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部分）
文化大革命十年渡过的青少年时代从今天的常理来说好像应该得不到多少文化熏陶，但由于非普通的学校和家庭环境，我接触到的文化内容虽然比在今天的中国远为缺乏，其范围仍可观，对自己的成长也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影响。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我1966年入小学前妈妈被她任教中学的“红卫兵”们“抄家”，之后应在秋季入学的我便跟阿嫲去了她家乡地区的汕头市，直到我们家在年底前搬进爸爸任教的大学校园后才回来。当时小学有过短期的“停课闹革命”（见陈向阳“停课闹革命”，原载华夏快递，2004年1月21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沈壮海、徐海蓉、刘素娟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学校德育大事记1967~1978年”，2010年5月23日，重庆基础教育网），所以到1967年初才上学我也基本没有损失正式学习的时间。
我上的是“七一小学”，即文革时期的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我们1966级有两个班，每班50个学生左右。我们“一班”同学多数是教师子女而“二班”同学多是学校干部和职工包括工人的子女。后来上中学我们升到市第六中学而他们升去市第五十二中学，这点我的一篇英文博文的一部分，“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3) – when violence and motive are subtle and pervasive”，有讨论过，主要涉及市六中的部分历史作为黄埔军校附属学校的后身。
小学的前两年是在文革的“批斗”和“武斗”动乱环境中度过的，我所见到的或听到的文革武斗事件是我同一篇英文博文的另一部分，“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所讨论的重点之一。
我们家住大学校园的东区但小学在西区，刚开始时多是爸爸有时是妈妈用自行车载我上下学的。中午休息时间在小学附近的大学教工食堂吃饭，然后在爸爸同事“郑云珍阿姨”家睡午觉。郑阿姨的女儿“钟秀红”同学与我同班，在课室里她和“袁凌”同学就坐在“杨俊慧”班长同学和我的前面，而我们的座位在最后一排。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二年级时我便经常和住我家附近的“李忠”和“徐志伟”同学一起上下学，这样多点安全保障因为我身材单薄。那时住附近经常来往的还有袁凌和“高峻”同学，但他们从幼儿园起便已是好朋友，两人一起上学更多一些。
李忠的父亲是工人，徐志伟的父亲是干部，到了三年级时他们好像是与住西区的、家庭有不少海外关系的“陈光炜”和“陈人立”同学闹矛盾，问我要跟那一边，我与他们都有来往，不愿意只跟一派，便开始更多地自己上下学了。
陈光炜是个脾气非同一般的独生子，当同学们的面也经常跟他父亲吵翻天。陈人立的性格则城府挺深，到了四年级便随家移民去了香港。
小学头几年上的语文、算术课，和后几年开始的物理课，虽然其编造都与革命内容紧密相关，但基本的知识有被包括在内，没有很特别的或很难的内容就是了。我自己学习相当用功，成绩通常很好，也有时间看其它书和报纸。我的独立性强，功课都是自己做的而且不喜欢让家里大人看，只在偶尔有问题时向他们询问一下基本道理。
体育课是我的弱点，力气和胆量不够，虽然我很喜欢打各种球，像乒乓和篮球。那时我们住的小楼房旁边和后面的空地是附近男孩们“打翘棍”的地方，我也学玩，有点像打棒球，但身体强壮的进行比赛时我就没份了。用木叉弹弓打鸟我是一只也打不到，打其它目标消遣，或跟伙伴们一起用一头开叉的长竹竿摘取在高树上的芬芳的白兰花，带回家里人人喜欢。
那年龄我很容易患扁桃腺炎发烧，但缺几天课问题不大。那时我跟住我家后面（南面）一栋楼房一楼里的“郑丹”同学和比她大一、两岁的哥哥“郑彬”很要好，因为他们父母是潮汕人和我们的家庭朋友。他们父亲原是校医院护士，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升格为医生；妈妈经常跟“郑医生”夫妇来往，他们对阿公阿嫲很关照，我生病时所用药也经常是郑医生开的。
本文第一、二部分发表的日子是在阿嫲的农历生日，第三部分发表的日子是在爸爸的公历生日，现在这一部分的发表我选择了妈妈在农历五月二十一的生日，今年在公历六月二十二日。妈妈不但是位工作认真积极的中学教师，而且多年来一直打理全家的各项主要事情。
小时候记得有过两、三次逃学，大概在二年级。第一次是因为郑彬一定要我拿一份他父亲开的病假证明后跟他们兄妹俩在大学校园里玩，花了不少时间在校中心、孙中山铜像北面的惺亭。后来觉得有意思我自己也试过一、两次，好像只叫妈妈写一张证明我身体不适的纸条，但我自己在校园里走的地方多一些。
郑医生家养了一条狼狗，有一次把郑丹的手给咬了。大约在陈人立全家移民去香港后不久郑医生也移民去香港工作，到中学时郑丹、郑彬全家都去了。
小学头两年我们的班主任是“江坤”老师，记得他是1960年代前的工人出身，为人开朗，办事踏实。二年级时在江老师带领下我们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比一年级时在小学校园“搞卫生”分量要重的“学工学农”体力劳动，去了两天在增城县的县城旁边，记得好像是搬运农民叔叔们收割的什么、大概是禾草，在大学校园里也有做的。那里公社生产大队安排我们品尝了当地特产、闻名的“增城荔枝”，既大又甜，是岭南荔枝中的佼佼者，宋代文人苏东坡所盛赞、清代慈禧太后品尝过的，其中的“挂绿”后来更创下“最昂贵水果”吉尼斯世界纪录（见蔡宗周“挂绿不仅仅是荔枝”，2005年7月26日，新浪广东；和“悬案考证:宋代文豪苏东坡品尝过增城荔枝”，2010年10月25日，增城视窗）。这与当时颇有植物园风味的大学校园里总办公楼“大钟楼”后面“马岗顶”上的荔枝林（见“校园景观植物分类”，“乱世浮生”，2010年8月17日，和杨海文“康乐园里的植物家族”，“海若海文集：忧伤的年轻人”，2011年3月31日，新浪博客）里既小又涩、而且未熟已被偷摘了大部份的相比，有天壤之别。
