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学历史智慧（四）——青少年时代的部分文化熏陶

（接上部分）

文化大革命十年渡过的青少年时代从今天的常理来说好像应该得不到多少文化熏陶，但由于非普通的学校和家庭环境，我接触到的文化内容虽然比在今天的中国远为缺乏，其范围仍可观，对自己的成长也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影响。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我1966年入小学前妈妈被她任教中学的“红卫兵”们“抄家”，之后应在秋季入学的我便跟阿嫲去了她家乡地区的汕头市，直到我们家在年底前搬进爸爸任教的大学校园后才回来。当时小学有过短期的“停课闹革命”（见陈向阳“停课闹革命”，原载华夏快递，2004年1月21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沈壮海、徐海蓉、刘素娟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学校德育大事记1967~1978年”，2010年5月23日，重庆基础教育网），所以到1967年初才上学我也基本没有损失正式学习的时间。

我上的是“七一小学”，即文革时期的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我们1966级有两个班，每班50个学生左右。我们“一班”同学多数是教师子女而“二班”同学多是学校干部和职工包括工人的子女。后来上中学我们升到市第六中学而他们升去市第五十二中学，这点我的一篇英文博文的一部分，“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3) – when violence and motive are subtle and pervasive”，有讨论过，主要涉及市六中的部分历史作为黄埔军校附属学校的后身。

小学的前两年是在文革的“批斗”和“武斗”动乱环境中度过的，我所见到的或听到的文革武斗事件是我同一篇英文博文的另一部分，“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所讨论的重点之一。

我们家住大学校园的东区但小学在西区，刚开始时多是爸爸有时是妈妈用自行车载我上下学的。中午休息时间在小学附近的大学教工食堂吃饭，然后在爸爸同事“郑云珍阿姨”家睡午觉。郑阿姨的女儿“钟秀红”同学与我同班，在课室里她和“袁凌”同学就坐在“杨俊慧”班长同学和我的前面，而我们的座位在最后一排。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二年级时我便经常和住我家附近的“李忠”和“徐志伟”同学一起上下学，这样多点安全保障因为我身材单薄。那时住附近经常来往的还有袁凌和“高峻”同学，但他们从幼儿园起便已是好朋友，两人一起上学更多一些。

李忠的父亲是工人，徐志伟的父亲是干部，到了三年级时他们好像是与住西区的、家庭有不少海外关系的“陈光炜”和“陈人立”同学闹矛盾，问我要跟那一边，我与他们都有来往，不愿意只跟一派，便开始更多地自己上下学了。

陈光炜是个脾气非同一般的独生子，当同学们的面也经常跟他父亲吵翻天。陈人立的性格则城府挺深，到了四年级便随家移民去了香港。

小学头几年上的语文、算术课，和后几年开始的物理课，虽然其编造都与革命内容紧密相关，但基本的知识有被包括在内，没有很特别的或很难的内容就是了。我自己学习相当用功，成绩通常很好，也有时间看其它书和报纸。我的独立性强，功课都是自己做的而且不喜欢让家里大人看，只在偶尔有问题时向他们询问一下基本道理。

体育课是我的弱点，力气和胆量不够，虽然我很喜欢打各种球，像乒乓和篮球。那时我们住的小楼房旁边和后面的空地是附近男孩们“打翘棍”的地方，我也学玩，有点像打棒球，但身体强壮的进行比赛时我就没份了。用木叉弹弓打鸟我是一只也打不到，打其它目标消遣，或跟伙伴们一起用一头开叉的长竹竿摘取在高树上的芬芳的白兰花，带回家里人人喜欢。

那年龄我很容易患扁桃腺炎发烧，但缺几天课问题不大。那时我跟住我家后面（南面）一栋楼房一楼里的“郑丹”同学和比她大一、两岁的哥哥“郑彬”很要好，因为他们父母是潮汕人和我们的家庭朋友。他们父亲原是校医院护士，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升格为医生；妈妈经常跟“郑医生”夫妇来往，他们对阿公阿嫲很关照，我生病时所用药也经常是郑医生开的。

本文第一、二部分发表的日子是在阿嫲的农历生日，第三部分发表的日子是在爸爸的公历生日，现在这一部分的发表我选择了妈妈在农历五月二十一的生日，今年在公历六月二十二日。妈妈不但是位工作认真积极的中学教师，而且多年来一直打理全家的各项主要事情。

小时候记得有过两、三次逃学，大概在二年级。第一次是因为郑彬一定要我拿一份他父亲开的病假证明后跟他们兄妹俩在大学校园里玩，花了不少时间在校中心、孙中山铜像北面的惺亭。后来觉得有意思我自己也试过一、两次，好像只叫妈妈写一张证明我身体不适的纸条，但我自己在校园里走的地方多一些。

郑医生家养了一条狼狗，有一次把郑丹的手给咬了。大约在陈人立全家移民去香港后不久郑医生也移民去香港工作，到中学时郑丹、郑彬全家都去了。

小学头两年我们的班主任是“江坤”老师，记得他是1960年代前的工人出身，为人开朗，办事踏实。二年级时在江老师带领下我们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比一年级时在小学校园“搞卫生”分量要重的“学工学农”体力劳动，去了两天在增城县的县城旁边，记得好像是搬运农民叔叔们收割的什么、大概是禾草，在大学校园里也有做的。那里公社生产大队安排我们品尝了当地特产、闻名的“增城荔枝”，既大又甜，是岭南荔枝中的佼佼者，宋代文人苏东坡所盛赞、清代慈禧太后品尝过的，其中的“挂绿”后来更创下“最昂贵水果”吉尼斯世界纪录（见蔡宗周“挂绿不仅仅是荔枝”，2005年7月26日，新浪广东；和“悬案考证:宋代文豪苏东坡品尝过增城荔枝”，2010年10月25日，增城视窗）。这与当时颇有植物园风味的大学校园里总办公楼“大钟楼”后面“马岗顶”上的荔枝林（见“校园景观植物分类”，“乱世浮生”，2010年8月17日，和杨海文“康乐园里的植物家族”，“海若海文集：忧伤的年轻人”，2011年3月31日，新浪博客）里既小又涩、而且未熟已被偷摘了大部份的相比，有天壤之别。

到广州市区外农村劳动更久的是从三年级开始每年去花县，一个星期左右，但记得我只去了一次，因为那时身体不太好，在肝炎的边缘。

在大学校园西北邻的“新凤凰村”参加半天或一天劳动就很普通了，包括在公社所属的一个工场。地点我挺喜欢的，回来时可以沿着田埂一边走一边看开阔的景色，再到村中心逛逛，“冯培福”同学家就住村里。别小看一个小村子，大学校医院开的中草药方还得到村中心一条小商业街的中药房去拾药，就隔一道校园西围墙和校门，那里传统式的“福、禄、寿”味道与大学校园里文化革命的宣传张贴环境或老建筑物的洋式风格均大相径庭。

可惜住新凤凰村的农民们即使到了今天也不一定用得起药呢（见薛德升、蔡静珊、李志刚“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医疗行为及其空间特征——以新凤凰村为例”，2009年05期，《地理研究》）。

在大学校园里的农场参加劳动更经常，但不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家住校园，就那么几个熟悉的鱼塘和文革开始后由草地开拓的一些农田；可以在农场部吃大锅午饭，就在“庄志”和“方小强”两位同学住家的附近，但有一回忘了哪位同学在饭里吃出一只蟑螂，我的胃口一下就没了。

难以想象的是，近年来我的母校的小学生们还会在学校午餐里经常吃到虫子，并患食物中毒，据说是因为部分老师和家长对大学食堂用大桶提供的饭食不满意，小学校方改用一位麦姓商人承包的、由一所幼儿园食堂提供的不锈钢饭盒配餐，结果反而引发各种事故（见“中大附小中毒生增至151 96人留院观察”，原载《信息时报》网络版，2006年10月13日，南方网；和“中大附小中毒事件续:多名师生称曾吃到虫子”，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6日，新华网）。

我上学那时小学本身也设有一个小农场，将教学楼周围的草地改种了番薯，还在小学以西教工住房附近开了一片稻田，但这些主要用高年级学生的劳力。记得到了高年级每星期都有固定劳动时间，同学们被分在“学工”组或“学农”组参加劳动。因为没有在小学校工厂车间里可以发挥的手工技能我属于学农组，但像冯培福、还有父亲是物理系教师的男同学“符兵”、“麦海涛”和“黄劲”，都应该是学工组的。

真正在工厂劳动是到了小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在小学楼旁边大学西南校门对面的广东省拖拉机厂，干了有三、四个星期。记得我去的是柴油机装配车间的滚珠轴承装配班，班里最壮的那位工人是会武术的，休息时一定要其他工人跟他来一下，或扳手腕。但我的动手能力差，没法较快地将滚珠轴承环装好，所以经常被支使去推小车运零部件。我们一块推小车的好像有“汤友志”同学，他哥哥是广州市中学生武术代表队的队员，可能还有庄志和袁凌，我们一边运东西一边评论车间附近厂区的特色，那里能见到1968年8月一次大“武斗”的痕迹。

那次武斗用枪械对打，而中山大学的“八三一”红卫兵带着大炮过去参加了（见阿陀“老蒙：“乌龙”武斗故事——武装进驻省拖拉机厂经过”，2011年1月5日，地方文革史交流网）。那个时期是中山大学“红旗派”及其前卫组织“八三一”势力的巅峰期，在1968年6月3日他们刚把对立的“东风派”在校园仅剩的两栋据点之一、物理系“十友堂”大楼用火烧攻占下来，助攻的中学生们还在战斗中将一位“东风派”领袖“阮向阳”活活地用乱棍打死，而此前校园对面“东风派”控制的广州电机厂和广东拖拉机厂经常向大学校园打冷枪（见我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六三”武斗时我二年级刚结束马上离开大学校园，本文上一部分提过的、妈妈被“抄家”时在场的阿公外甥“林维三舅舅”（与阿嫲正好同姓）带我到他的中山医学院学生宿舍住几天徊避一下，然后一起回他家乡、阿公原籍的潮汕地区揭阳县。在揭阳我不但受到阿公小妹即维三舅母亲全家的热情招待和关照，而且得以到阿公家乡的炮台镇塘边村去拜访阿公的四弟全家—阿公是倍受他们尊敬的大哥。

我想三、四年级是我们很多同学开始成熟的时候。

记得是在三年级时冯培福第一个学会了中长距离的游泳，是在大学校园的鱼塘里学的，到四年级时符兵也学会了。到了初中三年级他们和另外几个同学包括汤友志和庄志都参加过大规模的“畅游珠江”活动。本文第二部分曾提到我是在初中时才在大学的“周岳水”体育老师辅导下学会游泳的；大学北校门外的珠江我是没下过水，但在广州的那段珠江好像是毛泽东成为国家领袖后畅游的第一条大江（见窦应泰“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1956年毛泽东畅游珠江、湘江、长江纪实”，《党史文汇》2008年第9期，环球视野）。

开始成熟的男孩子会从性感角度议论和评论女同学，冯培福对此是不加掩饰的，而汤友志的表达则比较浪漫。他俩是在我记忆里最喜欢谈这方面“风情”的。

我的成熟标志之一是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比多数同学要早，跟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在六岁多开始阅读大人的小说“欧阳海之歌”相似。

我在英文博文里谈到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不确实的了解，譬如报道说中山大学红卫兵们将图书馆的西方经典藏书烧了，又将其它非革命的书籍烧了，最后把图书馆也烧了（见“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在我记忆里没有过中山大学校级图书馆大规模销毁旧书籍的活动，而且爸爸也只提起过有少数系级资料室的部分书籍被红卫兵们销毁了。

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武斗时期大学校区中心的图书馆是“东风派”红卫兵的总部和最后据点。动乱过后学校图书馆和各系资料室有重新开放，教师们可以借阅与他们领域有关的不少、虽然不是所有书籍。爸爸是文科社会科学的教师，他借阅书籍里的消遣类大多让阿公和我也看，所以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阶段我学会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从六岁多开始看小说时我便形成了上瘾的习惯，到这时更入迷了，每天看几小时一直到将整本、整套看完。

