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部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左派政治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除了各门课程里充满了的革命内容和背景，每星期还有几次正规的政治学习。本文第四部分提到的、在小学四年级时我被同学朋友“袁凌”启引到有关林彪副主席指示与毛主席指示有否不同的讨论、再被他向班主任“罗德贞老师”报告我说了林副主席坏话的事情，记得便是在一次政治学习后发生的。
从小学一年级课程开始我们就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和三年级时，语文课和政治课开始有整篇文章内容，我们便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在五年小学教育完成时，我能回忆到的在政治和语文课程里学到的毛泽东文章的全文或大部分，应该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二卷里的“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工人》发刊词”，第三卷里的“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及第四卷里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的哲学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应该是到了中学我们才学的全文。
至于我自己，小学毕业时“毛选”四卷里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应是翻阅过的了，虽然并不全懂。
当时毛泽东选集四卷里的文章基本上是按年份时间排列的（见“毛泽东选集”，百度百科），所以实际上勾划出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进化演变过程。
从一开始，即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几年内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革命策略的设想，毛泽东就很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的立场上，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在其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对在它们之间的阶层，他认为：“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等等。（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人民网）
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评估是以其对革命的态度为准，那么该人的革命态度从毛泽东这种相当严格的分析看来已由其所在的阶级等级的属性所决定。“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新华网）
当然也简单得很！
在毛泽东大声赞扬农民运动这个“奇勋”的几个星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决裂，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不得不作退一步的调整，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表示接受。“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
这种妥协在毛泽东看来是共产党对外的策略而并不代表共产党人自己的原则。“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见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战争后，中国学生、青年民众的抗日精神高涨，许多人投入到共产党的抗日运动中，包括去延安参加革命，这使毛泽东对有小资产阶级背景或受其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态度变得有更多一些的接受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 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见“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1919-2009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赛乐网）
这个新的民主主义立场这时在毛泽东看来是中华文化创新的一个根本的方向。“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即归根到底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见“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新华网）““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新华网）
毛泽东对共产党人和在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化严格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争取全国民心的较量斗争中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背景。“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几年前毛泽东谈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到这时已变成“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了。难道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个性这时对毛泽东来说又不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了而是可以“自由发展”的？