到广州市区外农村劳动更久的是从三年级开始每年去花县，一个星期左右，但记得我只去了一次，因为那时身体不太好，在肝炎的边缘。
在大学校园西北邻的“新凤凰村”参加半天或一天劳动就很普通了，包括在公社所属的一个工场。地点我挺喜欢的，回来时可以沿着田埂一边走一边看开阔的景色，再到村中心逛逛，“冯培福”同学家就住村里。别小看一个小村子，大学校医院开的中草药方还得到村中心一条小商业街的中药房去拾药，就隔一道校园西围墙和校门，那里传统式的“福、禄、寿”味道与大学校园里文化革命的宣传张贴环境或老建筑物的洋式风格均大相径庭。
可惜住新凤凰村的农民们即使到了今天也不一定用得起药呢（见薛德升、蔡静珊、李志刚“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医疗行为及其空间特征——以新凤凰村为例”，2009年05期，《地理研究》）。
在大学校园里的农场参加劳动更经常，但不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家住校园，就那么几个熟悉的鱼塘和文革开始后由草地开拓的一些农田；可以在农场部吃大锅午饭，就在“庄志”和“方小强”两位同学住家的附近，但有一回忘了哪位同学在饭里吃出一只蟑螂，我的胃口一下就没了。
难以想象的是，近年来我的母校的小学生们还会在学校午餐里经常吃到虫子，并患食物中毒，据说是因为部分老师和家长对大学食堂用大桶提供的饭食不满意，小学校方改用一位麦姓商人承包的、由一所幼儿园食堂提供的不锈钢饭盒配餐，结果反而引发各种事故（见“中大附小中毒生增至151 96人留院观察”，原载《信息时报》网络版，2006年10月13日，南方网；和“中大附小中毒事件续:多名师生称曾吃到虫子”，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6日，新华网）。
我上学那时小学本身也设有一个小农场，将教学楼周围的草地改种了番薯，还在小学以西教工住房附近开了一片稻田，但这些主要用高年级学生的劳力。记得到了高年级每星期都有固定劳动时间，同学们被分在“学工”组或“学农”组参加劳动。因为没有在小学校工厂车间里可以发挥的手工技能我属于学农组，但像冯培福、还有父亲是物理系教师的男同学“符兵”、“麦海涛”和“黄劲”，都应该是学工组的。
真正在工厂劳动是到了小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在小学楼旁边大学西南校门对面的广东省拖拉机厂，干了有三、四个星期。记得我去的是柴油机装配车间的滚珠轴承装配班，班里最壮的那位工人是会武术的，休息时一定要其他工人跟他来一下，或扳手腕。但我的动手能力差，没法较快地将滚珠轴承环装好，所以经常被支使去推小车运零部件。我们一块推小车的好像有“汤友志”同学，他哥哥是广州市中学生武术代表队的队员，可能还有庄志和袁凌，我们一边运东西一边评论车间附近厂区的特色，那里能见到1968年8月一次大“武斗”的痕迹。
那次武斗用枪械对打，而中山大学的“八三一”红卫兵带着大炮过去参加了（见阿陀“老蒙：“乌龙”武斗故事——武装进驻省拖拉机厂经过”，2011年1月5日，地方文革史交流网）。那个时期是中山大学“红旗派”及其前卫组织“八三一”势力的巅峰期，在1968年6月3日他们刚把对立的“东风派”在校园仅剩的两栋据点之一、物理系“十友堂”大楼用火烧攻占下来，助攻的中学生们还在战斗中将一位“东风派”领袖“阮向阳”活活地用乱棍打死，而此前校园对面“东风派”控制的广州电机厂和广东拖拉机厂经常向大学校园打冷枪（见我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六三”武斗时我二年级刚结束马上离开大学校园，本文上一部分提过的、妈妈被“抄家”时在场的阿公外甥“林维三舅舅”（与阿嫲正好同姓）带我到他的中山医学院学生宿舍住几天徊避一下，然后一起回他家乡、阿公原籍的潮汕地区揭阳县。在揭阳我不但受到阿公小妹即维三舅母亲全家的热情招待和关照，而且得以到阿公家乡的炮台镇塘边村去拜访阿公的四弟全家—阿公是倍受他们尊敬的大哥。
我想三、四年级是我们很多同学开始成熟的时候。
记得是在三年级时冯培福第一个学会了中长距离的游泳，是在大学校园的鱼塘里学的，到四年级时符兵也学会了。到了初中三年级他们和另外几个同学包括汤友志和庄志都参加过大规模的“畅游珠江”活动。本文第二部分曾提到我是在初中时才在大学的“周岳水”体育老师辅导下学会游泳的；大学北校门外的珠江我是没下过水，但在广州的那段珠江好像是毛泽东成为国家领袖后畅游的第一条大江（见窦应泰“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1956年毛泽东畅游珠江、湘江、长江纪实”，《党史文汇》2008年第9期，环球视野）。
开始成熟的男孩子会从性感角度议论和评论女同学，冯培福对此是不加掩饰的，而汤友志的表达则比较浪漫。他俩是在我记忆里最喜欢谈这方面“风情”的。
我的成熟标志之一是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比多数同学要早，跟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在六岁多开始阅读大人的小说“欧阳海之歌”相似。
我在英文博文里谈到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不确实的了解，譬如报道说中山大学红卫兵们将图书馆的西方经典藏书烧了，又将其它非革命的书籍烧了，最后把图书馆也烧了（见“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在我记忆里没有过中山大学校级图书馆大规模销毁旧书籍的活动，而且爸爸也只提起过有少数系级资料室的部分书籍被红卫兵们销毁了。
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武斗时期大学校区中心的图书馆是“东风派”红卫兵的总部和最后据点。动乱过后学校图书馆和各系资料室有重新开放，教师们可以借阅与他们领域有关的不少、虽然不是所有书籍。爸爸是文科社会科学的教师，他借阅书籍里的消遣类大多让阿公和我也看，所以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阶段我学会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从六岁多开始看小说时我便形成了上瘾的习惯，到这时更入迷了，每天看几小时一直到将整本、整套看完。