我开始时阅读的中国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之后又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和“隋唐演义”。在那个年龄学读古典文字小说从“西游记”开始本来是最合适的，不但其内容对小孩子来说兴趣大些，其古典“白话文”比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字也晚了大约两百年，更通俗易懂。毛泽东少年时看古典小说就是从“西游记”开始的（见龙剑宇《毛泽东的家世渊源》，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毛泽东遗物馆连载）。

但爸爸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有可能该书是他当时写作的一本参考书籍，我也只好大约在三年级时从它起学看古典小说。第一次没有全部认真看，有点像六岁多时看“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那样是选读的，不觉得很有兴趣的、大多是谈政治历史的部分便浏览跳过去。到大约五年级时“三国演义”又再看一遍，才更仔细的全读。

中国小说史上“四大名著”的概念是明朝晚期文人冯梦龙最先提出来的，那时称为“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每一部有其特定代表内容，而在一起有广泛的覆盖范围：“三国演义”着重于政治与军事，“西游记”着重于神话与宗教，“水浒传”着重于平民社会及其与官方的矛盾，“金瓶梅”着重于平民和商人生活习俗及其中的色情和性生活，其中“金瓶梅”包括其主要人物潘金莲和由开生药铺起发财的富豪西门庆从“水浒传”起源（见”明代四大奇书”，百度百科; 和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12期，中国文学网）。

但如本文上一部分所提及，从清朝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金瓶梅”一直是被当作“淫书”的官方禁书，其间只有在1957年由毛泽东主席下令影印了少量供副部级、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收藏阅读。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里有清初的版本（见叶桂桐“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文学网），但不管哪一版爸爸当时应该借不到这书，即使借到也不会让小孩子看。一直到今天我没有读过“金瓶梅”。

从清朝开始，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概念再没有包括被禁的“金瓶梅”，而是由后出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代替（见“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互动百科），其内容着重于上层贵族社会生活，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也没有“金瓶梅”那么不加掩饰，而是更为浪漫与委婉。

但爸爸并没有按照“四大名著”格式来引导我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记得“红楼梦”是到了大约初中三年级我才阅读，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也大概在那个年纪。而在那之前我应该已读过“封神演义”、“镜花缘”、“水浒后传”、“杨家将演义”、“雷峰塔奇传”、“说岳全传”等，之后在高中年纪时读的应该有“包公案”、“警世通言”和“桃花扇”等。这里面一小部分可能是从同学处借的，像“谢庆建”同学，他妈妈是校医院的护士。

也许可以说，按爸爸当时的眼光“隋唐演义”取代了“红楼梦”。这部比“红楼梦”早一个世纪的清初小说对政治和军事的着重与“三国演义”相似，但更多地描写了平民造反因而也跟“水浒传”靠近，而它对色情和性的描写重点放在隋炀帝的荒淫和唐玄宗的放纵，当然是关于上层社会的然而很公开直接。

我觉得爸爸对“隋唐演义”的兴趣与他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唐玄宗年代中国著名诗人李白的研究有关。爸爸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式作探讨，特别是以国家政治和社会环境作背景，我想受了不少他老师詹安泰教授的影响—当时詹教授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的一篇1953年论文“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见“一代词宗风范永存 人格魅力激励后人–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并举办纪念詹安泰诗词书画作品展”，2010年12月22日，韩山师范学院）。从下面引用的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几个段落里可以窥见不久后学校会调他去教马列主义哲学的原因之一：

“李白的一生（七〇一–七六二），除了少年时的十二年和老年时的七年外，都生活在李隆基统治的时代（七一三–七五五）。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盛唐”。盛唐是李唐王朝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但也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正逐渐深化。李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他的大部分的优秀诗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了当时历史现实某些本质的方面。

…

… 盛唐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仅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唐以前的一切朝代，而且大大的超过了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各国。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各方面都给予其他国家重大的影响。当时有多少国家为我们民族的威武和强大所震惊。

…

唐玄宗李隆基本来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随着封建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他也逐渐变得昏庸了。到了天宝时期，国家政治不再是他关心的对象，女色，神仙和斗鸡走马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他曾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丞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通鉴）诗人在长安生活过一个时期，清楚的看到统治者荒淫腐化的情况。…

…

当时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统治集团多是奸邪卑鄙之徒。杨国忠是靠裙带关系爬上去的，李林甫是一个“笑里藏刀”的阴险小人。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不惜运用卑鄙手段打击排挤正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正直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完全违背良心、阿谀奉承，那么不管有多大本事，都没有出头的机会，诗人李白的遭遇正是这样的。…

…

唐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无限的满足贪婪的欲望，发动了对外战争。开元二十四年，李唐王朝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和吐蕃订立了“各去守备”的盟约，但是唐玄宗强令崔希逸背盟偷袭吐蕃。天宝八年又命哥舒翰攻击吐蕃的石堡，结果牺牲数万人。天空十年杨国忠为了自己取得功勋巩固个人地位，进行了对南诏（云南）阁罗风的战争，结果全军复没。杨国忠反而掩饰败绩虚报战功。天宝十三年杨忠再令李宓领兵出征，结果又是大败，前后两次牺牲了近二十万人的生命。…

…

封建统治阶级对内加紧剥削人民，对外发动战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尖锐化。公元七五六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之乱爆发了。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一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定叛乱。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也没有办法。国家民族正处在危亡的关头。这时只有广大人民真正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要求坚决抵抗，深信我们民族一定获得胜利，敌人一定会被消灭。所有这些都在李白的诗歌中得到深刻的反映。…”

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说李白时代的唐玄宗皇帝生活享乐放纵，在国家管理方面倚靠有婚亲关系或运用卑鄙手段的官员，而这些官员排挤打击像李白这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唐玄宗又很想征服西藏，不惜背盟偷袭，但屡次战败，牺牲了数万士兵；靠裙带亲戚关系上台的丞相杨国忠则特别想征服云南，也是屡次战败并牺牲了近二十万人士兵，之后第二年唐玄宗信任的、防御蒙古匈奴的北方少数民族大将安禄山叛乱，唐玄宗连抵抗的能力也没有，只好跑到云南和西藏之间的四川去避难，让儿子上台但唐肃宗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所谓“盛唐”，就这样地开始衰落。

有关历史里另外有意思的还有唐玄宗的皇后贵妃杨玉环，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四大美女”之一、受唐玄宗宠爱因而其堂兄杨国忠成为宰相大官，她还特别喜欢岭南荔枝呢（见“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杨玉环”，原载百度百科，2010年1月3日，广东高考政治网）。

安禄山（与史思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在被蒙古人元朝征服之前汉人统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打击的最严重的一次，这点我的另一篇英文博文，“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Part 1) – Opening China to Christianity”（中文提要：“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曾提到。

从学术研究的一开始爸爸就特别关心这种历史的“演义”，怪不得后来在1980年代他的一位研究生是廖晓义女士（见齐云、晓义“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根据和任务”，《开放时代》1985年第06期），即后来受美国克林顿总统夫妇欣赏的、荣获2000年国际环境保护奖“苏菲奖”的著名中国民间环保人士（见徐剑“民间环保活动家廖晓义情洒地球村”，原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12月13日，网易网）。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爸爸多年后曾回忆起他另一位老师冼玉清教授对他这篇1956年文章被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的高兴，还提到他自己对被调离文学和美学研究所深感的不平，虽然我想他没有像老师詹安泰那样被打成“右派”就已是幸运因为他离开中文系后发现苏联留学去不成的那年就是“反右”运动。这本1964年出版的论文集收入了“五四时代”以来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李白研究论文（见秋痕编辑“李白”，2007年12月13日，中国国学网）。李白通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人而与他同时代的杜甫被誉为现实主义诗人（见肖旭“盛唐时代的两面镜子——李白、杜甫创作个性比较”，中国文学网），而爸爸的文章讨论到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典型形象塑造、语言运用成就、艺术概括力、浪漫主义等。讨论李白诗歌现实主义性的学术文章非常少，譬如有一篇1987年的文章在这方面与爸爸的阐述还相当接近（见宋心昌“李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之我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百度文库）。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斗结束和公共秩序恢复后，爸爸确实卷入了政治。从1968年下旬和1969年上旬开始许多中山大学教师们到新建在偏僻的广东省韶关地区乐昌县坪石人民公社天堂山的中山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改造（见李国华、黄紫鹰、欧伦彬“中大知识分子与坪石镇”，2011年1月29日，《韶关日报》），爸爸在1969年去但到了夏天便因患严重胃溃疡出血回来住医院，出院后被调到中山大学“写作组”，开始了他在1970年代初的几年里作为一位参加写官方政治文章的笔杆子的经历。

今天人们会以为文革写作组里的“秀才”们都是政治上非常之“左”的。其实不然，譬如创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便是以笔名“梁效”闻名的、毛泽东直接指导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当时有名的文革写作组还有使用笔名“初澜”和“江天”的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组，使用笔名“唐晓文”和“汤啸”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使用笔名“洪广思”的北京市委写作组，和使用笔名“罗思鼎”和“石一歌”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见胡松涛“不识庐山真面目——试谈“文革”时期文章作者的署名”，原载《书屋》2009年第3期，2009年4月12日，文摘报；““文革”中的梁效写作组：在江青“关怀”下成长”，原载《读书文摘》，2011年1月4日，凤凰网；和“毛泽东：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摘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2011年5月7日，新华网）

当时与爸爸同在中山大学写作组工作的有比他年纪稍长的哲学系同事、袁凌的父亲袁伟时叔叔（习惯的称呼），中国哲学史专家和今天倡导公民自由的著名学者（见“袁伟时：希望未来不再走弯路——答《同舟共进》记者曾东萍”，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2期，2010年2月6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不“左”吧？

再举个例，当时与爸爸同在写作组的还有他1956年从中文系王起教授研究生学习提前毕业、准备去苏联进修美学时王教授新招的研究生“黄天骥叔叔”，后来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并荣获2006年“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知名学者（见“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这辈子就想当一座桥”，原载《广州日报》，2006年9月9日，新华网），也不太“左”吧？

他们当时的写作是按照上级的政治指示进行的。我记得写作组的领导是“张海伯伯”，一位文革前从南下的解放军部队转业到中山大学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家就住在郑医生家的楼上。他的副手是高峻的妈妈“罗婉华阿姨”，大学的一位人事负责干部（见兰岚“历史系老校友共叙半世纪同学情”，2010年10月17日，中山大学校友总会）。1966年我们家进校园时搬到的东南区10号之一楼下，原来一栋两层楼都是留学美国回归的知名化学家、民主团体“九三学社”在广东的发起人徐贤恭教授（见“九三学社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发展”，2005年12月23日，中山大学统一战线）的家居，他的孙子“徐广生”还比我大两岁，但在我们家进来时他们家将楼下让出来；在我三年级时爸爸去“五七干校”我们便搬去12号之二的一楼，高峻家搬进来。

高峻和袁凌都是我们小学班上和年级里的重要骨干。高峻在政治上比我要“正确”多了，老师下达的任务和布置的要求他是主要的贯彻者之一，他的一个得力帮手是“邓皓然”同学。

袁凌则是出人的精明。在三、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富于表达艺术并要求严格的“罗德贞”老师。大约在四年级时有一次同学们刚学习完林彪副主席的某个指示，我们两人下课后一起回家，还没出小学校门袁凌就起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林副主席的指示与毛主席的指示有所不同。我通常不说这种话，小学里有过个别学生、附近单位也有过个别人受其他人挑逗写反动标语遭批斗、殴打的事件；但因为袁凌友好地问，不愿停止而且又是在私下，我便回答说在具体的某一点上好像不同。结果第二天袁凌便向罗老师报告说我讲了林副主席的坏话，罗老师找我谈话我花了不少功夫解释，幸亏我平时表现好，但她仍向我家长妈妈反映了这事，要求对我更紧地教育。