毛泽东在1946年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会面谈话，更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殖民主义宣传攻势扩展到广大美国民众那里（见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广西横县人民政府）：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
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不久后，在1946-49年内战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力量的对比由共产党处弱势向共产党占上风的迅速改变，使得毛泽东可以考虑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并未真正开始的现况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可能。美国对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继续支持使得毛泽东可以经由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殖民主义政策回到其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的的无产阶级纲领，并带领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完全打败国民党。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列宁，那么毛泽东是准备成为中国的斯大林的。“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确定了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写了一封给苏联的信，当作他的一份遗嘱。”（见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对毛泽东来说，西方帝国主义的外部威胁使得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有根据可以采用斯大林式的革命策略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并且此后管理国家的手段也可以更为绝对化。““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 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凤凰网）
在毛泽东即将建立的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中间民主派知识分子是会被共产党当作“右派”对待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见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求是理论网）
当时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是什么，毛泽东有谈到。“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见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中国评论新闻网）
杜鲁门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和艾奇逊国务卿代表的对华政策不希望中国打内战、不愿意参加中国内战但也不让共产党通过联合政府取得比国民党更大的权力优势，这点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毛泽东已预料到。“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当然在说这些话的四个月前，毛泽东已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共产党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与美国政府的意愿相反，它所调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纷争的最后结局是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及之后毛泽东逐步地、全面地推行的无产阶级纲领，从1952年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进入其经济上和制度上的顶峰，并更在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里达到其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巅峰。
按老师的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很认真的，但我从小的性格就是喜欢自己思考想象但不倾向激进。课余更多的政治阅读与爸爸是研究马列主义的大学教师的家庭环境很有关系。
记得大约在小学二年级初时，老师布置了一个很特别的‘忆苦思甜’作业，要求每人回家向父母了解家庭历史后写一篇关于自己家庭在解放前有多苦、在解放后有多幸福的今昔对比作文。
我那时已懂事，知道外祖父阿公在解放前是基督教牧师也是小学教师，按妈妈的意思就简短地写了：阿公以前是小学教师，家庭不可能支付下一代的高等教育，妈妈的哥哥们十几岁就去做工，多亏解放了妈妈和她的弟妹们都能上大学。
爸爸的脾性犟一点，家庭情况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爸爸此前已告诉过我：我祖父爷爷是江西农村并不富裕的出身，年轻时到附近的吉安市打工做店员，后来跟老板跑上海时间长后积蓄了一些钱，也就在吉安有一点“小工商业”了。我当时准备写跟妈妈的情况相似，即爸爸也是因为解放了才能够上大学并还成为大学教师的。
爸爸坚决不同意我这样写他的家庭背景。他说：你写爸爸解放前家里原来很穷，冬天烧不起“火塘”，父母生的几个孩子都因此得病死了，只有最小的两个即爸爸和我的姑妈活下来了。
我跟爸爸争辩说，你是告诉过我几位比姑妈更大的哥哥姐姐没活到大，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爷爷是个店员总不至于连火塘也烧不起。这时爸爸对我发火了并说：如果你不愿写我写了你带去交，为什么小学老师要了解学生那么多家庭历史？你就按我说的写。我只好将爸爸的意思写进去了，但总觉得不自然，是我学生时期写政治作文时感觉最不恰当的几次之一。