我开始时阅读的中国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之后又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和“隋唐演义”。在那个年龄学读古典文字小说从“西游记”开始本来是最合适的，不但其内容对小孩子来说兴趣大些，其古典“白话文”比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字也晚了大约两百年，更通俗易懂。毛泽东少年时看古典小说就是从“西游记”开始的（见龙剑宇《毛泽东的家世渊源》，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毛泽东遗物馆连载）。
但爸爸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有可能该书是他当时写作的一本参考书籍，我也只好大约在三年级时从它起学看古典小说。第一次没有全部认真看，有点像六岁多时看“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那样是选读的，不觉得很有兴趣的、大多是谈政治历史的部分便浏览跳过去。到大约五年级时“三国演义”又再看一遍，才更仔细的全读。
中国小说史上“四大名著”的概念是明朝晚期文人冯梦龙最先提出来的，那时称为“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每一部有其特定代表内容，而在一起有广泛的覆盖范围：“三国演义”着重于政治与军事，“西游记”着重于神话与宗教，“水浒传”着重于平民社会及其与官方的矛盾，“金瓶梅”着重于平民和商人生活习俗及其中的色情和性生活，其中“金瓶梅”包括其主要人物潘金莲和由开生药铺起发财的富豪西门庆从“水浒传”起源（见”明代四大奇书”，百度百科; 和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12期，中国文学网）。
但如本文上一部分所提及，从清朝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金瓶梅”一直是被当作“淫书”的官方禁书，其间只有在1957年由毛泽东主席下令影印了少量供副部级、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收藏阅读。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里有清初的版本（见叶桂桐“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文学网），但不管哪一版爸爸当时应该借不到这书，即使借到也不会让小孩子看。一直到今天我没有读过“金瓶梅”。
从清朝开始，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概念再没有包括被禁的“金瓶梅”，而是由后出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代替（见“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互动百科），其内容着重于上层贵族社会生活，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也没有“金瓶梅”那么不加掩饰，而是更为浪漫与委婉。
但爸爸并没有按照“四大名著”格式来引导我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记得“红楼梦”是到了大约初中三年级我才阅读，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也大概在那个年纪。而在那之前我应该已读过“封神演义”、“镜花缘”、“水浒后传”、“杨家将演义”、“雷峰塔奇传”、“说岳全传”等，之后在高中年纪时读的应该有“包公案”、“警世通言”和“桃花扇”等。这里面一小部分可能是从同学处借的，像“谢庆建”同学，他妈妈是校医院的护士。
也许可以说，按爸爸当时的眼光“隋唐演义”取代了“红楼梦”。这部比“红楼梦”早一个世纪的清初小说对政治和军事的着重与“三国演义”相似，但更多地描写了平民造反因而也跟“水浒传”靠近，而它对色情和性的描写重点放在隋炀帝的荒淫和唐玄宗的放纵，当然是关于上层社会的然而很公开直接。
我觉得爸爸对“隋唐演义”的兴趣与他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唐玄宗年代中国著名诗人李白的研究有关。爸爸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式作探讨，特别是以国家政治和社会环境作背景，我想受了不少他老师詹安泰教授的影响—当时詹教授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的一篇1953年论文“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见“一代词宗风范永存 人格魅力激励后人–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并举办纪念詹安泰诗词书画作品展”，2010年12月22日，韩山师范学院）。从下面引用的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几个段落里可以窥见不久后学校会调他去教马列主义哲学的原因之一：
“李白的一生（七〇一–七六二），除了少年时的十二年和老年时的七年外，都生活在李隆基统治的时代（七一三–七五五）。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盛唐”。盛唐是李唐王朝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但也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正逐渐深化。李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他的大部分的优秀诗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了当时历史现实某些本质的方面。
