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博文于2011年2月8日同在我的中国凤凰网博客送交发表，但在那里目前仍在受审核中）
（接上部分）
光阴似箭，一年时间过得真快，我的阿嫲、外祖母林珍华的正月初六生日又到了（今年在公历2月8日），而我在她去年生日发了这篇博文第一部分后还没继续。不是我懒，只是在上一部分发了不久后我增加了在Facebook上网页的活动，之后我写中文博文的时间几乎全花在跟Facebook相关的内容上，像我新开的新浪博客和网易博客同时发表的文章“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新浪博客的文章“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网易博客的文章“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全是有关Facebook或有关我在Facebook的英文专题网页里登载的一些内容。
不能说是我追逐潮流，只是要使自己关注的英文文化的和中文文化的内容互相交流，花的时间比只使用一个语言要多很多，而当发现了在Facebook上可以较快地使这些内容与网络上更多的文化内容接合起来并经常与其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反馈，何乐而不为？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学讲几种方言，因为跟阿公阿嫲一起生活，他们刚从潮汕地区的盐灶乡搬到广州，讲的是潮州话，住在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楼里，其他小孩讲的是广州话（外省人称之为广东话），而江西来广州念书再留校教书的爸爸的大学同事们讲普通话（以前叫国语）。
但我对方言的了解即使几十年后的现在也大部分限于口语，因为中文书写是按普通话学的，而这基本满足了后来作为学生和之后的主要需要。
小时候坐在阿嫲床上她会给我、后来给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看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潮州白话文，但我是一点也没学进去，因为没有真正要用到的地方。
开始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在家里不是妈妈，虽然妈妈教语文；她工作非常积极，整天在学校，也不时带我去学校，但在那里她要备课教课，由其他老师或学生带我玩。
在家里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也不是由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学者的爸爸；他周末才回家，靠他的话更不可能。
我的中文启蒙老师是阿公、外祖父。
我小时候跟阿公阿嫲的关系特别亲近。阿公阿嫲住一个小房间，爸爸妈妈住另外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搁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后只能搁一些小家具，所以我从小跟阿公阿嫲同床睡，大一点后不需要太多护理也经常跟妈妈或者在周末跟爸爸妈妈睡，直到七岁后我们家搬去大学校园里我才第一次正式地有自己的床。上次提到我四岁多时仍有时要阿嫲背着我走路（或者阿公抱我在他手臂上），这性格与当时独立空间缺少也可能有关系。
除了看书看报纸，或者看他玻璃瓶子里养的热带小“斗鱼”被放在一块时打斗，阿公的爱好是他终身最大的兴趣：毛笔书法。来请阿公写书法留念的亲戚朋友或间接知道慕名而来的人不少，但我最喜欢的是阿公留给自己的几个小烟纸盒，里面每张小卷烟纸上有一首七律诗或七绝诗，阿公用毛笔尖写的，但在放大镜下看每个字、每一列句和整篇均翊翊如生、优美流利，跟正常尺寸的没有两样。
在我大概四岁左右阿公开始教我写字。正式第一次时，他在一本学生练字的格子簿每页的第一行或第一列用钢笔写下毛主席的七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则用铅笔每一列或每一行的摹写，把整页、整本写满。
阿公挑的这首诗不但著名而且让我觉得很亲切，爸爸的名字里有“云”而我则是一个“峰”。按官方的记载，毛主席的这首诗是在1961年9月9日为李进同志（即其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写的，但后来毛主席在1976年的逝世正好落在他这首诗的15周年；近年来关于毛泽东一生的报道比以前的官方政治宣传放松很多，大家可以了解到9月9日对他来说若有非常境遇的话凶多于吉（见“毛泽东诗词的背后”，原载《文汇报》，新华网，2008年04月15日；和“看毛泽东一生惊心动魄的六个9月9日”，人民网，2010年09月08日）。
我那时候小，大一点后才知道阿公阿嫲从潮汕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王超英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见“汕头十四书家遗墨5月29日起在翰苑展出”，《汕头都市报》，大华网，2004年5月27日；又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