直到今天我也仍不清楚爸爸的其他哥哥姐姐们为什么会全部在童年夭折了，很遗憾的人生。我曾在本文第三部分引过的爸爸的一本专著的“自序”谈他从进入文学到转入哲学的经历，在这“自序”里边他也谈到一些家庭历史（见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我的故乡江西吉安，故称吉州、庐陵，历史上名士辈出。我幼年时，就从长辈那里听到欧阳修、文天祥的故事和诗词。先母李凤娥出身江西吉水一个大家庭，她常带我去探望娘家的亲人。当我读小学时，就在那里看到陈岳修撰的《唐书》、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和他的《欧阳文忠集》、杨万里的《诚斋集》、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并且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故乡先贤的风范和他们优秀的诗文，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先父高华生是位商店店员，远在外地工作。但他关心子女的成长，回乡探亲时往往带来一些新书，其中就有鲁迅、茅盾、巴金等的著作。这些现代中国文豪的名著，也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
既然祖母奶奶“李凤娥”是“江西吉水一个大家庭”出身，那么爷爷“高华生”这个商店店员在结婚后可能会得到女方家庭的一些资助来开始他的小生意，至少娶了这个妻子所成的家不至于其开头几个孩子都因冬天受冻病死吧？
江西吉安地区的吉水，那可是毛泽东的祖籍来源地，其祖先毛太华在元末明初时从吉水县八都镇龙城迁往湖南湘潭成为韶山的毛氏始祖，毛泽东是他的20世孙（见“江西吉水建成毛泽东祖籍渊源展示馆 拟5月1日迎客”，2011年3月18日，新浪网；和毛凌志“毛泽东女儿李讷再次回祖籍吉水拜谒先祖并参观“毛泽东祖籍渊源展示馆””，2011年10月24日，中国吉水）。与湖南相邻的吉安地区的井冈山又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割据的大本营，他在那里写下了前面引到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还攻占过吉安市在那里成立工农民主政府（见“红色根据地井冈山是何人给毛泽东推荐的”，2008年11月4日，深圳新闻网；张涛之“毛泽东移军下吉安 杨开慧慷慨赴刑场”，摘自张涛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2009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李兴文、杜宇“星星之火映天红（伟大历程）——记井冈山道路”，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5月19日，西北民族大学）。
不过到了爸爸出生的1933年，红军的苏区已经扩大了而且其中心移去靠近福建的瑞金，毛泽东在那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见肖居孝“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群”，2009年8月7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从我所知道的来说，爸爸的家庭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开明地接受的。虽然在1950年代爷爷便退了休而他开的丝绸布料铺生意也被“公私合营”了，但本文第二部分已提到我的“高冰如”姑妈与东北南下的解放军转业干部“潘义云”姑父两人在家庭上结合并在工作上合作，在吉安市继续发展这个领域的事业。
但在文化大革命将无产阶级纲领大力推进到顶点、从而回到了毛泽东在他开始革命对中国社会所作的按阶级等级的分类时，‘开明’已是不够的。奶奶大概在1960年代末去世，之后不久爷爷便被遣回他出生的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为什么呢？因为爷爷原来在生意做的好时在老家买了一点田地，按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做嘛，但当然自己不可能在那里耕种而是雇人耕种的。这在农村算是“地主”类的，所以到了这个“阶级斗争”的社会阶段一个70多岁的老人便得回农村单独居住、参加体力劳动并接受监督。幸好老家离吉安市不远，姑妈姑父不时可去探望他。
所以在1970年代初的几年里，如本文第四部分所回忆当时爸爸是中山大学“文革写作组”的成员，达到了多次到北京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参加撰写革命文章的巅峰状态，但他的父亲在同一时期是回在老家农村被按地主对待接受劳动改造的，虽然爷爷已离开家乡几十年而且在吉安市属于开明的“民族工商业”人士。
妈妈的家庭情况其实也有一点类似的问题。本文第三部分曾提到阿公阿嫲1959年从家乡汕头地区来到广州帮妈妈护理刚出生的我时，妈妈将阿公的身份报为退休的“教师”而不是“基督教牧师”，后来阿公阿嫲到文化大革命时便没有受到冲击，而之前阿公在土地改革时已被误当教堂田地的“地主”批斗殴打过。但阿公王超英的父亲、即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书法家的基督教传道人士“王资深”，不是正式牧师而有兼做生意，并在家乡也买了田地，所以后来（如第三部分所提到）在1968年大学校园里“红卫兵武斗”、妈妈的表弟“维三舅”带我到揭阳县他家去回避时，他带我拜访的在阿公祖家揭阳炮台镇塘边村居住的阿公四弟即我的“四老叔”，是被划为地主成份的。
在江西吉安地区井冈山旁的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家乡永新县也有一个塘边村，毛泽东与贺子珍是1928年在那里的农户徐仔虎、周香姬夫妇家结婚的；当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与子女还在湖南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仍未牺牲，但毛泽东与她们联系信息甚少（见“毛泽东再婚后：得知杨开慧还在世深感内疚”，摘自史一帆《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2008年6月29日，天水在线；“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转折点：塘边遇险”，摘自陈冠任《贺子珍》，2011年6月21日，人民网；和刘志宏、尹小林“毛泽东江西永新塘边村旧址整修一新”，2011年9月19日，光明网）。