四年级时我们班还来了两位说北方普通话、不太会说广州话的新同学：男生“齐向前”，座位就在袁凌前面，和女生“莫璐明”。他们俩各自的父亲在那时被调进这所大学，可能是因为文革武斗在解放军参与干预下结束后新成立的领导学校的“革委会”是以军队干部为中心的。

五年级是我从小学开始到博士学位结束二十年学生生涯里最受青昧的一年。那年小学来了一位年青的“阮嘉碧”老师，大概1970年刚从广州师范学校毕业（见“1970届——1982届校友名册(2）”，2011年4月19日，广州市协和中学（广州市师范学校）），不但成为我们的班主任还参与领导小学的红小兵组织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运气那么好我被阮老师看中，被提拔为学校红小兵大队组织的领头成员之一，忘了头衔叫什么，大概是“宣传委员”。大队长是“周英”同学，同级另一班的女班长。但我也就做了一年，之后升入中学制（初一仍是在小学上的）就没有红小兵组织了，而在此前和此后我通常只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或宣传委员。

因为管红小兵大队宣传工作，我也同时被任命为学生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大概是管事务的队长，齐向前是管文艺的，周英是指导员，莫璐明也是我们班同学里的很少几位队员之一。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而我是什么也不会，记得除了一、两次合唱外没上过台，但排练得陪着参加。阮老师要求特别严，学生军事操练列队时她会用脚从背后踢我们的腿关节，看我们是否站得稳。文艺宣传队练习时“一子腿”张开压得不直也会受阮老师训斥的，好在她知道我不是舞蹈人才也就不强迫我。在这以前的文艺活动我只记得二、三年级时的演话剧，那时高峻、汤友志、杨俊慧和邓皓然他们都是主角，我也参加了排练但没有担任角色，因为性格害羞用不上。

班里文艺活动的活跃分子里还有钟苹同学，是庄志的表姐还是我同桌位杨俊慧班长的好友，但她物理系教师父亲在文革初期跳楼自杀身亡，她的聪颖个性里也就带上了一丝隐约的不安。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我家搬进大学校园前的1965年我曾报考过海珠区一所6岁可以入学的实验小学但没被录取。阮嘉碧老师后来不但能到一所“实验小学”教书，教的还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广州的实验学校（见李亚书“精心设计练习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评阮嘉碧老师的《一个数除以小数》一课”，2005年10月20日，北大附中广州实验学校）。

在197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爸爸在大学写作组写文章，有时需要集中住宿不回家，写作组设在他原来老师冼玉清教授领导过的、许崇清老校长和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题过字的“孙中山纪念馆”（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中山大学）。有时他得到广州市东山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的写作，几个星期不能回家。他还去过北京写作至少有五、六次，每次从两个星期到一、两个月不等，在《解放军报》社、《人民日报》社或《光明日报》社，代表中山大学写作组或参加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

有一次他去北京是国务院的一个写作组借用的，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北京来函或电报到中山大学要求调他（也许还有黄天骥）去这个写作组，但学校只同意他被借用那次。是不是笔名“初澜”和“江天”的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组我记不确切了，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校园东北区5号楼下，“曾阿姨”家在楼上，每层两个住户。本文第二部分提到曾阿姨丈夫原来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死亡，而他原来属下的“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被提升为国务院文化部负责人又再被毛主席夫人江青送去坐牢；那时我们家还住在东南区10号而曾阿姨家住一栋两层楼也在我们家的后面、郑医生家楼房的西边，她的二儿子和小儿子也不时有玩“打翘棍”。

后来到了1980年代爸爸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辑委员（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考研共济网），与爸爸两人共同主编第三卷的北京大学徐琳老师原来是“梁效”写作组的年青成员（见李经国“隔世追忆《观雪记》挥泪怀思忘年情 周一良先生晚年二三事”，2004年11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

该书三位主编之一是林利女士，同盟会、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朝元老林伯渠的女儿，曾在1930年代苏联与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一起学习，当大家一起在俱乐部大厅收听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新闻广播时她们、包括贺子珍自己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已另有妻子了（见林利“我目睹了贺子珍、金维映在苏联学习时的不幸经历”，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25日，新浪网；和朱亚夫“春雨润物细无声——林伯渠教子故事”，2008年11月4日，内蒙古妇女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爸爸这种为官方写作的笔杆子也很少自己发表文章，因为不愿意说自己不相信或不同意的话。我能找到的在文革十年、即1966年夏天到1976年夏天里他署名的学术文章只有一篇，在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时与两位同事“韦石”和陈荣冠合写批判林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篡改”。浏览了这篇文章，我发现它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孔子”或他的儒家思想。

那时的“批林批孔”，批孔夫子比批林彪还厉害。发表爸爸文章的刊物是曾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中山大学学报》在1973年重新复刊的第一期，里面大部分文章是“批孔”的（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3 年01期）。“杨淡苇”同学的父亲、哲学系主任杨荣国教授带头而且有两篇，他还受到毛泽东本人欣赏而成为全国的“批孔”带头人（见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和“毛泽东：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摘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2011年5月7日，新华网）。连袁伟时叔叔，我记忆中“韦石”应该是他的笔名，也用真名发表一篇批判“孔子反动教育”。想想看，爸爸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身的，而他宁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林”但不“批孔”，值得回味思考。

根据历史回忆，当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派是支持“批林整风”但不支持“批孔”的（见李辉“1974年“黑画事件”真相”，2010年5月24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四十一、批评“四人帮””，摘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人民网）。我想当时情况有点类似于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爸爸所回忆的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本文第二、三部分提到爸爸是经同为江西籍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熊茂生叔叔”介绍、在文革前不久加入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的，而在我四岁多、大约1963年时熊叔叔从北京学习回来还曾送给我记忆特别深的小敞篷车玩具。熊叔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便发表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在那期刊物里还正好被一篇赞扬我刚读过的第一本大人书籍、革命小说《欧阳海之歌》的文章紧跟在后面（见《学术研究》1966 年03期）。

很可惜，熊叔叔在文革期间患癌症去世，大概最多也就四十岁出头。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杨荣国教授也因癌症去世，约71岁左右（见“杨荣国”，百度百科）。

文革时的中山大学写作组领导张海伯伯也在1970年代后期因癌症去世，当时还没退休，肯定比杨荣国年轻。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癌症那可是巧了。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的几位跟爸爸相关的也是因癌症去世，包括爸爸的老师詹安泰于65岁左右、与爸爸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杜国痒72岁不到、和汕头大学首任校长许涤新在大约82岁。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将要访问苏联时也被发现有癌症，并因之于1976年撒手人间，这我讨论文革暴力的中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但周恩来身在北京，在毛泽东之前去世并比毛泽东少活了四年多将近五年。

在写作组工作期间爸爸被诊断患了接近晚期的肝硬化，他所患肝炎从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开始，已是久症。一段时间他后又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和风湿性两种慢性心脏病，而本应无法医治的肝硬化经过中药治疗后则奇妙地消失了。

今天的哲学界将爸爸与比他资历老的“刘嵘伯伯”和比他年青的“叶汝贤叔叔”共同称为广东省“三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这里引用的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余少波教授的提法（见余少波“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学习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哲学教授治学之道”，2010年12月1日，光明网博客）。余教授指出刘嵘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思想而爸爸的研究重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但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打击，譬如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妈妈就被她中学的红卫兵们“抄家”。袁凌告诉我他父亲也被学生批斗过。爸爸还好因为他年青而且教的是马列主义。

我在文革时问过爸爸：“你写过大字报批判其他老师吗？”爸爸回答说，其他人的事情不知道就只写了一张批评刘嵘副系主任的—我记得爸爸说指责他“实施家长制，不接受不同意见”。

爸爸真是书呆子。刘嵘伯伯早在文革前就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大红人，又是哲学系的共产党总支书记和主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的领导。爸爸跟他在在1964年合作写过一篇批判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4年06期）。如果没有跟刘伯伯合作，光靠熊茂生叔叔我恐怕爸爸入不了党，而马上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刘伯伯夫人“马菊英”老师又是教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家可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爸爸的脾气不好，有时会跟别人争论到发火，不欢而散。我在小学年纪时，听他谈到附近的一些事情我有时会说我听到的不同，“是袁凌告诉我的”，而这时爸爸会说，“不要袁凌说什么你就相信，袁凌叫你去死你去吗？”到了我中学年纪时，爸爸很愿意跟我谈他写文章的构思，但如果我提出不同观点他不接受而我再坚持他会发脾气，这时我如果不停止他会打我一巴掌，虽然过后不计较但他会说：“你有本事自己出去辨论啊，自己去死嘛，你以为你是爱因斯坦吗？”

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在中山大学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本科时刘嵘教授已是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我们全校学生们都听过他作的思想教育报告。那时爸爸也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了，委员会的文科社会科学方面是刘副校长领导的。多年后我听说在1980年代有一次学术委员会讨论教师提升教授职称时有些爸爸支持的人选被否决了，爸爸因此向学校写了一封正式信件指责刘嵘副校长“打击、压制人才”。

刘嵘教授来自与唐玄宗皇后杨贵妃同名的浙江省玉环县，在1980年代辅导培养了中国第一位毛泽东哲学思想博士，并在1989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见“著名哲学家刘嵘”，2007年9月12日，中国玉环新闻网），不管爸爸对他怎么看。1989年春天大学里有不少学生、教师上街集会表达政治意愿，爸爸没有参加但也捐了点钱—当然比他买的国债少多了。

刘嵘老师在81岁左右（因患肺癌）去世时，那天二月二十日（见“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刘嵘同志逝世”，原载《南方日报》，2001年2月22日，新浪网）正好是爸爸的生日，但无论如何他比后来在72岁多时因长期心脏疾病去世的爸爸多活了八、九年。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三）——文革“破旧立新”开始的记忆

(接上部分)

1966年夏天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家住的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同福东路将到终点与从海珠桥南下的跃进路和在它东边也是南下的小港路交接的地方，就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西边附近，地址我记不起来了但市二宫是在同福东路640号（见“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广州数字文化网，2009年6月1日）。

难忘的那一天是星期天，爸爸在家，上午带妹妹和我到市二宫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回家，上到三楼妈妈房间对面的楼梯口时，见到阿嫲站在走廊上对我们说，“你们千万别进去”。和阿嫲在一起的还有阿公的亲侄子“伟良舅”和亲外甥“维三舅”之中一位，好像是“维三舅”，而我们能听到房间里妈妈的哭泣和一些年轻人、多是男性的训斥她的声音。阿嫲告诉我们，妈妈中学的“红卫兵”们来“抄家”了，幸亏“伟良舅”和“维三舅”两位来自潮汕地区在广州市读书的大学生亲戚正好在我们家过星期天，跟“红卫兵”们论理一番后“红卫兵”们同意只抄爸爸妈妈的房间，不抄阿公阿嫲的。听从阿嫲的忠告我们安静地沿走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房间门口后进入阿公阿嫲的房间，两位舅舅中另外那位，好像是“伟良舅”，陪阿公坐着。

“来者不善”。虽然爸爸是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可他没本事跟这些“红卫兵”们碰，加上在家的所有大人们都不想让我和妹妹两个儿童目睹如此无礼、粗鲁的场面，大家决定马上让爸爸带我们两个小孩到大学校园里他的教师宿舍去避几天，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爸爸很好，怕我们知道什么了、被吓惊了，带我们到跃进路对面的雪糕（广东人对冰淇淋的称呼）店买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冰淇淋，再回马路这边坐公共汽车到大学校园去。

爸爸的宿舍室友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真好，当他知道我们的境况后马上将他的床让出来，自己到另外年青教师的一个房间去挤一挤，使爸爸可以暂时地将房间作为我们的家。“熊叔叔”是爸爸系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与他相比爸爸此前连党都几乎入不了而不久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没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多亏“熊叔叔”帮了他，爸爸那时也是个预备党员了，不过只靠“熊叔叔”的帮助可能不完全够的，“熊叔叔”自己就很不幸地在几年后患癌症去世。