当时学了有几个月我也就懂字了。1963年将到夏天妈妈快再生一个孩子，问我要弟弟还是妹妹，我答“妹妹”；妈妈住进医院后，果真是个妹妹。爸爸回家在房间里在纸上写下“玲”字，告诉我是为妹妹起的名，令我将纸交给阿公；我认得这个字，便带着纸走出爸爸妈妈房间在宿舍三楼的公共走廊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家房间门口之后到了阿公阿嫲的房间进去给阿公；阿公看了，用纸写下“宁”字，我也认识，又带着新字沿原路回去给爸爸，爸爸同意了。
“阿宁”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我稍大一些后家里大人经常提醒我，要我千万注意：小时候我经常患扁桃腺炎发高热，大概四岁左右的一次发病阿嫲带我去离家不太远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看，医生说应该打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针来杀菌；阿嫲告诉医生我每次青霉素试针总有阳性反应，但医生说这次发烧太严重，也无须试了，便给我打了一针；回家后我开始严重反应，进入休克昏迷状态，阿嫲赶快叫来脚踏三轮车把我送回红十字医院，但到这时医生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我只能接受红霉素，当时中国很缺乏；幸好休克几个小时后我被救醒了。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可是中国医疗界于1904年成立的中国自己的红十字会救护机构，最初计划去中国东北地区参加日俄战争的救伤工作但未被接受，但仍与中国与英、法、德、美西方四国为相同目的在上海设立的“万国红十字支会”、即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同年（见“医院历史沿革”，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10年5月17日；和池子华“红十字会创建：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7月29日）。
我对这次生命危险事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五岁多时因为有点肝炎在红十字院住了几个星期，当时家里给我一瓶酱油，我每餐将白饭加咸，胃口好一些。后来到了我初中的年龄经家里人的要求医生用快速手术将我的扁桃腺摘掉，不过那时我们已不住在红十字会医院区域。
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与爸爸同是江西人的“熊茂生叔叔”是爸爸的同事和大学教师宿舍室友，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带回一辆小敞篷车玩具送给我；我喜欢的不得了，老在阿公阿嫲的床上玩，有时候也跟隔壁“严老师”的两个小孩一块玩；我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约是1964年，“严老师”的小孩姐弟俩收到了一辆大卡车或大救火车玩具礼物，请我到她们房间去看，我看的很羡慕，真有点眼红。
1963年是“熊叔叔”和爸爸合作发表学术文章的唯一年份，两篇文章在不同刊物的同第4期发表，一篇两人另一篇三人合作，而刊物同期里其他文章全是单人写的，还有许崇清老校长的文章领头、金应熙老师的文章‘承前启后’，很难得（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和《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熊叔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癌症去世，才三十多岁，为人活跃开朗，很可惜。
再一个重要事情我也记得。有一天我正自个在宿舍一楼大门里站着发呆，有一位女士走进来，对我说“你是阿峰我认得，我是你的黎明姨，从上海来看阿公阿嫲，听说你会写字了”；我当时不记得认识她，但跟她点头看她上楼。等会我回到阿公阿嫲房间才知道“黎明姨”是妈妈的一位表妹，北京体育学院游泳系学生，我便给她看我写的字；吃饭时“黎明姨”要喝冷开水，我觉得有意思，即时向她学，结果一直到现在除非生病我基本只喝冷水。
“黎明姨”姓郑；她父亲是住上海的老生意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瘫痪，“黎明姨”学会针灸自己将父亲治好了（信不信由你，但她父亲确实因中风瘫床）；她谢氏母亲住香港，是我阿嫲基督教家庭那边的一个表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之后“黎明姨”经常从上海来广州跑点小生意，住我们这里；在1970年代中期她陪已能用拐杖走路的父亲到广州和她母亲从香港回广州团圆，也住我们这里，同来的还有她当时丈夫吴先生和独生女“绮莉”；不久后她便带着小小女儿移民去香港了。