…
… 盛唐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仅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唐以前的一切朝代，而且大大的超过了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各国。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各方面都给予其他国家重大的影响。当时有多少国家为我们民族的威武和强大所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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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本来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随着封建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他也逐渐变得昏庸了。到了天宝时期，国家政治不再是他关心的对象，女色，神仙和斗鸡走马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他曾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丞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通鉴）诗人在长安生活过一个时期，清楚的看到统治者荒淫腐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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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统治集团多是奸邪卑鄙之徒。杨国忠是靠裙带关系爬上去的，李林甫是一个“笑里藏刀”的阴险小人。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不惜运用卑鄙手段打击排挤正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正直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完全违背良心、阿谀奉承，那么不管有多大本事，都没有出头的机会，诗人李白的遭遇正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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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无限的满足贪婪的欲望，发动了对外战争。开元二十四年，李唐王朝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和吐蕃订立了“各去守备”的盟约，但是唐玄宗强令崔希逸背盟偷袭吐蕃。天宝八年又命哥舒翰攻击吐蕃的石堡，结果牺牲数万人。天空十年杨国忠为了自己取得功勋巩固个人地位，进行了对南诏（云南）阁罗风的战争，结果全军复没。杨国忠反而掩饰败绩虚报战功。天宝十三年杨忠再令李宓领兵出征，结果又是大败，前后两次牺牲了近二十万人的生命。…
…
封建统治阶级对内加紧剥削人民，对外发动战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尖锐化。公元七五六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之乱爆发了。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一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定叛乱。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也没有办法。国家民族正处在危亡的关头。这时只有广大人民真正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要求坚决抵抗，深信我们民族一定获得胜利，敌人一定会被消灭。所有这些都在李白的诗歌中得到深刻的反映。…”
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说李白时代的唐玄宗皇帝生活享乐放纵，在国家管理方面倚靠有婚亲关系或运用卑鄙手段的官员，而这些官员排挤打击像李白这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唐玄宗又很想征服西藏，不惜背盟偷袭，但屡次战败，牺牲了数万士兵；靠裙带亲戚关系上台的丞相杨国忠则特别想征服云南，也是屡次战败并牺牲了近二十万人士兵，之后第二年唐玄宗信任的、防御蒙古匈奴的北方少数民族大将安禄山叛乱，唐玄宗连抵抗的能力也没有，只好跑到云南和西藏之间的四川去避难，让儿子上台但唐肃宗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所谓“盛唐”，就这样地开始衰落。
有关历史里另外有意思的还有唐玄宗的皇后贵妃杨玉环，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四大美女”之一、受唐玄宗宠爱因而其堂兄杨国忠成为宰相大官，她还特别喜欢岭南荔枝呢（见“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杨玉环”，原载百度百科，2010年1月3日，广东高考政治网）。