大概过了几天后妹妹便回去跟阿公阿嫲，因为爸爸需要备课、教课和做研究；我比妹妹大几岁，自己独立看书写字，或在爸爸宿舍各层楼的楼梯走廊里及楼外附近好奇地走动观览。这宿舍楼是历史悠久的、以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和大学所在地原来基督教私立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命名的“荣光堂”。今天它是招待包括国外来的宾客的“贵宾楼”。（见“荣光堂Wing Kwong Hall贵宾楼”，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和刘根勤“[校长篇·钟荣光]浪子，猛士与圣徒”，广州图书馆，2007年3月12日）

过些天后我也回了妈妈宿舍家里，那段时间见到她的形象很难忘记：头发被剃得短短与男人的一般，只允许穿类似于工作服的上衣还必须佩带一个受管教批判之类的标志，每天定时早出晚归，不是去教课而是去参加学习班接受批斗和批判；她教的学生们成为“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并强制她接受他们对她的革命教育。

爸爸妈妈房间里我喜欢的物品全没有了，被“红卫兵”抄走没收了，有几件物件我印象很深。

妈妈的女装自行车没有了，记忆中是英国“莱莉”（Raleigh）牌的，好在过了几个月后它有被归还，记得是经过“红卫兵”审查后除部分衣服外唯一被归还的物件。妈妈经常要用自行车，原来每天上班是骑车来回的，学校在同福西路（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红十字会医院的西边；后来我们家搬远了去了大学校园后妈妈也仍经常用它，使它成为我的记忆里唯一有深刻印象的妈妈的自行车。

爸爸的望远镜没有了，有点像军用式的，虽然不像（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熊叔叔”送我的小敞篷车属于我的玩具，但它也是我喜欢玩的，从爸爸妈妈房间的窗户用望远镜可以将南边远处的市第五中学的楼房拉近看清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宿舍楼西墙外小街有个卫生防疫站，那街应该是南村路，一直通到市五中的。五中比妈妈的中学大得多，是解放后广州市政府办的第一所公立中学（见“学校简介”，广州市第五中学），也是当时海珠区主管中学的教育部门所在地，而且有教工家庭宿舍在校园里，这之前和之后妈妈经常带我去那里探访她的一位教师朋友，他的女儿比我大几岁。

妈妈的留声机没有了，很多的唱片也没有了，它们是妈妈非常喜爱的物品，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的音乐感也不错。去年我挑了2月19日来发表这篇博文的第一部分因为阿嫲的农历正月初六生日正好在这天，但2月19日还正好是历史上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获得留声机专利权的日子（见“历史上的今天 2月19日”，中国网）。

妈妈在念中学的年龄时学过钢琴，会弹一些西方经典小作品但更主要的是担任汕头市基督教合唱团的伴奏；不久前在香港逝去的基督教圣乐家纪哲生牧师先生当时是合唱团的指挥（见陳麗斯“聖樂家紀哲生安息 被稱對教會聖樂「貢獻巨大」”，香港《基督日報》，2009年12月28日）。中学毕业时妈妈想读音乐学院，后来还是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念大学时也经常给各种学生音乐活动作伴奏。

当中学教师后妈妈弹琴的时间和机会少多了，好在有这留声机和古典音乐唱片，不是妈妈买得起的而是她的学友运好。

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妈妈住在校园里最有历史和文化风味的学生宿舍、建于1933年的女生宿舍“广寒宫”（见“浓荫掩红墙 书墨久留香”，原载《广州日报》，大洋网，2006年3月25日；和“广寒宫”，中山大学本科招生网，2007年4月5日），与妈妈同房的有两位成为她的特好朋友。

一位特好朋友姓谢，我叫“舜明阿姨”，是原籍潮汕的新加坡华侨，因为她的男朋友、原籍福建的“林叔叔”要回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读大学并参加国家建设，她尾随而来；“林叔叔”到北京读的应该是北京工业学院、即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舜明阿姨”则留在广州念中文。各种待人接物的规矩，妈妈是得到“舜明阿姨”不少指点的，毕业后“舜明阿姨”到北京国家部委部门工作，有时也到广州，记得特别是1970年代她妈妈从新加坡来广州与她团聚住旅馆而“舜明阿姨”先到我们这里，那时（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住在我们楼上的革命老干部“曾阿姨”特别关心，因为她也是新加坡归侨。

可惜的是，“舜明阿姨”在1980年代因癌症去世，早走了一位精明干练而又有人情味的国家干部。“林叔叔”退休前一直在国家电子工业部属下机构做技术研究，经常有到广州出差并与我们相聚，还发明申请过国家、国际专利呢（见“安全栅 (30-Apr-1986) Safety grid for mine”，Intellectual Property Library, IP.com）。他们的两个女儿与我年龄相仿，我读大学时她们一个读护士专业另一个读医科。大女儿后来成为一位早逝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领导者也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外孙媳妇；不奇怪，原来就喜欢与高干子弟们社交，在1970年代后期和她妹妹一起来广州玩时楼上“曾阿姨”比我大几岁的小儿子就对她特别钟情。

妈妈的另一位同学、室友和特好朋友是“周媺阿姨”，我没见过的因为跟妈妈同学三年后她便回香港了，将自己作为学生所带的物件留给妈妈，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留声机和唱片，也有一些质量挺好的衣服；之后妈妈仍有与她保持联系。

“周媺阿姨”是一位湖南籍国民党将军的小千金，去香港是自然的，不过她是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在1951年从香港回广州读书的；也许“周媺阿姨”受了她姐姐的影响抱着天真理想来走姐姐走过的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路但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对前途的观念有所改变，1954年回香港探望生病母亲后便没再回广州完成学业（见許麓清“「追憶大學時光——文學知青到弄潮商海。」 ——訪51級中文系周媺校友”，立白杯2010 寻访中大校友足迹，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10年9月30日）。

“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曾是1946-49年期间中山大学进步学生运动里著名的“民主姑娘”，在1950年代更与文武双全的东北解放军和志愿军将领汪洋（已逝，与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名而已）结为伴侣，同甘苦共患难，也还相濡磋切诗词文学（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严茂胜“冠盖京华 心系中大——访在京解放战争时期中大校友侧记”，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04年3月3日；和礼平、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只是当时已惘然 昨夜星辰昨夜风”，纵览中国，2010年8月21日）。

当时很年轻、不为很多人熟悉的汪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国陆军交锋、后来并攻克南韩首都汉城的116师的师长。志愿军在攻打南韩主力部队第1师固守的小城镇云山时没想到碰上了美军“开国元勋师”、机械化的骑兵第1师的增援，其师长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但志愿军仍打了“云山歼灭战”胜仗；到了汉城总统府后汪洋师长还弹了钢琴，更写下“抚琴总统府，饮马汉江边”的豪放诗句与他远在香港的新女朋友周湘玟交心；不久后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周湘玟从香港到朝鲜战场与汪洋相聚并在那里完婚。（陈辉“中美陆军精锐的首次交锋”，新华网，2007年7月25日；不变爱国心“八车美军尸体！汪洋将军眼中的云山歼灭战”，中华网，2007年9月11日；和“名将汪洋最先突破三八线 打败美军常胜师”，凤凰网卫视，2010年7月5日）

如此有能力和才华的将领，难怪汪洋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了研究发展卫星导弹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见“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但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中华电子网）。

然而“周媺阿姨”留给妈妈的留声机和唱片被“红卫兵”们“抄家”抄走没收，再也没有了。但在这种时期，连“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也受怀疑为“问题严重”，汪洋将军被领导命令与她离婚，幸好经过调查由当年地下工作领导人提供事实证明这位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民主姑娘”的革命忠贞，更糟的劫难才未发生（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周媺阿姨”那时要还在中国大陆的话日子也很可能不会好过的。

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破旧”又称为“破四旧”，即打破“封、资、修”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当时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10万家人家被抄家，北京的红卫兵还到山东曲阜孔夫子家乡将他的庙宇和陵墓捣毁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共产党东北局领导人宋任穷的中学生女儿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告诉毛主席她的名字是“宋彬彬”，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她便真的将名字改为“宋要武”，据说这之前她已带领“红卫兵”们将她中学的校长打死了。文革结束后宋任穷将军接替汪洋将军成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宋彬彬留学美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并于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 — 麻省理工学院是著名科技圣地连进去都很难这我知道的。（见心远“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宋彬彬”，《多维新闻》，2004年2月20日、21日和24日，文心网；易师钟“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多维新闻》，2007年11月24日，木子网；李平“曾蔭權的文革知音──宋彬彬”，《蘋果日報》，2007年11月27日，壹蘋果論壇；吕铭康 ““文革”初期“破四旧”是怎么开始的？”，世界文化遗产网，2008年12月15日；和“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

然而在这种清教徒式的和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狂热的背后有许多事实、包括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己的、与这面纱是“里外不一”或者“前后不一”的。

最会令在文革期间从童年往少年青春过渡的我惊骇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莫过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标志着我童年启蒙教育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当时阿公用优美字体题写在每页的开头我仔细认真地每字每句摹仿将练习簿填满的，现在发现很可能是毛泽东从一部中国古典色情小说里的一首色情诗改写而来的。

毛泽东为李进（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的诗是：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清朝时代署名“临川山人”的色情小说“花荫露”里相近的色情诗是（见毛翰““天生一个仙人洞”原是淫诗”，毛翰博客专栏，2009年4月8日）：

“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

有两句真的太接近了，尽管整首诗的精神状态很不同。据分析推理，在毛泽东写这诗的1961年中国很少有人看过这本色情小说“花荫露”，但毛主席不但看过、有深刻印象而且化用了里面一首色情诗的句子为自己的诗句（废话一筐“无书不读的毛泽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6月30日）。

从后来大家了解到的毛泽东对带浓厚色情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钟爱来看，这个推理应该是对的。

明朝期间署名“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第一次将长篇故事的描写深入到中国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其文学水平之高而被许多文人学者称之为“第一奇书”；但由于有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该书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数百年间屡屡被以“淫书”之名被列为禁书。（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

在1950-60年代毛主席曾多次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推荐“金瓶梅”（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有一次他向当时管理建筑工作（后来在1989年期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另一次他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

又一次毛主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说《金瓶梅》没有传开是因为人们不爱看、因为它只暴露黑暗而不只是“淫秽”，是不符合历史或现实的：该书在明末的崇祯版本后被清朝列为“淫书之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代中期为止都是被官方禁的，其间只有在1957年在毛泽东指示下影印了少量，只供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和以上的领导干部阅读收藏（见“毛泽东为何会解禁金瓶梅 首次定义为谴责小说”，21CN论坛，2007年1月30日；和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三 新中国成立后《*》之际遇”，新浪读书，2008年10月10日）。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明朝大官文人王世贞的两代三人父子坟墓陵园被当地农民“破四旧”摧毁，园地被平整改成农田（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据毛主席生前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告诉共产党胡耀邦总书记他所作的严格记录，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1966年5月到10年后去世毛主席自己再也没看“金瓶梅” — 很显然毛泽东自己很清楚在这时期“金瓶梅”属于什么范围（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阿公教我识字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原来是色情诗背景而来，当时大家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但在被“抄家”后妈妈和阿嫲都经常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好在“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原来是位基督教牧师。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阿公阿嫲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阿公的书法名声首先是在基督教界中开始的；广东省书法协会理事、原汕头市文联文艺讲习所所长、潮汕著名书法家苏伯炯先生在2002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将我阿公基督教牧师王超英在1930年代题写的汕头招牌与著名的上海书法家唐驼、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等三人所题写的一同提起，其中唐驼和于右任题写的是大公司招牌，华世奎题写的是酒行招牌，阿公题写的是西医诊所招牌（见苏伯炯“招牌·广告——30年代汕头杂忆之二”，《汕头房地产月刊》第99期，2002年4月）：