大概在1989年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教大学时，有一天到系办公室同事Theresa冯小姐家，Theresa的姐姐Christine和一位平时我没见过的女士在家，那位女士见到我突然对我说，“你不是高峰吗？我认识你，我是你黎明姨。”真的是她，带女儿从香港来温哥华念中学，母女在温哥华住一段时间后经Christine推荐“绮莉”参加了香港的亚洲小姐选美赛，结果真选上了并成为电视明星，也即今天大家知道的国际驰名中国香港武术巨星成龙在婚外所生的“小龙女”的妈妈（见“吴绮莉：女儿知道成龙 但没提出见面”，徐州《都市晨报》，2010年10月1日；和“吴绮莉称从未后悔 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原载《海峡都市报》，新安传媒网，2010年12月13日）。
几个带点悲伤的小故事，但在那个时代的生活里应该不奇怪。
除了学认字和写字，听电台广播的故事是我童年启蒙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从很小开始我每餐是自己一个人坐一张小椅子上吃的，至少在三岁左右已开始，因为记得我喜欢吃麦片糊，阿嫲经常做给我吃，但我老要问，“阿嫲，是麦片吗？”阿嫲说是我便说，“怎么麦片里有粥？”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家里大人们喝米粥多于吃米饭，阿嫲给我做的麦片糊也掺了米粥。
吃饭时间也正好是电台（多是用广州话）播送故事的时间，从四、五岁开始我就学听一直到上瘾，每天必听；现在记得起的有话剧“山乡恩仇记”（见“剧目介绍：《山乡恩仇记》”，广东话剧院）和长篇小说“北山记”（见陈建福“司令员作家”，《解放军报》，1987年10月4日），全是讲解放前共产党在广东的游击队的故事，绘声绘色，令人入迷。当时不久还有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见“红线女北京献演《山乡风云》念白始终用粤语”，原载《广州日报》网络版，南方网，2009年8月20日），但年龄小的我对粤剧一窍不通，听不懂；直到现在我对方言里俚语的了解也不多。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吴有恒的背景非常不一般：原籍广东省恩平县的他曾任共产党的粤中纵队的司令员，解放后成为广州市的党领导之一，但在1957-58年反右期间因为有“地方主义”倾向被撤职下放到工厂工作；但由于他华侨地区出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同为恩平人）及香港背景，曾深受文化教育熏陶，故能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并很快地成为知名作家，后来又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文革后复刊的“羊城晚报”总编辑（见贺朗“吴有恒与《羊城晚报》复刊”，《炎黄世界杂志》，2009年第06期；和吕胜根“鳌峰钟灵毓秀 恩平人杰地灵”，大江网）。
这些政治、即广东当地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解放后受排挤打击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据说跟当时在广东的共产党中南局领导人、后来到北京成为副总理并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又被打成“刘邓陶走资派”之一、患癌症去世的陶铸有关（见吴幼坚“我的父亲吴有恒(下)”，三色堇吴幼坚博客，2008年6月16日；马恩成“我眼中的陶铸”，原载《湘潮》，中华网，2008年3月13日；和“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西部法制维权网，2010年11月07日），也跟当时共产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赵紫阳有关（见牧惠“谈谈广东土改”，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4年7月16日），不过在1980年赵紫阳被任命为国家总理时吴有恒已获平反并任命于“羊城晚报”。
但童年的我对这些政治当然是完全不知道的，只知道妈妈也会写作和发表作品，稍大几岁后知道妈妈认识广东作家协会的不少作家，跟年纪相近的作家协会秘书“仇智杰阿姨”（见“仇智杰 (1933～)”，中国作家网；和“广东文学院首任院长仇智杰到我市参观歇马举人村”，恩平在线，2009年4月2日）是要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仇阿姨”比我年纪小一点的独生子在1980年代从“羊城晚报”记者做起，近年来是该报纸主要编辑之一。
妈妈念大学时是大学队业余乒乓球员，毕业工作后继续为广州市队业余球员，打球打到成为广州市女子单打季军，也打到她1957-58年怀的孕未产已夭亡；之后马上又怀了我，才放慢下来。
我的童年启蒙教育也不完全是在家中接受。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概是我五岁左右，阿公阿嫲要护理“阿宁”，我便被送进在同福中路的一所幼儿园成为一个日托小童。我记得幼儿园是在红十字会医院的对面，那应该是1953年建立的在同福中路399号的“同福中路幼儿园”（红十字会医院是在396号），是所属海珠区教育部门办的第一间公立幼儿园（见“同福中路幼儿园”和“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幼儿园”，育儿网）。