我在本文第四部分曾提到，在1930年代贺子珍在苏联学习、收听塔斯社广播时才与同学们一起了解到毛泽东在延安已与江青结婚，以及目睹该景的林利女同学后来在1980年代曾与爸爸和其他马列主义哲学学者共同编写书籍。
但那也不一定是最可怜的了。杨开慧牺牲前不知道毛泽东已另有妻子、拒绝了与他离婚保住自己生命的条件（张涛之“毛泽东移军下吉安 杨开慧慷慨赴刑场”，摘自张涛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2009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而像我们“文革”上学的孩子们，根本没正式听说过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只知道杨开慧烈士、和毛主席与“中央文革”领导江青同志的女儿李敏、李讷姐妹，虽然李敏其实是贺子珍的（见康华清“向父亲反映江青的问题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2005年6月30日，中华网）。我还是在中学时期听了本文第四部分提到的北方家庭背景的齐向前同学谈起“高干”私事，才知道有贺子珍这个人。
在小学低年级时，老师要求我们写‘忆苦思甜’作文，更给我们讲革命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出身于“上中农”家庭，也即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里称为“自耕农”的。之后有些同学便私下议论说：按毛主席的分析那也并不是很革命的啊，比不上“下中农”（即“半自耕农”），更比不上“贫农”。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大家才从文章报道中了解到原来毛主席的普通农民父亲因为精明能干自己发财成了韶山最富裕的人家，应算“地主”的，至少毛泽东自己承认是“富农”，但毛泽东十几岁时便出去读书之后参加革命了。不但如此，严格地说来毛泽东本人也当过“地主”，因为他父母在他与同志们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便已去世，均享年52岁，家产由毛泽东这位长子继承。即便在他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革命时期毛泽东仍有回家乡，也有用资产帮助革命，是位“红色地主”。（见“家庭成分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出身贫农还是富农？”，选自田树德《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2009年12月8日，凤凰网；和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网）
这也使我想起姑妈姑父去世时都是72岁左右，而只有一个养子，在本文第二部分提过的，很可惜。
这样的革命理论和个人现实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感觉，当然在绝对权力管制下参加阶级斗争的老百姓不知道真实情况，只可以相信。
孙中山提出的、共产党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可贵的，但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平均田地消灭富有阶级进而集体化建立的、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其优越性主要显示于与中世纪封建农奴社会的人身对土地的依附及对土地拥有者的从属制度的比较：农民还是没有自己的田地，不过田地不属于富人们了，在实践上属于各级共产党和政府集权机构，农民和各界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和活动空间则仍完全依附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生产或工作单位。不难想象为什么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其极端制度便马上开始松解。不过中国的马列主义研究学者们对马克思原生形态学说在这方面的启示原来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见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2005年9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和张奎良“马克思对封建制的界说——读马克思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兼论马克思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2010年第3期，哲学研究）。
将前面引过的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的话语再看一遍，便能看出毛泽东的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政治依靠和使用贫苦民众的报复心理多于社会发展愿望，代表他们的部分自然意愿而非一定根本利益：以前资产阶级专有的要被倒过来变成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和以多数民众为基础的但后面这点在实际制度上并没有保障，而主要依赖于无产的比资产的对老百姓的苦与甜更有亲身感受这种朴素心理——这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超越了传统阶级固有制的时代已经是片面的而且束缚了带创造性的生产力。毛泽东的父亲、还有像我爷爷，都是务农做工创业起家的，而革命的毛泽东反而继承了“地主”父亲的家产，这难道没有一点‘讽刺性’？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至少在经济领域方面努力改变这种制度状况。爸爸在他主编的、198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概论》的“绪论”里指出：
“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集权制度在其实践上不但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要，而且在他的后期使得农业和大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商品经济和科学创造性生产力被完全束缚。这落后的生产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社会制度原因，这在今天是能看清楚的了。