“有几家西医师诊所，是由汕头基督教牧师王超英题写招牌，王的书法学颜真卿、何绍基，结字严谨，运笔丰厚，雅俗共赏。”

在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的）“七·七”事变前阿公只有三十多岁但已被正式按立为潮汕地区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而从苏伯炯先生文章更了解到阿公当时已是位书法家。

在1950年代退休后阿公更有时间和功夫钻研毛笔书法，我在1970年代少年时期经常为阿公研墨牵纸，观看他用笔的功夫和兴致，倾听他的品评并与他讨论。

在他1988年去世后，阿公的墨迹不但被收入了2004年汕头市“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所出版的、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专集《文采风流今尚存》（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还被收入了2005年出版的《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和蔡仰颜“独俏一枝春——读《潮汕历代墨迹精选》”，原载《特区晚报》，新浪网，2005年4月20日）。

潮汕书法家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阿公的一幅用鸡毫软笔所写墨迹（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阿公所抒写的是周敦颐“爱莲说”的一部分：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我知道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是阿公最喜欢的文字之一，但我少年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故不甚知道原来著名革命文学家鲁迅（周树人）和大家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都是周敦颐的后裔（见李海文“周恩来与鲁迅同宗同族考实”，《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7日，人民网）。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书法家里还有一位名为王资深的，那可是阿公的父亲，也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虽未成为正式牧师（见“王资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是王资深写给一位医生留存的墨迹，这与苏伯炯先生所提阿公为西医诊所题写招牌，有连贯性，本文第一部分也曾谈到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历史上首批华人西医生之一；林章造也还是牧师呢（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

我研究了一下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的姓氏、出生时期和籍贯，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只有阿公和他父亲是父子两人一同入选此珍贵历史墨迹收辑。许沛波先生网站转载该书里阿公和他父亲的生平简短介绍是：

“王资深(1876–1953)，揭阳炮台人。毕业于汕头贝里神学院。书法师法二王、颜真卿和何绍基，擅榜书。”

“王超英(1899–1988)，揭阳炮台人。长期从事宗教工作。”

也值得惊喜和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至少有两位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是他当学生时跟随过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和古典文学专家詹安泰教授，爸爸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起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两位直接指导老师之一便是詹安泰教授（见高齐云“记冼玉清老师的教导”，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詹安泰先生被誉为“岭南词宗”（见杨媛“一代词宗出潮州：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潮州举行”，《羊城晚报》，2010年12月21日，凤凰网），也还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家（见“詹安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很可惜，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詹先生被打成“右派”，又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受折磨于1967年因癌症去世（见“詹安泰年谱”，潮汕风情网，2010年7月26日；和汤擎民、黄昏“当代词学家詹安泰”，大洋网，2010年8月30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下于1924-25年创建广东大学（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邹鲁应该说是对该大学所有学者们的影响都很大，虽然其影响对后来人像我爸爸不是直接的（见“邹鲁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更难得的是，出生于1885年的邹鲁老校长的生日与我纪念阿嫲的农历生日同日，也与我纪念爸爸的公历生日同日；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阿嫲生日是农历正月初六、即本文前两部分发表的日期，和爸爸生日是公历2月20日、即本文此部分发表的日期（见罗林虎“邹鲁”，南方网罗林虎博客，2009年9月26日；“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和“鄒魯”，《中華百科全書》，臺灣中國文化大學，2005年10月25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还有一位本来很可能会对爸爸有直接影响的在广州的全国有名哲学家，但这位学者在爸爸从文学转到哲学教学、刚开始哲学研究时便因癌症去世。

爸爸后来在他的一本专著的“自序”里谈到他从进入文学到转到哲学的那段个人经历，这里引从1951年到1960年代中期的一部分（见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1951年秋至1955年夏的本科学习时间，先后得到詹安泰、王起、黄海章、楼栖、容庚、高华年、冼玉清、董每戡教授等的亲切教导… 本科毕业时，王起教授免试录取我攻读他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这一切，为我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出现了我意料不到的事件，开始影响我学习发展的轨迹。当时，中山大学正筹备复办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的哲学系，计划选派合适人员赴苏联留学，学习美学，以便日后回校任教。有关领导找我多次谈话，希望我接受这个任务。我听后思想十分困扰，感到难以抉择。… 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和征询师友、亲人的意见，我设想留苏学习美学后，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将重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即把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同意提前毕业，于1956年7月告别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意料不到的事件接踵而来，使我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更大的转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复办哲学系的事一时告吹。二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影响了派遣留苏生的部署。… 这种种情况，既排除了我留苏学习美学的需要，又堵塞了留苏学习美学的可能。组织上从工作需要出发，让我留在哲学教研室担任公共哲学课教师。我虽然表达过回中文系的愿望，但最终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 而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1960年秋，中山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办和招收本科学生，我也转为哲学系教师。在当时中苏分歧全面化和公开化的情况下，留苏学习美学当然全无可能。可喜的是1961年至1962年间，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我还去旁听、学习了有关美学的课程。我从肖前、徐琳、庄福龄等老师的讲课中，获益良多。回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后，我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程。我希望把美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结合起来，作为日后学术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实现我心中长久的爱好及意愿。但是，很快发生了所谓“教育革命”，从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革除了美学课程。我想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了。紧随而来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

我所见到的爸爸的哲学学术文章的第一篇是与黄春生老师合作发表于1960年的，在该刊物同一期里还有哲学家杜国庠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0年第Z1期）。

杜国庠先生是第一位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即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见李魁庆“杜国庠”，潮汕特藏网；黄羡章“杜国庠——潮汕第一位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5日；和“历任领导”， 华南师范大学）。

新来到这相对陌生的领域爸爸一定将会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影响，但杜国庠很快地便在1961年1月因癌症去世，终年72岁。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年轻的“熊茂生叔叔”后来也因癌症去世，以及后来（我姑妈、姑父和）爸爸去世时也是72岁。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杜国庠的墨迹是他写给中山大学1951年毕业生们留念的（见“杜国庠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爸爸那年刚要入学，还年青。

之后像他的回忆所描述，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人事和政治因素使爸爸的教学和研究内容越转越“左”。文化大革命后他挑选了在他后半生领域里受后天性政治干扰最少的内容写了上面引到的专著，还算是满意的；他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大陆曾是过带头的（见”歴史沿革”，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另有一位许涤新，曾是中山大学早期学生因而或多或少地受过邹鲁的影响，并曾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帮助。

1925年周恩来带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到汕头市时，年轻的许涤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并是潮汕地区最早加入共青团的青年之一，而杜国庠则被周恩来任命为金山中学校长；当时周恩来极力鼓励金山中学扩建为“岭东中山大学”，但未能如愿，而当时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广东省革命政府教育厅长则是后来（本文上一部分提到过的）1960年代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见黄羡章“许涤新——中共经济统战工作的最早开拓者”，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2日；和陈汉初“周总理曾力促金中办成“岭东中山大学””，《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4月17日）

许涤新在1926年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但那年邹鲁的校长职位已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政治上更“右”的学者戴季陶取代（见“中山大学校史：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校史：戴季陶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校史研究室）。

很快地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手的1927年，许涤新被中山大学开除，好在命还保住了。1929年许涤新入国立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后杜国庠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又在1933年5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那年我爸爸才出生。到了1960年爸爸的第一篇哲学学术文章和杜国庠的文章在同一刊物的同一期发表、如爸爸回忆的中国政治不断地往“左”去的时候，许涤新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作为经济学家的许涤新与哲学家杜国庠两人为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61位里潮汕地区就有两位，而且像阿公和阿嫲恰好分别是揭阳县人和澄海县人。（见黄河“融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许涤新”，原载《潮南》，潮汕风情网，2008年8月30日；“许涤新的经纶与世用”，《中国报道》2010年第1期；和陈晓航“许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原载《晶报》，揭阳新闻网，2010年2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后，许涤新终于成为新建的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因癌症于1988年即我阿公同年去世但比阿公年轻几岁，82岁左右跟阿嫲1980年去世时的年龄接近。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许涤新的墨迹（见“许涤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是他题给吴南生留念的宋朝词人陆游（陆放翁）的诗《快晴》的两句：

“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後梅。”

想想阿公启蒙我的著名毛主席诗，再想想阿公喜爱的周敦颐名句，真希望许涤新先生的“陆放翁”喜悦心情能被更广泛更多地兑现。

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妈妈被“抄家”时，这些潮汕书法家里邹鲁已于1954年在台湾蒋介石亲自登门恭贺他70大寿的10天后便去世（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有点“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味道但所谓七十只是虚岁，69岁而已；杜国庠在1961年72岁不满时已去世；而詹安泰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离世时没有古稀之运，才65岁左右；这时只有许涤新仍健在但也开始被迫害批斗关押数年。，

广州市妈妈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是来自潮汕地区的退休基督教牧师，已算很幸运了。

中国的官方户籍制度是很严格的。阿公阿嫲在1959年从潮汕地区搬到广州来帮爸爸妈妈抚养我、入广州市户口被批准时，妈妈填户籍表报了阿公的职业为“教师”而没有提“牧师”；这并非完全不对，因为阿公在当牧师的同时还在教堂附属的小学兼授“国文”课，所以也是一位教师。

1960年代在广州，阿公阿嫲每周日都有去基督教堂参加礼拜，主要去住家附近的小港堂，在小港路153号；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跟阿公阿嫲去那里礼拜，但阿公阿嫲没有安排过我受洗礼，大概因为爸爸不是基督教徒，而且阿公阿嫲也没有像在潮汕地区时那么活跃因为他们特别是阿公对广州话不很熟悉；今天小港堂已被安排迁移去天河区，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第一座新建的基督教堂 — 天河堂，并起广州市基督教会的中枢纽带作用（见“天河堂简介”，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建元舅舅”读书的工学院当时在天河区。

妈妈和阿嫲告诉我，在1966年妈妈被“抄家”的几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一些陌生人突然来到小港堂登记参加礼拜的教友们的名字和住址，但阿公阿嫲因为感觉不适这段时间没去教堂，故没有被登记。我读到的一篇“破四旧”回忆文章指出这些户口和登记资料对“抄家”的重要性（见徐友渔““破四旧”无恶不作 《人民日报》叫“好得很””，摘自《1966年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华网，2005年8月19日）：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

所以阿嫲后来经常说，幸亏有“主的保佑”，教堂被登记的星期天阿公阿嫲没有去，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来“抄家”时又正好是星期天、有两位潮汕地区来在广州读大学的“舅舅”们在家跟“红卫兵”们讲道理，免了阿公阿嫲的灾难。

但实际上阿公是已经被错误地批斗过的。在1952年土地改革时阿公被他任牧师的教堂当地的农民当成地主对待，被打到卧床不起几个星期，到后来农民们发现他跟教堂的田地没有关系才停止批斗他。当时“建元舅舅”可能还跟着阿公阿嫲生活，但妈妈已随大学生工作队在另外的农村地区参加土改运动，所以也知道成为土改对象有多么不幸；所以妈妈后来在广州报户籍时称阿公为“教师”是有先见之明的。本文上一部分也曾谈到广东土改的一些弊病和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一些在我个人环境周围曾出现或见到的“祸不单行”现象。阿公这次虽然没有被“抄家”，但后来在1970年代中期我们家住在大学校园里时他有一次在校园外集市买菜回家路上在我念书的中学门口附近被一辆卡车的侧面撞倒了，好在没伤筋骨，但司机下来看一下后便驱车扬长而去。阿公当时已是70多岁人，大腿上大片的红紫瘀伤数月后才痊愈。

我是应该在1966年秋季7岁多时入小学念书的，在1965年6岁多时我曾经报考过在住家附近（可能在同庆路上）一所海珠区入学年龄低一年的实验小学但没有被录取，但妈妈被“抄家”批斗后家里再也不愿让我进附近的小学。我记得很多时间跟爸爸在他的大学教师宿舍住，自己学习，不记得秋季开始时有进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大概因为我们家在大学校园区没有户口。过没多久阿嫲便第一次回汕头市探亲，带我一起去，等我们在冬季回到广州时家已经搬进大学校园里我也就可以在附属小学读书了。从这时开始我见到或听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我不久前的一篇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专门讨论。