我记得的幼儿园的印象之一是，图画书比家里要多看很多，这原来家里较少；之二是，很多小朋友们一块念儿歌和唱歌，我记得最流行的儿歌是：“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
但我很快地便因开心唱歌而违犯纪律受到批评：每天午觉时间到2时10分或15分结束时广播喇叭会播放一段音乐，小朋友们在10分钟里仍不许出声，需集中思想使自己苏醒，等第二次音乐播放时起床，但有一天下午在第一段音乐播放后我突然大声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这可不得了，幼儿园老师为此专门跟妈妈谈话，要求对我教育更严格。
除这些教育外，我记得的还有老师阿姨教游泳，我学的会浮起来但不会真的游，而且没多大用途因为几个月后我便离开幼儿园（可能是在被批评后不久妈妈便把我撤走），浮水的基本要领很快地就被忘了。我重新学游泳还是到了初中开始的年纪，在大学校园里由妈妈的潮汕老乡、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周岳水教练”教的（见“周姓”，《国际名人录》网络版，国际名人网），但我体育素质不好，游不快。“周教练”原来在当体育学生好像还认识同为潮汕籍的“黎明姨”，但我记不清楚了。
其实在妈妈家的教工宿舍里也有不少其他小朋友不时一块玩，但玩的内容更多是跳橡皮筋、跳绳或踢鸡毛毽，而我在那个年龄哪样也不行。
就这样地受启蒙教育到了六岁多不到七岁，我便因一个机会而开始看大人读的书了，而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读报纸，特别是里面的连载故事；家里订有“羊城晚报”。
1965年10月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了，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买这本书的人列队如长龙。妈妈的吴姓两表弟“伟理舅”和“伟烈舅”兄弟俩当时是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伟理舅”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本作为礼物送给我。
尽管有很多字我不认识而且第一次浏览大人们的书便是这样一本厚厚的，我当时却是认认真真地自己阅读，还不时跑去告诉阿公阿嫲或爸爸妈妈书中读到的情节，虽然有不少内容并未完全看懂。
小说描写了一位湖南省桂阳县籍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从小过贫穷生活靠乞讨为生，18岁参军在部队里经过锻炼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经常做好事的模范，最后还为了将被快速冲来的列车吓惊的战马推下铁路轨以避免与列车相撞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欧阳海是一位真实人物，1959年初参军，在部队里多次因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在1963年11月18日在将受惊战马推出路轨时被282次旅客列车撞成重伤，经抢救仍去世，当时才23岁（见“欧阳海”，互动百科）。
这样一位年轻英雄烈士的故事怎能不使我当时很求上进也很有情念的孩子心受感动？我出生的时候欧阳海参加解放军，他在1963年冒危险保护火车上几百位旅客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我在那时能做的只是在玩玩具时想象自己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
但跟广播里听到的“山乡恩仇记”和“北山记”一样后来人们才了解到，真的现实与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不同。
小说作者金敬迈当时是广州军区文化部所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当他第一次在部队基层听到有关欧阳海的故事时，听说的是一个叫欧阳海的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
当场轧死可能没有，双腿当时被碾碎了；无论是小说的情节，还是欧阳海家乡地区湖南省郴州市政府网站登载的相似文章，都提到出事地点的湖南省衡山县有关部门人员进行了抢救无效后欧阳海才去世的（见郑东、汪渊及王洋“寻找英雄–欧阳海”，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05年7月14日播出，中国桂阳网，2006年2月20日；“欧阳海事迹”，2005年11月10日，郴州新闻网；和“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小说中的故事还有衡山县领导请求省里派直升飞机将欧阳海送去上海抢救的的情节（见“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欧阳海身受重伤俯卧在轨道外侧沙石上。副班长曾阶锋和战士李甫生急忙把班长抱在怀中。火车冲滑了三百多米后停下来，司机张世海和王治卫下车马上向英雄倒下的地方奔来。他俩拉住曾阶锋的手激动地说：“快救这个伟大的战士，是他救出了几百旅客的生命啊!””