安禄山（与史思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在被蒙古人元朝征服之前汉人统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打击的最严重的一次，这点我的另一篇英文博文，“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Part 1) – Opening China to Christianity”（中文提要：“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曾提到。
从学术研究的一开始爸爸就特别关心这种历史的“演义”，怪不得后来在1980年代他的一位研究生是廖晓义女士（见齐云、晓义“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根据和任务”，《开放时代》1985年第06期），即后来受美国克林顿总统夫妇欣赏的、荣获2000年国际环境保护奖“苏菲奖”的著名中国民间环保人士（见徐剑“民间环保活动家廖晓义情洒地球村”，原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12月13日，网易网）。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爸爸多年后曾回忆起他另一位老师冼玉清教授对他这篇1956年文章被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的高兴，还提到他自己对被调离文学和美学研究所深感的不平，虽然我想他没有像老师詹安泰那样被打成“右派”就已是幸运因为他离开中文系后发现苏联留学去不成的那年就是“反右”运动。这本1964年出版的论文集收入了“五四时代”以来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李白研究论文（见秋痕编辑“李白”，2007年12月13日，中国国学网）。李白通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人而与他同时代的杜甫被誉为现实主义诗人（见肖旭“盛唐时代的两面镜子——李白、杜甫创作个性比较”，中国文学网），而爸爸的文章讨论到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典型形象塑造、语言运用成就、艺术概括力、浪漫主义等。讨论李白诗歌现实主义性的学术文章非常少，譬如有一篇1987年的文章在这方面与爸爸的阐述还相当接近（见宋心昌“李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之我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百度文库）。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斗结束和公共秩序恢复后，爸爸确实卷入了政治。从1968年下旬和1969年上旬开始许多中山大学教师们到新建在偏僻的广东省韶关地区乐昌县坪石人民公社天堂山的中山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改造（见李国华、黄紫鹰、欧伦彬“中大知识分子与坪石镇”，2011年1月29日，《韶关日报》），爸爸在1969年去但到了夏天便因患严重胃溃疡出血回来住医院，出院后被调到中山大学“写作组”，开始了他在1970年代初的几年里作为一位参加写官方政治文章的笔杆子的经历。
今天人们会以为文革写作组里的“秀才”们都是政治上非常之“左”的。其实不然，譬如创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便是以笔名“梁效”闻名的、毛泽东直接指导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当时有名的文革写作组还有使用笔名“初澜”和“江天”的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组，使用笔名“唐晓文”和“汤啸”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使用笔名“洪广思”的北京市委写作组，和使用笔名“罗思鼎”和“石一歌”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见胡松涛“不识庐山真面目——试谈“文革”时期文章作者的署名”，原载《书屋》2009年第3期，2009年4月12日，文摘报；““文革”中的梁效写作组：在江青“关怀”下成长”，原载《读书文摘》，2011年1月4日，凤凰网；和“毛泽东：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摘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2011年5月7日，新华网）
当时与爸爸同在中山大学写作组工作的有比他年纪稍长的哲学系同事、袁凌的父亲袁伟时叔叔（习惯的称呼），中国哲学史专家和今天倡导公民自由的著名学者（见“袁伟时：希望未来不再走弯路——答《同舟共进》记者曾东萍”，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2期，2010年2月6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不“左”吧？
再举个例，当时与爸爸同在写作组的还有他1956年从中文系王起教授研究生学习提前毕业、准备去苏联进修美学时王教授新招的研究生“黄天骥叔叔”，后来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并荣获2006年“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知名学者（见“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这辈子就想当一座桥”，原载《广州日报》，2006年9月9日，新华网），也不太“左”吧？
