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部分）
我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除古典小说外还来自诗词，以唐诗为主。
由于从四岁多开始阿公便在教我识字时引用毛泽东诗词，加上毛主席作品又是小学教育的重点，所以到三年级开始时我对诗词已有一些基本知识而兴趣也开始扩展到古典诗词。
虽然爸爸妈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而且爸爸原来是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但阿公在这方面对我的影响不比他们小，主要通过他的书法。
在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破四旧”、批斗和武斗时期，不但图书馆不开放而且任何非革命性的文化内容也是人们不敢接触的。不要说那时父母不会向我传输其它文化内容，阿公毛笔书写的也不外毛主席诗词、革命口号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在毛主席像下供奉的大红纸底上的“福”字。
但爸爸书架上满满的书仍在，原来放在他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的大学教师宿舍房间而不在妈妈那边教师宿舍的家，故没被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抄家”没收。1968年秋天解放军和工人纠察队进大学校园恢复秩序时我们家也有被搜索；他们寻找的是武器，把记不得妈妈亲戚里我的哪位“舅舅”给我做的大木叉弹弓也给没收了；但当爸爸向他们解释书架上是他学习和研究用的书籍，他们还挺客气的。爸爸也很小心，在那之前的两年里书架一直用一张大布帘遮盖着，以免惹是非。
爸爸没有《唐诗三百首》（见“唐诗三百首”，第一范文网），那是到了大概五年级或初中一年级爸爸才从图书馆借给我阅读。与此相比，有几位同学家里父亲有一本所以读的应该比我早一些，我记忆中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袁凌”同学的父亲“袁伟时叔叔”，是爸爸同事但研究中国哲学的，还有“汤友志”同学的研究中国经济历史的父亲“汤明檖伯伯”（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原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名字念起来像“唐明隋”，类似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古典小说“隋唐演义”。
但我记得爸爸至少有一本我记忆中是中国古典诗词选，记不清楚叫什么了，里面有可能不到一百首李白、杜甫和唐朝其他文人的名诗词，还有几十首其他朝代的有名诗词。记得应该是在三年级我开始阅读这本书和背诵里面我喜欢的一些。
爸爸还有一本钱钟书作的《宋诗选注》（见陈才智“《唐宋诗词鉴赏》参考书目”，2010年9月18日，中国文学网），但那是我在将第一本诗词选看完并背熟了其中几十首后才开始阅读的，记得在一些年浏览了几遍，每次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来慢慢回味和抒想，但宋诗到底不像唐诗那样通俗流行我也就没有认真背诵。
中国传统毛笔书法与传统诗词紧密相关，后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性通过前者的美感和风格更好地发挥和传播。虽然阿公受的是正统（长老会）基督教教育并长期作传教工作，在我见到的年代里中国古典诗词仍是阿公最喜欢用书法表达的文字。
本文第三部分曾介绍到阿公喜欢书写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其一部分是：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文化大革命时阿公已是七十岁左右人，长幅的书法作品比以前写得少了，极小字体的作品像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写在卷烟纸上的七绝或七律诗再也没有了。用正常大小的行书体或草书体抒写短诗、特别是七绝是他最经常的书法活动。只要我在家不用做功课，阿公写毛笔字时的碾墨和牵纸是我的任务，而且我很有兴致。
与爸爸的学术研究有共同处，阿公也特别喜欢李白的诗。我记得阿公最喜欢的两首李白七绝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朝（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2008年6月10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和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朝发白帝城》”，2008年6月9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这两首诗应该可以说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白描写长江航行的诗词里自然景色最开阔、诗人心情最宽广的两首，这在喜欢背诵诗词的青少年时代我是很能感觉到的。
至于这两首李白诗对于喜欢书写它们的阿公和李白诗研究出身的爸爸有没有更深的意义，我当时作为一位爱好浪漫幻想的青少年想不到，因为我对阿公、爸爸和诗人李白的背景、思想和心情的真正了解其实不多，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多。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早期的名作之一，而《朝发白帝城》是他晚期的作品。
年轻的李白在今天的武昌黄鹤楼为比他年长的朋友、已经更有名气的诗人孟浩然到扬州之旅送行时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登载的赏析对该诗有正统的浪漫主义解释：
“… 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2008年6月10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李白眼中孟浩然的旅行将会很快乐，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咀嚼诗人的语言，说李白本人也那么喜欢繁华的都会扬州有可能结论过早：在诗人的遐思里扬州会不会只是在长江与“碧空”交界的“天际”边缘的“孤帆远影”而已？