跟阿嫲到了汕头，那里的精神面貌比起在广州感觉好多了。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阿嫲林珍华原籍是澄海县盐灶乡人和阿公阿嫲原来在盐灶乡住。阿公阿嫲在盐灶乡住那是因为阿公是盐灶基督教堂的牧师。从盐灶出来的、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最早的西医生之一，也从盐灶出来的、女纺织手工艺家林赛玉是中国两大抽纱工艺之一的潮汕抽纱的发明人。

今天，盐灶被誉为潮汕地区“天主教、基督教教会活动及西医西药和抽纱工艺等文化最早发源地”，潮汕人对其推崇不亚于对毛主席的怀念，这从本文上一部分多次提到的广东著名重要报刊“羊城晚报”于2009年12月24日为那个周末的圣诞节和毛泽东生日在“潮汕文化”专栏安排的内容里，可窥其一斑（见“粤东周末”和“粤东周末：潮汕文化”，《羊城晚报》，2009年12月24日）。

阿公在盐灶任牧师时兼授“国文”课的教堂附属小学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学校，被名为“至善小学”（见陈卓坤“潮汕教会女学知多少”，原载《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2月16日，潮汕特藏网；和“盐灶”，维基百科）。正如宋朝文人王伯厚之“三字经”所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见“《三字经》的核心思想为何来自孟子？”，原载《中华读书报》，国学网，2008年6月27日），阿公对我的启蒙教育用心是“至善”的。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公阿嫲如果还住在潮汕地区的话，当时风波灾难大概少不了。但他们已搬走多年，而留在汕头市的我的大舅父即阿公阿嫲的三子三女中最大的、还有我的小阿姨即妈妈最小的妹妹，都是凭自己工作建立事业的：大舅当时是汕头市抽纱进出口公司里一位对产品已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职员，而阿姨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化学工程师。虽然说阿嫲的近亲里有不少的抽纱业商人，妈妈的两位年长哥哥都还是做具体业务的，而从妈妈开始的四个手足在解放后全部上大学了。

与妈妈被“抄家”批斗的境况不同，汕头的大舅家和小姨家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各种问题的群众讨论，或在家里有兴趣地争辩。“建仁大舅”唯一的女儿“素娴姐姐”跟着一大帮她中学的多数是男性的“红卫兵”们到外地“串联”去了，有没有到了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记不得了，但“素娴姐姐”在家的床便成为阿嫲和我的床。这些活跃的政治活动是不含暴力的，唯一的例外是大舅的长子“伯虔哥哥”，学习、体育、表现全拔尖的高中生成为汕头市一个“红卫兵”大组织的领头之一，后来还在带领“红卫兵”们冲击市公安局时被楼上砸下来的砖块打到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

“伯虔哥哥”太忙了，不多见，但大舅家的其他表哥们带我去离“外马路”家不远的海边拣贝壳，和在近一点的解放军军分区干部宿舍旁边的篮球场上教我打篮球；可惜“伯虔哥哥”没空，他可是校篮球队中锋，后来在广州读广东省粮食专业学校时也是；1980年代他在美国堪萨斯州进修面包制作时我就不知道了，白人的个头高多了，学院在美国前总统、原二次大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家乡地区的曼哈顿市这我的第一篇博文“Greeting the New Millennium – nearly a decade late”有谈到。从美国回来后他还当过汕头市粮食局的副局长呢。

阿嫲的母亲姓谢。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我的接生医生，即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的嗣女、终身未婚的邓京育医生，她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的抽纱商人父亲是阿嫲的谢姓表弟；本文上部分曾提到1990年亚洲小姐吴绮莉，亦即“小龙女”的婚外妈妈，她的外祖母是阿嫲的谢姓表妹；还有潮汕地区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師谢雪璋牧師也是阿嫲的表妹，她在文化大革命里有被批斗（见陳潔光“潮汕實地考察之旅”，香港基督教潮人生命堂；和汕头教会“谢雪璋牧师，我们怀念您”汕头基督教会讯20期）。

1966年和阿嫲在汕头，阿嫲的谢姓表弟们不少是原来做抽纱业生意的，他们家请吃饭时有大螃蟹；在小姨和姨丈家吃饭时有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有名的“薄壳米”、和小田螺；但不管在汕头哪里总会吃到鲜美的蚝烙（见“汕头蚝烙”，博雅特产网）。

我是在汕头时第一次学弹钢琴的，虽然我在广州的基督教堂也见过和在妈妈的中学里玩过。阿嫲的亲侄女“爱辉姨”给我上了几次课学最基本的一点点，那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多年前妈妈读中学在她家寄宿时曾弹的。

阿嫲有好多个弟弟。最年长的、也即林章造医生牧师的长孙，继承祖志学西医后在盐灶乡开乡村诊所治病；不幸的是“林学道医生”在1949年解放左右时突然去世，死因我不清楚，有说是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共产党吓死的，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冤情或是个冤案。

阿嫲的其他弟弟们是跟谢姓表兄弟们一块做抽纱业生意的，但没到解放时已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只留下我称为三老舅即“爱辉姨”的父亲在汕头看管资产。我到他们那里跟“爱辉姨”学钢琴时，洋房二楼有一个房间的木地板中心已经陷得很厉害，不小心的话真能摔下到当时被政府征用的一楼 — 别摔坏了自己或砸伤了住楼下的市公安局副局长。

三老舅妗夫妇留着最小的孩子“爱辉姨”在汕头陪父母并学音乐、两个立志从医的儿子“明理舅”和“明德舅”在中国读医学院，送其他的子女们也去澳大利亚。今天只有长子“明理舅”还在中国，是在武汉地区工作的很有成就的妇科专家，虽然“爱辉姨”的姐姐曾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夫人的身份在北京住过几年。

邓京育医生的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不算，我认识的谢姓表舅里也至少有两位，“景阁舅”和“景开舅”，在中国大陆读医科毕业后工作了不少年。

第一次到潮汕地区，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还有潮州市，潮汕地区的前首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汕头成为通商港口之后其中心地位才逐渐被汕头市代替。潮州市区在沿着韩江的山丘上，风景幽美还带有不少古式建筑风格，包括纪念曾任潮州刺史的唐朝大文人韩愈的（见“文化潮州”，潮州市图书馆；和“潮州:一个执着文人与一座城市的传奇”，原载《北京日报》，中国文明网，2010年6月29日）。

大概是刚过了1967年的元旦不久，我便随着阿嫲回到广州。这时我们家已搬进大学校园，我也就正式开始在校园里的小学入班念一年级。

我的个子高瘦，从小学入学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将坐教室的最后一行。一直到离开这小学校前，坐我身边的是优秀贤惠但执着地严格的女孩“杨俊慧”，而坐我前面的是聪明能干但会耍点子的男孩“袁凌”、即爸爸的同事“袁伟时叔叔”（见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的小儿子。挺有意思的名字，但别以为“杨俊慧”的父亲是爸爸和“袁叔叔”的系主任、与毛主席同为湖南籍并紧跟毛主席红得发紫的杨荣国教授（见凡歌“杨荣国：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原载《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中大子弟网；和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那是“杨淡苇”。“杨俊慧”班长的父亲是物理系教师，而她的好朋友“钟苹”同学的物理系教师“右派”父亲刚跳楼自杀死了这我不久前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二）——童年的启蒙

（这篇博文于2011年2月8日同在我的中国凤凰网博客送交发表，但在那里目前仍在受审核中）

（接上部分）

光阴似箭，一年时间过得真快，我的阿嫲、外祖母林珍华的正月初六生日又到了（今年在公历2月8日），而我在她去年生日发了这篇博文第一部分后还没继续。不是我懒，只是在上一部分发了不久后我增加了在Facebook上网页的活动，之后我写中文博文的时间几乎全花在跟Facebook相关的内容上，像我新开的新浪博客和网易博客同时发表的文章“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新浪博客的文章“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网易博客的文章“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全是有关Facebook或有关我在Facebook的英文专题网页里登载的一些内容。

不能说是我追逐潮流，只是要使自己关注的英文文化的和中文文化的内容互相交流，花的时间比只使用一个语言要多很多，而当发现了在Facebook上可以较快地使这些内容与网络上更多的文化内容接合起来并经常与其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反馈，何乐而不为？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学讲几种方言，因为跟阿公阿嫲一起生活，他们刚从潮汕地区的盐灶乡搬到广州，讲的是潮州话，住在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楼里，其他小孩讲的是广州话（外省人称之为广东话），而江西来广州念书再留校教书的爸爸的大学同事们讲普通话（以前叫国语）。

但我对方言的了解即使几十年后的现在也大部分限于口语，因为中文书写是按普通话学的，而这基本满足了后来作为学生和之后的主要需要。

小时候坐在阿嫲床上她会给我、后来给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看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潮州白话文，但我是一点也没学进去，因为没有真正要用到的地方。

开始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在家里不是妈妈，虽然妈妈教语文；她工作非常积极，整天在学校，也不时带我去学校，但在那里她要备课教课，由其他老师或学生带我玩。

在家里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也不是由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学者的爸爸；他周末才回家，靠他的话更不可能。

我的中文启蒙老师是阿公、外祖父。

我小时候跟阿公阿嫲的关系特别亲近。阿公阿嫲住一个小房间，爸爸妈妈住另外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搁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后只能搁一些小家具，所以我从小跟阿公阿嫲同床睡，大一点后不需要太多护理也经常跟妈妈或者在周末跟爸爸妈妈睡，直到七岁后我们家搬去大学校园里我才第一次正式地有自己的床。上次提到我四岁多时仍有时要阿嫲背着我走路（或者阿公抱我在他手臂上），这性格与当时独立空间缺少也可能有关系。

除了看书看报纸，或者看他玻璃瓶子里养的热带小“斗鱼”被放在一块时打斗，阿公的爱好是他终身最大的兴趣：毛笔书法。来请阿公写书法留念的亲戚朋友或间接知道慕名而来的人不少，但我最喜欢的是阿公留给自己的几个小烟纸盒，里面每张小卷烟纸上有一首七律诗或七绝诗，阿公用毛笔尖写的，但在放大镜下看每个字、每一列句和整篇均翊翊如生、优美流利，跟正常尺寸的没有两样。

在我大概四岁左右阿公开始教我写字。正式第一次时，他在一本学生练字的格子簿每页的第一行或第一列用钢笔写下毛主席的七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则用铅笔每一列或每一行的摹写，把整页、整本写满。

阿公挑的这首诗不但著名而且让我觉得很亲切，爸爸的名字里有“云”而我则是一个“峰”。按官方的记载，毛主席的这首诗是在1961年9月9日为李进同志（即其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写的，但后来毛主席在1976年的逝世正好落在他这首诗的15周年；近年来关于毛泽东一生的报道比以前的官方政治宣传放松很多，大家可以了解到9月9日对他来说若有非常境遇的话凶多于吉（见“毛泽东诗词的背后”，原载《文汇报》，新华网，2008年04月15日；和“看毛泽东一生惊心动魄的六个9月9日”，人民网，2010年09月08日）。

我那时候小，大一点后才知道阿公阿嫲从潮汕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王超英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见“汕头十四书家遗墨5月29日起在翰苑展出”，《汕头都市报》，大华网，2004年5月27日；又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

当时学了有几个月我也就懂字了。1963年将到夏天妈妈快再生一个孩子，问我要弟弟还是妹妹，我答“妹妹”；妈妈住进医院后，果真是个妹妹。爸爸回家在房间里在纸上写下“玲”字，告诉我是为妹妹起的名，令我将纸交给阿公；我认得这个字，便带着纸走出爸爸妈妈房间在宿舍三楼的公共走廊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家房间门口之后到了阿公阿嫲的房间进去给阿公；阿公看了，用纸写下“宁”字，我也认识，又带着新字沿原路回去给爸爸，爸爸同意了。