他们当时的写作是按照上级的政治指示进行的。我记得写作组的领导是“张海伯伯”，一位文革前从南下的解放军部队转业到中山大学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家就住在郑医生家的楼上。他的副手是高峻的妈妈“罗婉华阿姨”，大学的一位人事负责干部（见兰岚“历史系老校友共叙半世纪同学情”，2010年10月17日，中山大学校友总会）。1966年我们家进校园时搬到的东南区10号之一楼下，原来一栋两层楼都是留学美国回归的知名化学家、民主团体“九三学社”在广东的发起人徐贤恭教授（见“九三学社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发展”，2005年12月23日，中山大学统一战线）的家居，他的孙子“徐广生”还比我大两岁，但在我们家进来时他们家将楼下让出来；在我三年级时爸爸去“五七干校”我们便搬去12号之二的一楼，高峻家搬进来。
高峻和袁凌都是我们小学班上和年级里的重要骨干。高峻在政治上比我要“正确”多了，老师下达的任务和布置的要求他是主要的贯彻者之一，他的一个得力帮手是“邓皓然”同学。
袁凌则是出人的精明。在三、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富于表达艺术并要求严格的“罗德贞”老师。大约在四年级时有一次同学们刚学习完林彪副主席的某个指示，我们两人下课后一起回家，还没出小学校门袁凌就起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林副主席的指示与毛主席的指示有所不同。我通常不说这种话，小学里有过个别学生、附近单位也有过个别人受其他人挑逗写反动标语遭批斗、殴打的事件；但因为袁凌友好地问，不愿停止而且又是在私下，我便回答说在具体的某一点上好像不同。结果第二天袁凌便向罗老师报告说我讲了林副主席的坏话，罗老师找我谈话我花了不少功夫解释，幸亏我平时表现好，但她仍向我家长妈妈反映了这事，要求对我更紧地教育。
四年级时我们班还来了两位说北方普通话、不太会说广州话的新同学：男生“齐向前”，座位就在袁凌前面，和女生“莫璐明”。他们俩各自的父亲在那时被调进这所大学，可能是因为文革武斗在解放军参与干预下结束后新成立的领导学校的“革委会”是以军队干部为中心的。
五年级是我从小学开始到博士学位结束二十年学生生涯里最受青昧的一年。那年小学来了一位年青的“阮嘉碧”老师，大概1970年刚从广州师范学校毕业（见“1970届——1982届校友名册(2）”，2011年4月19日，广州市协和中学（广州市师范学校）），不但成为我们的班主任还参与领导小学的红小兵组织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运气那么好我被阮老师看中，被提拔为学校红小兵大队组织的领头成员之一，忘了头衔叫什么，大概是“宣传委员”。大队长是“周英”同学，同级另一班的女班长。但我也就做了一年，之后升入中学制（初一仍是在小学上的）就没有红小兵组织了，而在此前和此后我通常只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或宣传委员。
因为管红小兵大队宣传工作，我也同时被任命为学生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大概是管事务的队长，齐向前是管文艺的，周英是指导员，莫璐明也是我们班同学里的很少几位队员之一。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而我是什么也不会，记得除了一、两次合唱外没上过台，但排练得陪着参加。阮老师要求特别严，学生军事操练列队时她会用脚从背后踢我们的腿关节，看我们是否站得稳。文艺宣传队练习时“一子腿”张开压得不直也会受阮老师训斥的，好在她知道我不是舞蹈人才也就不强迫我。在这以前的文艺活动我只记得二、三年级时的演话剧，那时高峻、汤友志、杨俊慧和邓皓然他们都是主角，我也参加了排练但没有担任角色，因为性格害羞用不上。
班里文艺活动的活跃分子里还有钟苹同学，是庄志的表姐还是我同桌位杨俊慧班长的好友，但她物理系教师父亲在文革初期跳楼自杀身亡，她的聪颖个性里也就带上了一丝隐约的不安。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我家搬进大学校园前的1965年我曾报考过海珠区一所6岁可以入学的实验小学但没被录取。阮嘉碧老师后来不但能到一所“实验小学”教书，教的还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广州的实验学校（见李亚书“精心设计练习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评阮嘉碧老师的《一个数除以小数》一课”，2005年10月20日，北大附中广州实验学校）。
在197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爸爸在大学写作组写文章，有时需要集中住宿不回家，写作组设在他原来老师冼玉清教授领导过的、许崇清老校长和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题过字的“孙中山纪念馆”（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中山大学）。有时他得到广州市东山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的写作，几个星期不能回家。他还去过北京写作至少有五、六次，每次从两个星期到一、两个月不等，在《解放军报》社、《人民日报》社或《光明日报》社，代表中山大学写作组或参加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