对与共产党革命看法不同、或思想不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和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排斥打击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和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小时耳听目睹的“文化大革命”本文前几部分已回忆了不少，但这种排斥打击是从共产党革命的早期开始就很严重的，而且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时在1939年12月提到：“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见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中国地质大学；和黄金魁“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原因考察”，《湘潮》2010年第1期，惠州学院教学资源网）
但当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后，这种毛泽东已保证不再发生的排斥性心理和做法很快地又开始了。
阿公所属的中国基督教界里，有不少开明人士对共产党、特别是其宣传的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是支持的或有同情心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在1928-32年受共产党江西苏区革命影响的福建汀州基督教“福音医院”傅连璋院长医生，他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说服下将整所医院迁到瑞金成为“中央红色医院”，到了苏区后才知道共产党的“肃反”政策很严厉、自己的医生女儿女婿均被当作反革命枪毙而自己也几乎如此，还有共产党内的等级观念也很严格，即使在他成为共产党中央领导医务保健工作负责人后若不成为共产党员或不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政治会有危险的；但不管如何傅连璋最后还是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劫运。（见余茂春“毛泽东的另一位私人医生傅连璋”，北美行；王凡“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中共河北历史网；和黎勤、郑淑芸“毛泽东保健医生傅连璋称林彪吸毒”，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4期，2011年03月28日，腾讯新闻）
傅连璋是在1925年反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时接替英国人成为汀州基督教福音医院院长的，而“五卅运动”浪潮推动了全国性的“非基督运动”，当时周恩来带领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到潮汕地区，也在汕头直接领导了当地的“非基督运动”来收回教育权；这个运动赶走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使得华人得以承担重要的传教工作和现代教育工作，被认为是基督教在中国自治、自养、自传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见习五一“简论近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和秦梓高“周恩来带领民众收回汕头教育权”，原载《汕头日报》2009年8月29日，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特藏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在1950年大规模地开始的“三自”爱国运动更使天主教和基督教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见赵晓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初始”， 2009年2月23日，中国现代史网）：
“周总理… 谈话给基督教领袖们“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当代表们把基督教会自1920年代以来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和实践告诉周恩来时，他不但表示赞同，而且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守的途径。”
但实际上华人担任重要传教工作、朝“自治、自养、自传”方向发展的过程是早就开始的了，至少在阿公王超英任牧师的汕头地区盐灶教堂。它不但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教堂，在1849年创立的，还是第一所由华人担任牧师的教堂，早在1882年就开始的传统，而在阿公主持的1940年代其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
“自1849年2月12日黎力基牧师莅临盐灶，在港头社租得林元章之佩轩书屋居住布道，揭开盐灶基督教历史的序幕，在之后150多年的历史中，盐灶基督教的发展虽经历曲折，但总体趋势不断发展壮大。…
…
1941年王超英牧师在职期间先后成立了圣歌班、青年团契、儿童主日学、妇女团契、成人主日学等各项圣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抵御外族侵略和争取全国解放发挥了团结民众、共同斗争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
与黎力基牧师华服传教相映成趣的，是在黎离开盐灶几十年后，教会方面迈出了对基督教本土化更有深远意义的一步：聘请本土牧师。“一八八二年盐灶堂与孚山（即浮山）、黄岗、柘林等会联合聘请陈翁树銓为牧师。查岭东大会属下堂会，聘请国人为牧师者，以盐灶为首；而国人在岭东任牧师者，以陈翁树銓为初实。”
阿公王超英牧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抵御外族侵略和争取全国解放发挥了团结民众、共同斗争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1949年10月2日主持了教堂一百周年纪念仪式，那天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之后他有被邀为澄海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但不久后土地改革他便被拉去当成教堂田地的“地主”批斗了。