“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英雄事迹像急风一样飞快地传遍了衡山县城。为了抢救这位伟大战士的生命，县委挂通了长途电话，请求省里立即派直升飞机来，把欧阳海飞送到上海去抢救。铁路职工、刚下火车的旅客和兄弟部队官兵共一百多人挤满了衡山医院，要求献出宝贵的血液，营救这位伟大的战士。欧阳海静静地躺着，他是那样安详，好像没有一丝痛苦。突然，他睁开了晶亮的眼睛，向人们张望了一下。想不到，这竟是英雄最后的一瞥。他像流星似地在夜空中殒落了，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这作家金敬迈也是有点‘远视’，干吗要送欧阳海去上海？衡山县离上海市飞直线也有1000公里距离，而到衡阳市才50公里。说真的，驻在衡阳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可是著名的野战医院（见“医院简介”，解放军第一六九中心医院），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第四野战军的随军医院不知救活了多少伤重的英雄战士，为什么不马上把欧阳海急速往那里送？
这使我回想起四岁时因打盘尼西林过敏休克的故事，阿嫲叫来脚踏三轮车快速把我送回红十字会医院，医生都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仍能抢救过来。那时我们住的在同福东路的教工宿舍楼的西墙外小街对面老房子里有一个卫生防疫站，里面有医生护士，但家里大人们只带我去那里打预防针，不在那里看真的病症；还有妈妈的要好学生“定朗阿姨”的父亲、退了休的“黄医生”也好像住的比红十字院要近（可能在同庆路上），而且跟阿公交情好；但我真的病了是去红十字会医院的，当然作为市属中学教师的小孩我享受免费的公费医疗。
虽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这两个医院，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和解放军第169医院都属于“三级甲等”医院，即国家特殊医院以外的最高等级的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百度百科）。
我大几岁后爸爸告诉我，他在江西省吉安市出生和受启蒙教育后高中是在湖南省衡阳市念的，毕业时想参军当空军飞行员或读医科当医生，但体格检查眼力不及格，他的中学老师推荐他去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爸爸的近视眼救不了欧阳海。
但就这样一位勇敢战士的事迹，欧阳海所在部队一开始不敢声张，因为身为班长的欧阳海曾经和连指导员闹矛盾并越级给广州军区领导写过信，而指导员可是共产党的代表，是党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但欧阳海的战友们认为欧阳海好指导员不好，纷纷向上级写信，结果作家金敬迈在那里时新华社的和其他记者也来了解情况，一共八人一起合作写出第一篇报道欧阳海的文章，之后部队上级才开始给欧阳海追记功劳（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张骥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原载《炎黄春秋》，新浪网，2004年12月15日；罗永常“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原载《党史文汇》，罗永常的BLOG，2007年10月19日；和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出版，乌有之乡网，2010年4月8日）。
金敬迈写出来的小说初稿被领导要求他为政治原因修改，他便将欧阳海与连指导员的矛盾改成“误会”，将指导员改为代理指导员及原来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小资产阶级分子下放到连队体验生活，还将其由真名吴新文改为吴学新，这样党的形象也就不受损害了。
这作家可真是糊涂，自己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往自己同行的脸上抹黑，政治矛盾找一个拉小提琴有艺术感的来顶缸代受，不讲道理。
我童年时妈妈教的最好的学生之一“何秉刚叔叔”小提琴拉得很棒，中学毕业后被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录取为小提琴手，我和妈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都去“何叔叔”的文工团在广州市郊区的驻地去探望他，与妈妈的弟弟“建元舅舅”原来读书、让我“骑公鸡丁”他沿铁路轨走（这在我本文第一部分回忆到）的工学院校园在同一方向：工学院在天河，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何秉刚叔叔”后来还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过，还好没被当成“小资产阶级分子”。
在看了新小说“欧阳海之歌”后不久，有可能还没仔细读完时，我又翻阅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当时住在爸爸妈妈房间的对面房间有一位老先生，好像是一位退休教师，经常带宿舍楼里几个小朋友到他房间听他讲故事。有一段时间他讲的是“林海雪原”，对着书解释发挥，我去听了几次，但觉得不够瘾；有一次这位老先生对我说他可以借这本书给我看，但时间不能长，我就借看了可能只有二、三个星期，匆匆地翻了一下再挑感兴趣的部分阅读，没有全部读完。