有一次他去北京是国务院的一个写作组借用的，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北京来函或电报到中山大学要求调他（也许还有黄天骥）去这个写作组，但学校只同意他被借用那次。是不是笔名“初澜”和“江天”的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组我记不确切了，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校园东北区5号楼下，“曾阿姨”家在楼上，每层两个住户。本文第二部分提到曾阿姨丈夫原来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死亡，而他原来属下的“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被提升为国务院文化部负责人又再被毛主席夫人江青送去坐牢；那时我们家还住在东南区10号而曾阿姨家住一栋两层楼也在我们家的后面、郑医生家楼房的西边，她的二儿子和小儿子也不时有玩“打翘棍”。
后来到了1980年代爸爸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辑委员（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考研共济网），与爸爸两人共同主编第三卷的北京大学徐琳老师原来是“梁效”写作组的年青成员（见李经国“隔世追忆《观雪记》挥泪怀思忘年情 周一良先生晚年二三事”，2004年11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
该书三位主编之一是林利女士，同盟会、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朝元老林伯渠的女儿，曾在1930年代苏联与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一起学习，当大家一起在俱乐部大厅收听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新闻广播时她们、包括贺子珍自己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已另有妻子了（见林利“我目睹了贺子珍、金维映在苏联学习时的不幸经历”，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25日，新浪网；和朱亚夫“春雨润物细无声——林伯渠教子故事”，2008年11月4日，内蒙古妇女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爸爸这种为官方写作的笔杆子也很少自己发表文章，因为不愿意说自己不相信或不同意的话。我能找到的在文革十年、即1966年夏天到1976年夏天里他署名的学术文章只有一篇，在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时与两位同事“韦石”和陈荣冠合写批判林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篡改”。浏览了这篇文章，我发现它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孔子”或他的儒家思想。
那时的“批林批孔”，批孔夫子比批林彪还厉害。发表爸爸文章的刊物是曾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中山大学学报》在1973年重新复刊的第一期，里面大部分文章是“批孔”的（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3 年01期）。“杨淡苇”同学的父亲、哲学系主任杨荣国教授带头而且有两篇，他还受到毛泽东本人欣赏而成为全国的“批孔”带头人（见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和“毛泽东：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摘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2011年5月7日，新华网）。连袁伟时叔叔，我记忆中“韦石”应该是他的笔名，也用真名发表一篇批判“孔子反动教育”。想想看，爸爸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身的，而他宁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林”但不“批孔”，值得回味思考。
根据历史回忆，当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派是支持“批林整风”但不支持“批孔”的（见李辉“1974年“黑画事件”真相”，2010年5月24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四十一、批评“四人帮””，摘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人民网）。我想当时情况有点类似于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爸爸所回忆的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本文第二、三部分提到爸爸是经同为江西籍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熊茂生叔叔”介绍、在文革前不久加入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的，而在我四岁多、大约1963年时熊叔叔从北京学习回来还曾送给我记忆特别深的小敞篷车玩具。熊叔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便发表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在那期刊物里还正好被一篇赞扬我刚读过的第一本大人书籍、革命小说《欧阳海之歌》的文章紧跟在后面（见《学术研究》1966 年03期）。
很可惜，熊叔叔在文革期间患癌症去世，大概最多也就四十岁出头。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杨荣国教授也因癌症去世，约71岁左右（见“杨荣国”，百度百科）。