“阿宁”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我稍大一些后家里大人经常提醒我，要我千万注意：小时候我经常患扁桃腺炎发高热，大概四岁左右的一次发病阿嫲带我去离家不太远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看，医生说应该打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针来杀菌；阿嫲告诉医生我每次青霉素试针总有阳性反应，但医生说这次发烧太严重，也无须试了，便给我打了一针；回家后我开始严重反应，进入休克昏迷状态，阿嫲赶快叫来脚踏三轮车把我送回红十字医院，但到这时医生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我只能接受红霉素，当时中国很缺乏；幸好休克几个小时后我被救醒了。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可是中国医疗界于1904年成立的中国自己的红十字会救护机构，最初计划去中国东北地区参加日俄战争的救伤工作但未被接受，但仍与中国与英、法、德、美西方四国为相同目的在上海设立的“万国红十字支会”、即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同年（见“医院历史沿革”，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10年5月17日；和池子华“红十字会创建：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7月29日）。

我对这次生命危险事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五岁多时因为有点肝炎在红十字院住了几个星期，当时家里给我一瓶酱油，我每餐将白饭加咸，胃口好一些。后来到了我初中的年龄经家里人的要求医生用快速手术将我的扁桃腺摘掉，不过那时我们已不住在红十字会医院区域。

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与爸爸同是江西人的“熊茂生叔叔”是爸爸的同事和大学教师宿舍室友，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带回一辆小敞篷车玩具送给我；我喜欢的不得了，老在阿公阿嫲的床上玩，有时候也跟隔壁“严老师”的两个小孩一块玩；我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约是1964年，“严老师”的小孩姐弟俩收到了一辆大卡车或大救火车玩具礼物，请我到她们房间去看，我看的很羡慕，真有点眼红。

1963年是“熊叔叔”和爸爸合作发表学术文章的唯一年份，两篇文章在不同刊物的同第4期发表，一篇两人另一篇三人合作，而刊物同期里其他文章全是单人写的，还有许崇清老校长的文章领头、金应熙老师的文章‘承前启后’，很难得（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和《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熊叔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癌症去世，才三十多岁，为人活跃开朗，很可惜。

再一个重要事情我也记得。有一天我正自个在宿舍一楼大门里站着发呆，有一位女士走进来，对我说“你是阿峰我认得，我是你的黎明姨，从上海来看阿公阿嫲，听说你会写字了”；我当时不记得认识她，但跟她点头看她上楼。等会我回到阿公阿嫲房间才知道“黎明姨”是妈妈的一位表妹，北京体育学院游泳系学生，我便给她看我写的字；吃饭时“黎明姨”要喝冷开水，我觉得有意思，即时向她学，结果一直到现在除非生病我基本只喝冷水。

“黎明姨”姓郑；她父亲是住上海的老生意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瘫痪，“黎明姨”学会针灸自己将父亲治好了（信不信由你，但她父亲确实因中风瘫床）；她谢氏母亲住香港，是我阿嫲基督教家庭那边的一个表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之后“黎明姨”经常从上海来广州跑点小生意，住我们这里；在1970年代中期她陪已能用拐杖走路的父亲到广州和她母亲从香港回广州团圆，也住我们这里，同来的还有她当时丈夫吴先生和独生女“绮莉”；不久后她便带着小小女儿移民去香港了。

大概在1989年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教大学时，有一天到系办公室同事Theresa冯小姐家，Theresa的姐姐Christine和一位平时我没见过的女士在家，那位女士见到我突然对我说，“你不是高峰吗？我认识你，我是你黎明姨。”真的是她，带女儿从香港来温哥华念中学，母女在温哥华住一段时间后经Christine推荐“绮莉”参加了香港的亚洲小姐选美赛，结果真选上了并成为电视明星，也即今天大家知道的国际驰名中国香港武术巨星成龙在婚外所生的“小龙女”的妈妈（见“吴绮莉：女儿知道成龙 但没提出见面”，徐州《都市晨报》，2010年10月1日；和“吴绮莉称从未后悔 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原载《海峡都市报》，新安传媒网，2010年12月13日）。

几个带点悲伤的小故事，但在那个时代的生活里应该不奇怪。

除了学认字和写字，听电台广播的故事是我童年启蒙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从很小开始我每餐是自己一个人坐一张小椅子上吃的，至少在三岁左右已开始，因为记得我喜欢吃麦片糊，阿嫲经常做给我吃，但我老要问，“阿嫲，是麦片吗？”阿嫲说是我便说，“怎么麦片里有粥？”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家里大人们喝米粥多于吃米饭，阿嫲给我做的麦片糊也掺了米粥。

吃饭时间也正好是电台（多是用广州话）播送故事的时间，从四、五岁开始我就学听一直到上瘾，每天必听；现在记得起的有话剧“山乡恩仇记”（见“剧目介绍：《山乡恩仇记》”，广东话剧院）和长篇小说“北山记”（见陈建福“司令员作家”，《解放军报》，1987年10月4日），全是讲解放前共产党在广东的游击队的故事，绘声绘色，令人入迷。当时不久还有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见“红线女北京献演《山乡风云》念白始终用粤语”，原载《广州日报》网络版，南方网，2009年8月20日），但年龄小的我对粤剧一窍不通，听不懂；直到现在我对方言里俚语的了解也不多。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吴有恒的背景非常不一般：原籍广东省恩平县的他曾任共产党的粤中纵队的司令员，解放后成为广州市的党领导之一，但在1957-58年反右期间因为有“地方主义”倾向被撤职下放到工厂工作；但由于他华侨地区出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同为恩平人）及香港背景，曾深受文化教育熏陶，故能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并很快地成为知名作家，后来又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文革后复刊的“羊城晚报”总编辑（见贺朗“吴有恒与《羊城晚报》复刊”，《炎黄世界杂志》，2009年第06期；和吕胜根“鳌峰钟灵毓秀 恩平人杰地灵”，大江网）。

这些政治、即广东当地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解放后受排挤打击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据说跟当时在广东的共产党中南局领导人、后来到北京成为副总理并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又被打成“刘邓陶走资派”之一、患癌症去世的陶铸有关（见吴幼坚“我的父亲吴有恒(下)”，三色堇吴幼坚博客，2008年6月16日；马恩成“我眼中的陶铸”，原载《湘潮》，中华网，2008年3月13日；和“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西部法制维权网，2010年11月07日），也跟当时共产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赵紫阳有关（见牧惠“谈谈广东土改”，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4年7月16日），不过在1980年赵紫阳被任命为国家总理时吴有恒已获平反并任命于“羊城晚报”。

但童年的我对这些政治当然是完全不知道的，只知道妈妈也会写作和发表作品，稍大几岁后知道妈妈认识广东作家协会的不少作家，跟年纪相近的作家协会秘书“仇智杰阿姨”（见“仇智杰 (1933～)”，中国作家网；和“广东文学院首任院长仇智杰到我市参观歇马举人村”，恩平在线，2009年4月2日）是要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仇阿姨”比我年纪小一点的独生子在1980年代从“羊城晚报”记者做起，近年来是该报纸主要编辑之一。

妈妈念大学时是大学队业余乒乓球员，毕业工作后继续为广州市队业余球员，打球打到成为广州市女子单打季军，也打到她1957-58年怀的孕未产已夭亡；之后马上又怀了我，才放慢下来。

我的童年启蒙教育也不完全是在家中接受。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概是我五岁左右，阿公阿嫲要护理“阿宁”，我便被送进在同福中路的一所幼儿园成为一个日托小童。我记得幼儿园是在红十字会医院的对面，那应该是1953年建立的在同福中路399号的“同福中路幼儿园”（红十字会医院是在396号），是所属海珠区教育部门办的第一间公立幼儿园（见“同福中路幼儿园”和“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幼儿园”，育儿网）。

我记得的幼儿园的印象之一是，图画书比家里要多看很多，这原来家里较少；之二是，很多小朋友们一块念儿歌和唱歌，我记得最流行的儿歌是：“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

但我很快地便因开心唱歌而违犯纪律受到批评：每天午觉时间到2时10分或15分结束时广播喇叭会播放一段音乐，小朋友们在10分钟里仍不许出声，需集中思想使自己苏醒，等第二次音乐播放时起床，但有一天下午在第一段音乐播放后我突然大声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这可不得了，幼儿园老师为此专门跟妈妈谈话，要求对我教育更严格。

除这些教育外，我记得的还有老师阿姨教游泳，我学的会浮起来但不会真的游，而且没多大用途因为几个月后我便离开幼儿园（可能是在被批评后不久妈妈便把我撤走），浮水的基本要领很快地就被忘了。我重新学游泳还是到了初中开始的年纪，在大学校园里由妈妈的潮汕老乡、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周岳水教练”教的（见“周姓”，《国际名人录》网络版，国际名人网），但我体育素质不好，游不快。“周教练”原来在当体育学生好像还认识同为潮汕籍的“黎明姨”，但我记不清楚了。

其实在妈妈家的教工宿舍里也有不少其他小朋友不时一块玩，但玩的内容更多是跳橡皮筋、跳绳或踢鸡毛毽，而我在那个年龄哪样也不行。

就这样地受启蒙教育到了六岁多不到七岁，我便因一个机会而开始看大人读的书了，而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读报纸，特别是里面的连载故事；家里订有“羊城晚报”。

1965年10月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了，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买这本书的人列队如长龙。妈妈的吴姓两表弟“伟理舅”和“伟烈舅”兄弟俩当时是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伟理舅”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本作为礼物送给我。

尽管有很多字我不认识而且第一次浏览大人们的书便是这样一本厚厚的，我当时却是认认真真地自己阅读，还不时跑去告诉阿公阿嫲或爸爸妈妈书中读到的情节，虽然有不少内容并未完全看懂。

小说描写了一位湖南省桂阳县籍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从小过贫穷生活靠乞讨为生，18岁参军在部队里经过锻炼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经常做好事的模范，最后还为了将被快速冲来的列车吓惊的战马推下铁路轨以避免与列车相撞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欧阳海是一位真实人物，1959年初参军，在部队里多次因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在1963年11月18日在将受惊战马推出路轨时被282次旅客列车撞成重伤，经抢救仍去世，当时才23岁（见“欧阳海”，互动百科）。

这样一位年轻英雄烈士的故事怎能不使我当时很求上进也很有情念的孩子心受感动？我出生的时候欧阳海参加解放军，他在1963年冒危险保护火车上几百位旅客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我在那时能做的只是在玩玩具时想象自己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

但跟广播里听到的“山乡恩仇记”和“北山记”一样后来人们才了解到，真的现实与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不同。

小说作者金敬迈当时是广州军区文化部所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当他第一次在部队基层听到有关欧阳海的故事时，听说的是一个叫欧阳海的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

当场轧死可能没有，双腿当时被碾碎了；无论是小说的情节，还是欧阳海家乡地区湖南省郴州市政府网站登载的相似文章，都提到出事地点的湖南省衡山县有关部门人员进行了抢救无效后欧阳海才去世的（见郑东、汪渊及王洋“寻找英雄–欧阳海”，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05年7月14日播出，中国桂阳网，2006年2月20日；“欧阳海事迹”，2005年11月10日，郴州新闻网；和“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小说中的故事还有衡山县领导请求省里派直升飞机将欧阳海送去上海抢救的的情节（见“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欧阳海身受重伤俯卧在轨道外侧沙石上。副班长曾阶锋和战士李甫生急忙把班长抱在怀中。火车冲滑了三百多米后停下来，司机张世海和王治卫下车马上向英雄倒下的地方奔来。他俩拉住曾阶锋的手激动地说：“快救这个伟大的战士，是他救出了几百旅客的生命啊!””