从童年那个时候看大人的书起我便形成了选读的习惯，阅读书本、刊物或报纸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程度是用翻阅浏览的方式挑选内容来读的，选读的内容尽可能有足够代表性使得我对整体内容也觉得了解了、可以算读过。
在1950年代中期出版的“林海雪原”不但与“欧阳海之歌”类似是由真实故事经过作者加工修改而成，而且是根据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部队在东北地区剿灭土匪的故事（见曲波“林海雪原”，原写于1958年9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也与“欧阳海之歌”相似，“林海雪原”里的一些关键内容是与真实故事不同的。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侦察队长杨子荣立了很多战功，包括化装为土匪骗取信任成功地智取威虎山，是一个胜利的英雄，但在现实里他在1947年初那场战斗胜利后不久便在一次在山上找土匪的时候被一个土匪趁他不备杀死。并非所有真实战友的牺牲内容都被作者曲波所忽略，例如他的警卫员高波在小说里也死了。
到了今天，关于原名杨宗贵的侦察队长杨子荣的死因文学作品、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解释仍是众说纷纭，有不少矛盾之处：近年出的电视剧《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在威虎山战斗胜利后追救初恋情人槐花的儿子被外面不知真相的一个小土匪用枪打死，解放军和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陵园的说法是杨子荣在后来追剿其他土匪时冲在前面但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而被土匪击中，但媒体到他牺牲的黑牛背地方去采访当地老百姓，获得的故事说当时杨子荣只与另外一人一起追逐一个可疑人的踪迹，到山上后分路寻找，只身与那可疑人在一窝棚相遇被开枪打死，死后尸体还是由老百姓抬下山送回解放军部队的（见“《林海雪原》结局遭观众质疑：杨子荣之死太假”，原载《成都商报》，新华网黑龙江频道，2004年4月2日；“意外死在一个散匪之手——“杨子荣”牺牲真相”，中华网新闻，2004年7月21日；连接吉祥“从杨子荣的遭遇看我们的政策缺失什么？”，连接吉祥的和讯博客，2008年6月25日；和“侦察英雄杨子荣牺牲的一瞬间：扳机意外失灵”，原载《解放军报》，深圳新闻网，2009年4月24日）。
就在杨子荣在当时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区海林镇得到烈士葬礼待遇的同时，杨宗贵家乡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的干部群众真的将他当成土匪，使得他的家庭受到不公平对待（见“杨子荣生前惟一一张照片，人物简介”，新华网山东频道）。
也许这里面有些当时说不出来的复杂隐情。
“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是中国即将进入文化大革命时际的两部带重要政治性质的传记性小说文学作品，“欧阳海之歌”开了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先河，而由“林海雪原”一部分改编成京剧的“智取威虎山”是江青倡导的“八大样板戏”之一（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和趙一存“內地首出書 解密樣板戲秘史”，香港文匯報，2009年10月5日）。
这两部小说之间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故事内容发生在当时主管军队的共产党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原来所辖部队：由东北抗日联军扩大发展转为东北解放军后组成的第四野战军是后来解放中南地区和构成广州军区的部队（见“四野之历史”，原载龙虎网，网易网新闻，2007年4月16日）。
再更仔细地看一下，我觉得这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里隐藏着有从东北到南方这一线条的痕迹。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当时是杨子荣所属部队的团政委，而他的夫人刘波当时是牡丹江军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他们两人同是山东省烟台地区人，原来在1942年在八路军胶东军区里曲波被怀疑是13团的“托派总支书记”、刘波被怀疑是后方医院的“托派骨干分子”关在同一房间中受审查时认识；“林海雪原”小说里的解放军剿匪部队领导、团参谋长少剑波的故事的80%是以曲波自己的真事写的，而虚构的内容里最有名的有剿匪部队中唯一女性、卫生员“小白鸽”白茹的故事和少剑波与她的恋情，据说贺龙元帅还真以为作家曲波的妻子就是白茹（见“曲波遗孀刘波老人讲述《林海雪原》故事”，原载《辽沈晚报》，新华网浙江频道，2009年4月15日）。
以自己妻子为模型槊造一个解放军女医疗人员很可以理解，但在东北黑龙江省什么是白的？“林海雪原”里满地的白雪。东北最著名的白雪是什么？与朝鲜分享的长白山上的雪；长白山在中国境内的“白云峰”是东北第一高峰，其东南方与朝鲜交界处有著名的“天池”，而坐落在朝鲜境内的“将军峰”则更高（“长白山”，百度百科）。