文革时的中山大学写作组领导张海伯伯也在1970年代后期因癌症去世，当时还没退休，肯定比杨荣国年轻。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癌症那可是巧了。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的几位跟爸爸相关的也是因癌症去世，包括爸爸的老师詹安泰于65岁左右、与爸爸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杜国痒72岁不到、和汕头大学首任校长许涤新在大约82岁。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将要访问苏联时也被发现有癌症，并因之于1976年撒手人间，这我讨论文革暴力的中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但周恩来身在北京，在毛泽东之前去世并比毛泽东少活了四年多将近五年。
在写作组工作期间爸爸被诊断患了接近晚期的肝硬化，他所患肝炎从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开始，已是久症。一段时间他后又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和风湿性两种慢性心脏病，而本应无法医治的肝硬化经过中药治疗后则奇妙地消失了。
今天的哲学界将爸爸与比他资历老的“刘嵘伯伯”和比他年青的“叶汝贤叔叔”共同称为广东省“三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这里引用的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余少波教授的提法（见余少波“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学习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哲学教授治学之道”，2010年12月1日，光明网博客）。余教授指出刘嵘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思想而爸爸的研究重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但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打击，譬如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妈妈就被她中学的红卫兵们“抄家”。袁凌告诉我他父亲也被学生批斗过。爸爸还好因为他年青而且教的是马列主义。
我在文革时问过爸爸：“你写过大字报批判其他老师吗？”爸爸回答说，其他人的事情不知道就只写了一张批评刘嵘副系主任的—我记得爸爸说指责他“实施家长制，不接受不同意见”。
爸爸真是书呆子。刘嵘伯伯早在文革前就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大红人，又是哲学系的共产党总支书记和主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的领导。爸爸跟他在在1964年合作写过一篇批判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4年06期）。如果没有跟刘伯伯合作，光靠熊茂生叔叔我恐怕爸爸入不了党，而马上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刘伯伯夫人“马菊英”老师又是教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家可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爸爸的脾气不好，有时会跟别人争论到发火，不欢而散。我在小学年纪时，听他谈到附近的一些事情我有时会说我听到的不同，“是袁凌告诉我的”，而这时爸爸会说，“不要袁凌说什么你就相信，袁凌叫你去死你去吗？”到了我中学年纪时，爸爸很愿意跟我谈他写文章的构思，但如果我提出不同观点他不接受而我再坚持他会发脾气，这时我如果不停止他会打我一巴掌，虽然过后不计较但他会说：“你有本事自己出去辨论啊，自己去死嘛，你以为你是爱因斯坦吗？”
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在中山大学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本科时刘嵘教授已是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我们全校学生们都听过他作的思想教育报告。那时爸爸也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了，委员会的文科社会科学方面是刘副校长领导的。多年后我听说在1980年代有一次学术委员会讨论教师提升教授职称时有些爸爸支持的人选被否决了，爸爸因此向学校写了一封正式信件指责刘嵘副校长“打击、压制人才”。
刘嵘教授来自与唐玄宗皇后杨贵妃同名的浙江省玉环县，在1980年代辅导培养了中国第一位毛泽东哲学思想博士，并在1989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见“著名哲学家刘嵘”，2007年9月12日，中国玉环新闻网），不管爸爸对他怎么看。1989年春天大学里有不少学生、教师上街集会表达政治意愿，爸爸没有参加但也捐了点钱—当然比他买的国债少多了。
刘嵘老师在81岁左右（因患肺癌）去世时，那天二月二十日（见“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刘嵘同志逝世”，原载《南方日报》，2001年2月22日，新浪网）正好是爸爸的生日，但无论如何他比后来在72岁多时因长期心脏疾病去世的爸爸多活了八、九年。
（转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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