从土地改革开始，澄海县的农村教会全部被停止活动一直到1980年代。如陈斯存牧师所说（见陈斯存“野芳虽晚不须嗟——珍惜“基督教三自爱国”成果的体会”，汕头基督教会讯21期）：
“倘若“三自”是共产党的产物，哪会上下政策不一致？他们肯定会两手抓：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一方面让基督徒去爱国爱教。哪里还会叫教会“活动停止”和“堂宇征用”的憾事发生？这时地方党政还没有看好“三自”，“三自”真是“春风疑不到天涯”，吹不到我们村镇教会。
难怪有人说：“五十年代是大城市的三自，六十年代是省级的三自，八十年代是县级的三自”。我们澄海的村镇教会，要在三十年后，才沐得三自春风。这是主安排的时间、是主的恩典，是主里弟兄姐妹的共同努力，和干部群众的认可才成的。”
这么娓娓来迟的春天很值得感叹，但毛主席早在1927年已经说过，孙中山国民革命四十年要做而没做到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
从林春雨文章和陈斯存文章看到，在1950年左右澄海县至少有十来所教堂和1600多基督教徒，而盐灶堂就有800多人，占全县半数左右可见其特殊地位。
阿公当时虽只是个乡村牧师，但他的教堂和阿公阿嫲的基督教家庭历史可以说是基督教本土化、努力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这个过程的见证。这篇博文这第六部分我选择发表的日子就是为了纪念阿公在农历10月14日的生日，今年在公历11月9日。
阿公阿嫲在被迫离开盐灶教堂工作后，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是很不容易的，但他们仍很爱国。在1950年代阿公阿嫲继续居住盐灶，当地政府农会征用了教堂屋宇但有将牧师住屋留给他们，而在汕头工作的我的“建仁”大舅一家则经常帮助关照；阿嫲的性格我从小就了解，她会不停地虔诚祷告、乐观期望，但这回‘基督的奇迹’没有出现而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连牧师屋也被征用了，阿公阿嫲便在1959年迁到广州来帮妈妈扶养我。到了1960年代经济困难时，阿公阿嫲唯一不在中国大陆的子女、妈妈的另一位哥哥我的“建勋”二舅想请他们移民去他香港家，因为有香港教堂要请阿公作牧师，但阿公阿嫲表示我年纪小，他们愿意留在广州照顾和教育我。
在1950年代初，盐灶教堂附属的的“志上小学”（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也即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至善小学”，也被关闭。当时小学校长、基督教之江大学毕业生、已故先贤林重三牧师公子和阿嫲堂弟“林子良”便申请移民去澳大利亚做“潮汕抽纱”生意了，（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谈到）潮汕抽纱可是历史上盐灶基督徒女工艺家“林赛玉”的发明。到了1960-70年代，妈妈惯称为“七叔”的林子良先生基本上每年都到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次回来都看望关照阿公阿嫲。本文第三部分曾提到建仁大舅在汕头抽纱进出口公司工作，他有时也陪同领导到当时中国大陆商品主要出口渠道“广交会”洽谈业务。
所以到了19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旧址改为“广东贸易中心”时请阿公题名（本文第五部分曾谈到），知道历史的潮汕人士会认为其意义不止于阿公的出色书法。潮汕抽纱在1960-70年代的历届广交会上都很受青昧，为国家政府挣到了不少当时非常难得的外汇。（见张家昌““南国名花”怒放”，197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和“汕头外贸人接力征战“百届广交会””，原载《特区晚报》，2006年10月9日，阿里巴巴网）
阿嫲的祖父、受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邻（William Chalmers Burns，又译宾威廉、宾惠廉）牧师洗礼的盐灶少年出身的“林章造”医生，在1901年成为汕头市的正式牧师，而当时汕头市是一个重要通商港埠，市内教堂的牧师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阿公的祖父“王烈及”、即书法家王资深的父亲，则在此前一年的1900年成为当时潮汕首府潮州市的正式牧师，是潮州市内英长老会的首位华人牧师。（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在潮州历史”，李榭熙教授提供手写本部分，广州市中山文献馆）
1900-01年正巧是“庚子之乱”、即“义和团运动”时期。汕头大学林春雨文章谈到当时盐灶教堂刘泽荣牧师的亲身经历（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
“我们在盐灶堂第二任牧师刘泽荣牧师的《刘氏家谱》中还发现了一个发生在庚子年的故事：“庚子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之乱，窘逐教会，劫杀教士教徒。盐灶堂会辄遭逼迫。公不避艰险，漏夜奔走四十余里，迳投澄海县署，击鼓鸣冤，幸蒙派员镇压，匪氛卒获消弭，沉冤终以得伸。盐灶教徒，欢呼雀跃，感激涕零。”
盐灶教堂《百年纪念刊》里的“先贤传”还提到盐灶教堂家庭出身的潮汕地区第二位华人牧师林芳在（阿公家乡所在的）揭阳县十多所教堂任过牧师——其中就有他于1892年在揭阳县城建立并任最高牧职的教堂（见“基督教世光堂”，揭阳市民族宗教网）——后又任过汕头区会会长。
可见在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不但历史特殊的盐灶教堂早已是由华人自理自传，而且在外国传教士聚居中心地点之外的农村地区的华人基督教堂的自治性也已很大。
义和团之乱对基督教会的损坏和教徒的迫害甚严重，但也促使了外国传教会开始在中心地方也重视提拔华人。阿公的祖父和阿嫲的祖父便是在这时刻被委以高等牧职的，如盐灶教堂《百年纪念刊》中“先贤传”所描写的林章造医生任牧职的背景（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
“林牧师章造… 幼从宾为邻牧师学道受洗，后就吴威凛医士习医，业成问世，旋受延返汕头福音医院襄理医务，兼任汕头堂会执事长老，前后历卅余年。活人救人，有口皆碑。既又辞事旋梓，期月后汲约翰牧师邀任传道，会庚子之乱，牧师应处泰然。一九〇一年，汕头堂会擢为牧师，潮惠长老总会特准汕头长老大会进其名而立之…”
可见林章造当时从汕头市医生改行成为汕头市牧师还开了一个“由下到上”提名的先例。