这在我童年世界的广州有相似的。广州市北部有个白云山（附近的广州国际机场以其命名），从白云山往东南方去不远有天河区，以“天河村”得名，据记载该村名是在1927年由广州军阀李福林起的，而当时被以“天”命名的还有更远的李福林宗家的“天池村”，在广州市南部海珠区我童年居住及后来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居住地方的东南方（见“地名由来”，天河区信息网）；这历史里长白山的影响隐约可见，但所谓‘天河’实际上是“沙河”，以出在比天河村离白云山更近的沙河镇的“沙河粉”闻名（见林晓丽“广州沙河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载《广州日报》，福客民俗网，2010年1月18日）；前面曾提到“建元舅舅”的工学院宿舍在天河，“何秉刚叔叔”的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记得后来读小学或初中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白云山活动，下山之后在离沙河镇不远的铁路旁休息，在一列火车快到时一些同学将硬币放在铁轨上，打赌争论到底硬币会否被列车碾平。
长白山的白云峰和天池在与黑龙江省南邻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白山市的西南邻是通化市；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白山市称为临江县，并与抚松县都属于当时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的通化省，而在日本投降前夕“满洲国”的元首、原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行宫和逊位之处就在临江县境内（“溥仪行宫特色”，最美中国网，2010年11月16日）；在湖南衡阳市的解放军169医院是在杨子荣牺牲的1947年在通化市成立的，而衡阳市（及衡阳县）是1963年欧阳海牺牲的衡山县的西南邻。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回忆说在1963-64年时解放军139师驻衡阳，欧阳海所属140师驻衡山（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难道一个师这么高级别的部队单位真的找不到一些像“林海雪原”里“小白鸽”白茹那样有能力的医疗人员能够稍为稳定欧阳海的伤情并将他往相邻地域的169医院高速运送？
爸爸唯一的成人同胞手足是他在家乡江西省吉安市的“冰如”姐姐，即我姑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姑妈的丈夫、我姑父经常来广州出差，在我心目中逐渐代替了“熊茂生叔叔”作为热情开朗的“北方人”（其实“熊叔叔”只是“外省人”，江西与湖南均在长江以南）的代表形象；与姑妈同岁并同于72岁时去世的“潘义云姑父”是东北人和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基层军官，记得爸爸告诉说是连指导员，转业后是姑妈当经理的丝绸布料经销公司或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夫妻俩抚养与我妹妹年龄相仿的非亲生子，取名“宏顺”，可见不仅能干而且听话之重要。爸爸后来去世时也是72岁。
有时我觉得的家庭及其周围的世界真的很小：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以小说“欧阳海之歌”开始读书；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我们家所住大学校园小楼房楼上的一位邻居是为人非常友好的“曾阿姨”，出身新加坡华侨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革命老干部，她大儿子留学苏联后当时在北京工作，老二和最小的老三都比我大几岁在广州读书，而她的丈夫已于文化大革命早期据称因自杀死亡，生前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
作家金敬迈写作“欧阳海之歌”时只不过是广州军区文化部下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早期“曾阿姨”丈夫遭遇不幸的阶段金敬迈被提拔到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主管国家文化部的负责人；也不幸的是，因为革命调查碰到了毛主席夫人、文化大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江青几十年前在上海演艺界的一些背景，只当了123天领导金敬迈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一号”监狱多年又再送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才被释放（见寸草心“《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半生沉浮”，小学语文网），幸亏他还能活到今天！
（转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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