪里总会吃到鲜美的蚝烙（见“汕头蚝烙”，博雅特产网）。
我是在汕头时第一次学弹钢琴的，虽然我在广州的基督教堂也见过和在妈妈的中学里玩过。阿嫲的亲侄女“爱辉姨”给我上了几次课学最基本的一点点，那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多年前妈妈读中学在她家寄宿时曾弹的。
阿嫲有好多个弟弟。最年长的、也即林章造医生牧师的长孙，继承祖志学西医后在盐灶乡开乡村诊所治病；不幸的是“林学道医生”在1949年解放左右时突然去世，死因我不清楚，有说是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共产党吓死的，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冤情或是个冤案。
阿嫲的其他弟弟们是跟谢姓表兄弟们一块做抽纱业生意的，但没到解放时已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只留下我称为三老舅即“爱辉姨”的父亲在汕头看管资产。我到他们那里跟“爱辉姨”学钢琴时，洋房二楼有一个房间的木地板中心已经陷得很厉害，不小心的话真能摔下到当时被政府征用的一楼 — 别摔坏了自己或砸伤了住楼下的市公安局副局长。
三老舅妗夫妇留着最小的孩子“爱辉姨”在汕头陪父母并学音乐、两个立志从医的儿子“明理舅”和“明德舅”在中国读医学院，送其他的子女们也去澳大利亚。今天只有长子“明理舅”还在中国，是在武汉地区工作的很有成就的妇科专家，虽然“爱辉姨”的姐姐曾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夫人的身份在北京住过几年。
邓京育医生的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不算，我认识的谢姓表舅里也至少有两位，“景阁舅”和“景开舅”，在中国大陆读医科毕业后工作了不少年。
第一次到潮汕地区，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还有潮州市，潮汕地区的前首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汕头成为通商港口之后其中心地位才逐渐被汕头市代替。潮州市区在沿着韩江的山丘上，风景幽美还带有不少古式建筑风格，包括纪念曾任潮州刺史的唐朝大文人韩愈的（见“文化潮州”，潮州市图书馆；和“潮州:一个执着文人与一座城市的传奇”，原载《北京日报》，中国文明网，2010年6月29日）。
大概是刚过了1967年的元旦不久，我便随着阿嫲回到广州。这时我们家已搬进大学校园，我也就正式开始在校园里的小学入班念一年级。
我的个子高瘦，从小学入学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将坐教室的最后一行。一直到离开这小学校前，坐我身边的是优秀贤惠但执着地严格的女孩“杨俊慧”，而坐我前面的是聪明能干但会耍点子的男孩“袁凌”、即爸爸的同事“袁伟时叔叔”（见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的小儿子。挺有意思的名字，但别以为“杨俊慧”的父亲是爸爸和“袁叔叔”的系主任、与毛主席同为湖南籍并紧跟毛主席红得发紫的杨荣国教授（见凡歌“杨荣国：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原载《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中大子弟网；和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那是“杨淡苇”。“杨俊慧”班长的父亲是物理系教师，而她的好朋友“钟苹”同学的物理系教师“右派”父亲刚跳楼自杀死了这我不久前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
（转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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