当然基督教会以华人为主要领导是到了1920年代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之后的事。阿嫲的父亲“林受天”牧师便任过“潮惠长老总会”下属“汕头长老大会”的后身、“岭东大会汕头区会”的会长（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
综合这些家庭历史有关的例子，能见到基督教在广东潮汕地区的本土化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发展过程从1880年代已开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及以历史最悠久的盐灶教堂为中心，还能见到教会在这个本土化过程中受到了反基督教浪潮的打击但也因其刺激而受到促进。到了共产党参加领导的1920年代政治风潮时，教会向完全的“自治、自养、自传”过渡已有了扎实的基础。
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自己带头开始本土化和“三自”的农村教会反而受到土地改革的打击：1950年代时期城市的基督教堂大多在“三自”范围内继续活动，农村地区的教堂则不少被暂时停止活动，阿公曾任牧职的、位于潮州市外韩江下游东北方的官塘教堂和西南方的彩塘教堂均有在土改后恢复活动，与潮汕相邻的、傅连璋原籍的福建省农村教会也相似（见“基督教在潮州历史”，李榭熙教授提供手写本部分，广州市中山文献馆；“宗教概况”，官塘镇人民政府公众网；和李少明“现代福建基督教的历史总结（1949——1964）”，2011年5月10日，福建社会科学院）。但土改开始时王超英牧师主持的、为潮汕基督教历史和华人自理自传历史先驱的盐灶教堂及以其为主的整个澄海县十多所教堂，反而全部被打入冷宫长期关闭。
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提倡“三自”是为了赶走外国传教会、使一切归由无产阶级领导，而非真正允许“自治”。
土地改革结束两、三年后更广泛地在城市开展的“反右”运动，打击了不少很有才华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本文第三、四部分提到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书法家的、爸爸的中国文学教授詹安泰便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想一想也不奇怪：詹教授那么喜欢古典文学里的“现实主义”，《诗经》就不说了，还有南唐李后主李煜的词（见吴二持““岭南词宗”詹安泰”，原载《潮州日报》，2007年7月22日，麓园轩），但那并不是‘革命现实主义’；爸爸在他指导下对李白诗的研究也有点头脑发热，像第五部分引到的：“… 当时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在李白诗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的优秀诗篇的内容都能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愿望相一致，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性”，对比一下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时的著作看怎么说李白的：“胡乱享乐，自鸣得意”。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些再好也不过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作品。
在与基督教密切关联的西医学方面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华人早期学习和实践、但不完全的本土化过程。开创潮汕基督教历史、建立盐灶教堂的（瑞士）德国巴色会（Basel Mission）黎力基（Rudolf Lechler）牧师首先将西医药带进潮汕地区（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和吴绍雄“潮州西医药的传入及发展百年述略”，2010年7月21日，潮州日报）。在1860年代传教士吴威凛医士（William Gould，又译吴威廉）来到汕头市后，阿嫲的祖父林章造跟他学医，之后又在吴威凛创建的潮汕第一所西医院、“福音医院”（见陈楚金“汕头埠医院溯源”，2011年8月19日，汕头特区晚报）做医生，到了1900年准备改行成为牧师时林章造医生已在医务界工作了三十余年，如前面所引到。
比林章造年轻近十岁的林起医生的西医术更是远近闻名。他在大概10来岁就到新创建的汕头福音医院学习，虽然应该是比林章造晚几年进入西医学业，但到了林章造医生改行为牧师的1901年时林起可能已是该医院的副院长了；林起医生又曾协助潮州福音医院（又名宾为邻纪念医院）的建立，后来还在那里任过院长，是一位深受民众赞扬的“治盲名医”；他的二兄就是林芳牧师（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和“治盲名医林起”，2007年1月15日，潮汕网）。另一位汕头福音医院出来的早期华人医生肖惠荣在1913年也曾任潮州福音医院院长（见刘瑞瑾“留住文化留住根——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纪事”，2011年4月10日，汕头日报）。
所以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非基督运动”时期、傅连璋接替英国人成为福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时，从潮汕地区的例子来看华人的西医药在此前已发展到了有相当程度的地位，两位华人当过福音医院院长。当然傅医生将整所医院搬到瑞金苏区参加共产党革命那是很难得的，而在潮汕地区已有扎实华人西医基础的潮州福音医院反而在1930年代被完全关闭，可能与日本的入侵、占领有关（见“基督教在潮州历史”，李榭熙教授提供手写本部分，广州市中山文献馆；和吴绍雄“潮州西医药的传入及发展百年述略”，2010年7月21日，潮州日报）。