“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英雄事迹像急风一样飞快地传遍了衡山县城。为了抢救这位伟大战士的生命，县委挂通了长途电话，请求省里立即派直升飞机来，把欧阳海飞送到上海去抢救。铁路职工、刚下火车的旅客和兄弟部队官兵共一百多人挤满了衡山医院，要求献出宝贵的血液，营救这位伟大的战士。欧阳海静静地躺着，他是那样安详，好像没有一丝痛苦。突然，他睁开了晶亮的眼睛，向人们张望了一下。想不到，这竟是英雄最后的一瞥。他像流星似地在夜空中殒落了，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这作家金敬迈也是有点‘远视’，干吗要送欧阳海去上海？衡山县离上海市飞直线也有1000公里距离，而到衡阳市才50公里。说真的，驻在衡阳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可是著名的野战医院（见“医院简介”，解放军第一六九中心医院），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第四野战军的随军医院不知救活了多少伤重的英雄战士，为什么不马上把欧阳海急速往那里送？

这使我回想起四岁时因打盘尼西林过敏休克的故事，阿嫲叫来脚踏三轮车快速把我送回红十字会医院，医生都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仍能抢救过来。那时我们住的在同福东路的教工宿舍楼的西墙外小街对面老房子里有一个卫生防疫站，里面有医生护士，但家里大人们只带我去那里打预防针，不在那里看真的病症；还有妈妈的要好学生“定朗阿姨”的父亲、退了休的“黄医生”也好像住的比红十字院要近（可能在同庆路上），而且跟阿公交情好；但我真的病了是去红十字会医院的，当然作为市属中学教师的小孩我享受免费的公费医疗。

虽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这两个医院，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和解放军第169医院都属于“三级甲等”医院，即国家特殊医院以外的最高等级的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百度百科）。

我大几岁后爸爸告诉我，他在江西省吉安市出生和受启蒙教育后高中是在湖南省衡阳市念的，毕业时想参军当空军飞行员或读医科当医生，但体格检查眼力不及格，他的中学老师推荐他去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爸爸的近视眼救不了欧阳海。

但就这样一位勇敢战士的事迹，欧阳海所在部队一开始不敢声张，因为身为班长的欧阳海曾经和连指导员闹矛盾并越级给广州军区领导写过信，而指导员可是共产党的代表，是党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但欧阳海的战友们认为欧阳海好指导员不好，纷纷向上级写信，结果作家金敬迈在那里时新华社的和其他记者也来了解情况，一共八人一起合作写出第一篇报道欧阳海的文章，之后部队上级才开始给欧阳海追记功劳（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张骥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原载《炎黄春秋》，新浪网，2004年12月15日；罗永常“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原载《党史文汇》，罗永常的BLOG，2007年10月19日；和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出版，乌有之乡网，2010年4月8日）。

金敬迈写出来的小说初稿被领导要求他为政治原因修改，他便将欧阳海与连指导员的矛盾改成“误会”，将指导员改为代理指导员及原来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小资产阶级分子下放到连队体验生活，还将其由真名吴新文改为吴学新，这样党的形象也就不受损害了。

这作家可真是糊涂，自己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往自己同行的脸上抹黑，政治矛盾找一个拉小提琴有艺术感的来顶缸代受，不讲道理。

我童年时妈妈教的最好的学生之一“何秉刚叔叔”小提琴拉得很棒，中学毕业后被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录取为小提琴手，我和妈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都去“何叔叔”的文工团在广州市郊区的驻地去探望他，与妈妈的弟弟“建元舅舅”原来读书、让我“骑公鸡丁”他沿铁路轨走（这在我本文第一部分回忆到）的工学院校园在同一方向：工学院在天河，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何秉刚叔叔”后来还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过，还好没被当成“小资产阶级分子”。

在看了新小说“欧阳海之歌”后不久，有可能还没仔细读完时，我又翻阅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当时住在爸爸妈妈房间的对面房间有一位老先生，好像是一位退休教师，经常带宿舍楼里几个小朋友到他房间听他讲故事。有一段时间他讲的是“林海雪原”，对着书解释发挥，我去听了几次，但觉得不够瘾；有一次这位老先生对我说他可以借这本书给我看，但时间不能长，我就借看了可能只有二、三个星期，匆匆地翻了一下再挑感兴趣的部分阅读，没有全部读完。

从童年那个时候看大人的书起我便形成了选读的习惯，阅读书本、刊物或报纸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程度是用翻阅浏览的方式挑选内容来读的，选读的内容尽可能有足够代表性使得我对整体内容也觉得了解了、可以算读过。

在1950年代中期出版的“林海雪原”不但与“欧阳海之歌”类似是由真实故事经过作者加工修改而成，而且是根据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部队在东北地区剿灭土匪的故事（见曲波“林海雪原”，原写于1958年9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也与“欧阳海之歌”相似，“林海雪原”里的一些关键内容是与真实故事不同的。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侦察队长杨子荣立了很多战功，包括化装为土匪骗取信任成功地智取威虎山，是一个胜利的英雄，但在现实里他在1947年初那场战斗胜利后不久便在一次在山上找土匪的时候被一个土匪趁他不备杀死。并非所有真实战友的牺牲内容都被作者曲波所忽略，例如他的警卫员高波在小说里也死了。

到了今天，关于原名杨宗贵的侦察队长杨子荣的死因文学作品、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解释仍是众说纷纭，有不少矛盾之处：近年出的电视剧《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在威虎山战斗胜利后追救初恋情人槐花的儿子被外面不知真相的一个小土匪用枪打死，解放军和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陵园的说法是杨子荣在后来追剿其他土匪时冲在前面但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而被土匪击中，但媒体到他牺牲的黑牛背地方去采访当地老百姓，获得的故事说当时杨子荣只与另外一人一起追逐一个可疑人的踪迹，到山上后分路寻找，只身与那可疑人在一窝棚相遇被开枪打死，死后尸体还是由老百姓抬下山送回解放军部队的（见“《林海雪原》结局遭观众质疑：杨子荣之死太假”，原载《成都商报》，新华网黑龙江频道，2004年4月2日；“意外死在一个散匪之手——“杨子荣”牺牲真相”，中华网新闻，2004年7月21日；连接吉祥“从杨子荣的遭遇看我们的政策缺失什么？”，连接吉祥的和讯博客，2008年6月25日；和“侦察英雄杨子荣牺牲的一瞬间：扳机意外失灵”，原载《解放军报》，深圳新闻网，2009年4月24日）。

就在杨子荣在当时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区海林镇得到烈士葬礼待遇的同时，杨宗贵家乡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的干部群众真的将他当成土匪，使得他的家庭受到不公平对待（见“杨子荣生前惟一一张照片，人物简介”，新华网山东频道）。

也许这里面有些当时说不出来的复杂隐情。

“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是中国即将进入文化大革命时际的两部带重要政治性质的传记性小说文学作品，“欧阳海之歌”开了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先河，而由“林海雪原”一部分改编成京剧的“智取威虎山”是江青倡导的“八大样板戏”之一（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和趙一存“內地首出書 解密樣板戲秘史”，香港文匯報，2009年10月5日）。

这两部小说之间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故事内容发生在当时主管军队的共产党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原来所辖部队：由东北抗日联军扩大发展转为东北解放军后组成的第四野战军是后来解放中南地区和构成广州军区的部队（见“四野之历史”，原载龙虎网，网易网新闻，2007年4月16日）。

再更仔细地看一下，我觉得这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里隐藏着有从东北到南方这一线条的痕迹。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当时是杨子荣所属部队的团政委，而他的夫人刘波当时是牡丹江军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他们两人同是山东省烟台地区人，原来在1942年在八路军胶东军区里曲波被怀疑是13团的“托派总支书记”、刘波被怀疑是后方医院的“托派骨干分子”关在同一房间中受审查时认识；“林海雪原”小说里的解放军剿匪部队领导、团参谋长少剑波的故事的80%是以曲波自己的真事写的，而虚构的内容里最有名的有剿匪部队中唯一女性、卫生员“小白鸽”白茹的故事和少剑波与她的恋情，据说贺龙元帅还真以为作家曲波的妻子就是白茹（见“曲波遗孀刘波老人讲述《林海雪原》故事”，原载《辽沈晚报》，新华网浙江频道，2009年4月15日）。

以自己妻子为模型槊造一个解放军女医疗人员很可以理解，但在东北黑龙江省什么是白的？“林海雪原”里满地的白雪。东北最著名的白雪是什么？与朝鲜分享的长白山上的雪；长白山在中国境内的“白云峰”是东北第一高峰，其东南方与朝鲜交界处有著名的“天池”，而坐落在朝鲜境内的“将军峰”则更高（“长白山”，百度百科）。

这在我童年世界的广州有相似的。广州市北部有个白云山（附近的广州国际机场以其命名），从白云山往东南方去不远有天河区，以“天河村”得名，据记载该村名是在1927年由广州军阀李福林起的，而当时被以“天”命名的还有更远的李福林宗家的“天池村”，在广州市南部海珠区我童年居住及后来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居住地方的东南方（见“地名由来”，天河区信息网）；这历史里长白山的影响隐约可见，但所谓‘天河’实际上是“沙河”，以出在比天河村离白云山更近的沙河镇的“沙河粉”闻名（见林晓丽“广州沙河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载《广州日报》，福客民俗网，2010年1月18日）；前面曾提到“建元舅舅”的工学院宿舍在天河，“何秉刚叔叔”的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记得后来读小学或初中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白云山活动，下山之后在离沙河镇不远的铁路旁休息，在一列火车快到时一些同学将硬币放在铁轨上，打赌争论到底硬币会否被列车碾平。

长白山的白云峰和天池在与黑龙江省南邻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白山市的西南邻是通化市；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白山市称为临江县，并与抚松县都属于当时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的通化省，而在日本投降前夕“满洲国”的元首、原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行宫和逊位之处就在临江县境内（“溥仪行宫特色”，最美中国网，2010年11月16日）；在湖南衡阳市的解放军169医院是在杨子荣牺牲的1947年在通化市成立的，而衡阳市（及衡阳县）是1963年欧阳海牺牲的衡山县的西南邻。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回忆说在1963-64年时解放军139师驻衡阳，欧阳海所属140师驻衡山（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难道一个师这么高级别的部队单位真的找不到一些像“林海雪原”里“小白鸽”白茹那样有能力的医疗人员能够稍为稳定欧阳海的伤情并将他往相邻地域的169医院高速运送？

爸爸唯一的成人同胞手足是他在家乡江西省吉安市的“冰如”姐姐，即我姑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姑妈的丈夫、我姑父经常来广州出差，在我心目中逐渐代替了“熊茂生叔叔”作为热情开朗的“北方人”（其实“熊叔叔”只是“外省人”，江西与湖南均在长江以南）的代表形象；与姑妈同岁并同于72岁时去世的“潘义云姑父”是东北人和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基层军官，记得爸爸告诉说是连指导员，转业后是姑妈当经理的丝绸布料经销公司或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夫妻俩抚养与我妹妹年龄相仿的非亲生子，取名“宏顺”，可见不仅能干而且听话之重要。爸爸后来去世时也是72岁。

有时我觉得的家庭及其周围的世界真的很小：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以小说“欧阳海之歌”开始读书；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我们家所住大学校园小楼房楼上的一位邻居是为人非常友好的“曾阿姨”，出身新加坡华侨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革命老干部，她大儿子留学苏联后当时在北京工作，老二和最小的老三都比我大几岁在广州读书，而她的丈夫已于文化大革命早期据称因自杀死亡，生前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

作家金敬迈写作“欧阳海之歌”时只不过是广州军区文化部下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早期“曾阿姨”丈夫遭遇不幸的阶段金敬迈被提拔到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主管国家文化部的负责人；也不幸的是，因为革命调查碰到了毛主席夫人、文化大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江青几十年前在上海演艺界的一些背景，只当了123天领导金敬迈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一号”监狱多年又再送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才被释放（见寸草心“《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半生沉浮”，小学语文网），幸亏他还能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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