可以说，赶走外国人将管理权收回到中国人手里、无论是在宗教、教育或医药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建立中国自己的、真正本土化地吸收、掌握和运用西方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的途径方式更为关键。1925年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得汕头市所有教会学校开始接受市教育部门的管理（见秦梓高“周恩来带领民众收回汕头教育权”，原载《汕头日报》2009年8月29日，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特藏网），但像本文第三部分曾谈到当时周恩来支持的汕头办公立大学的设想还是在他任国家总理二十多年过后他已去世的1980年代才实现的，而且还得倚赖于潮汕籍港商李嘉诚的带头和长期捐助（见陈汉初“周总理曾力促金中办成“岭东中山大学””，2009年4月17日，汕头特区晚报；和“李嘉诚先生与汕头大学”，2010年4月28日，汕头大学）。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对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打击更是严重。
在我青少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在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我还翻阅了爸爸书架上的不少马列主义经典书籍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看了一些，但不太多因为对经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了解不够，当然像“共产党宣言”那是在小学就已学过的。斯大林的看更少，觉得比较严格但枯燥。列宁的看得挺多，因为他写得深入浅出，风格生动活泼。
列宁在1921年10月14日发表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与之后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前面引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比，其革命乐观性和幽默感毫不逊色（见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党建资讯网）：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凈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凈凈。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凈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8个月的，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在几星期内就彻底扫除了多千百倍。孙中山国民革命四十年要做而没有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
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要做的当然不止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
…
…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制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当列宁看到错误时他表示要改变的态度比毛泽东要诚恳、认真多了，譬如当他提出需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作为过渡阶段时：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它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但列宁发表该文章两年多后便去世了，才53岁多。斯大林掌权后，很快地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官僚终身等级制度，加速推行国家经济的重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公社化，而被从中世纪农奴制度释放不久的农民们便在实际上成为了集体农庄的从属者及其土地的依附者。（见叶书宗“不能拒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网；高继文“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放“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爱思想网；和郑异凡“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共识网）
爸爸在他1999年的“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展望”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作分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称为“扭曲的中国文明”时代，列出了这种文明的一些“严重弊端”，指出它不从属于邓小平时代的“新型精神文明”：
“如果抽象地来看，扭曲的中国文明是群体本位价值观，其价值主体是群体，价值取向是群体的需要、利益，价值评价标准是群体的需要、利益是否满足及满足的程度。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到扭曲的中国文明的“群体”概念的内容，既受到传统中国文明的影响，又有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要素。在传统中国文明中，作为价值主体的“群体”是指家庭、宗族、社稷（即封建帝王的家天下），价值取向是家庭、宗族、封建王朝的维系、繁盛，价值评价标准是忠于家长、族长、君主。这种封建宗法价值观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专制价值观。扭曲的中国文明的群体本位价值观冲破了宗法观念，这里的群体是指集体、阶级、国家。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与实际中被扭曲，个人迷信、极左思潮、单位依附制的决定性制约，传统中国文明中封建宗法观念的顽固影响，这种群体本位价值观存在严重的弊端。一是群体本位蜕变为领导本位、官本位。… 二是集体取代个人。… 三是集体窒息个人的主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
新瓶子和新酒都很重要，当然如果是“禁酒政策”则对这些都不在乎了。
（转下部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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