李白称孟浩然为“故人”可见他们认识已有好些时间。李白在长江上游的蜀郡（四川）长大，二十多岁时第一次外游在开元十二-十三年（公元724-725年）沿长江出蜀，在荆州以北的襄州（襄阳）与孟浩然结识，后来再会于荆州以东的江夏（武昌）黄鹤楼时写下此诗。两次相晤之间多久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他出蜀沿长江东游于开元十四年到过下游附近的扬州并居留一段时间，之后返回中游的荆州地区居住，才在不早于开元十五年写该诗，所以当时他对扬州的了解已超越想像性的“向往”。（见熊万里“由《襄阳米颠》想到孟浩然与李白”，2006年1月1日，汉江传媒网；和“[福烓说扬州]李白与扬州 说法各有不同”，2010年9月28日，扬州晚报网）
我们可看看李白的其它诗怎么说扬州的。
李白有另外两首七绝直接使用了“扬州”之名，有趣的是两首均是谈与政坛国事有关的，而“扬州”出现在诗里作为一个对比。
第一首是《酬崔侍御成甫》：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李白“酬崔侍御”，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这首诗写于多年后的天宝六、七年或十二年（公元747-748年或753年），前两句指的是严子陵不愿意做汉光武帝随从而退隐的史事，后两句则指李白自己。这时的李白已曾于天宝元年被召进国都长安任翰林学士，供奉唐玄宗大约有三年时间但因仍觉不得志表示辞职，受唐玄宗赐予一些金钱返回民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居住。李白在诗里表白他辞职离开唐玄宗的情况类似于严子陵，并非自己宁愿到扬州去喝醉酒，可见已人到中年、曾任朝廷官职的李白认为扬州是喝酒放纵的好地方但并非他真正意愿，只不过当官不得志别无选择。在长江下游地区李白住过宣州（宣城），与曾任监察御史的崔成甫交往频繁，写过不少诗赠他，而此人因在朝廷遇问题被放逐回民间，比李白服侍唐玄宗的结局更差。（见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原载《文史哲》 1979年01期，中国文学网；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查屏球“李白第五讲 李白受诏入京前后的的活动与创作——盛唐文化与李白形象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李杜精读”，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据史书解释，李白任翰林学士时唐玄宗数次欲提拔他到更高官位，但每次均遭贵妃杨玉环反对并阻止（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
在作《酬崔侍御成甫》诗后不久的天宝十二、三年，李白作了《秋浦歌》十七首（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吴汉卿“秋浦盛名源李白”，2011年6月18日，原载《池州日报》，安徽文化网），其中第一首又提到“扬州”，内容也是怀念国都长安的，因见到类似于秋色的萧条而触景生情：
“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虽然悲伤与愉快心情相反，但该诗仍有与《酬崔侍御成甫》相近的意思，即想长安但去不了只能将眼泪送去扬州发泄。
扬州位于隋炀帝期间开拓的南北大运河上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唐朝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都市，有所谓“北长安，南扬州”之说（见郭志坤“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因”，2006年6月30日，东方网；和胡小武“城市意象的再生——扬州古运河景观改造的理念创新”，2008年第10期，《城市》）。《酬崔侍御成甫》和《秋浦歌其一》从不同角度表达了李白对长安与扬州的比较，即长安是国家政治中心而扬州是表述个人情感的地方。
李白是喜欢扬州的，不然不会去那里醉酒享乐，而且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他可能刚出蜀不久只有二十多岁，有可能更喜欢扬州。但关键的史实是年青的李白对政治的抱负已很强烈也已结交了一些皇朝官府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这首诗的最高境界时不应该忽略这点。
譬如说，在开元七-九年只有二十岁或不到时，李白已在蜀谒见渝州刺史李邕并写下《上李邕》诗，自比“年少”的“大鹏”，表达了远大的抱负和志向（见马军“唐诗中的重庆”，2011年3月21日，《重庆晚报》数字报）：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还喜好道教，出蜀到达荆州（又名江陵）时拜访曾被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皇帝召见并被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尊为老师的著名道士司马子微，被道士称赞他有“仙风道骨”，马上又以“大鹏”自比写了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文章。有学者认为将近二十年后李白被唐玄宗召进长安当官便是得到玉真公主的推荐。（见“历史解秘：李白进入上层是因跟玉真公主关系暧昧”，摘自康震《康震品李白》，2009年8月19日，神韵在线；和杨莹“李白与茅山道教的渊源”，原载《镇江日报》，2011年5月16日，金山网）
有意味的是李白在荆州见司马子微并写《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才去游扬州（又名广陵），游扬州之前或之后在荆州北面的襄州认识了诗人孟浩然，扬州回来后在离荆州不远的武昌黄鹤楼再为孟浩然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大鹏遇希有鸟赋》里对大鹏和珍贵黄鸟的不同描写显示出李白认为自己是远远在上的：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 尔其雄姿壮观，坱轧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李白“大鹏遇希有鸟赋“，唐诗之路）
尽管如此，李白对比他年长的孟浩然还是很尊重的。这也因为孟浩然是位结交很广的隐士，而李白很想通过隐居交友受国家重用。在沿长江出蜀到达荆州地区时在《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外他写的《秋下荆门》一诗（见陈才智“李白年表”，新学网）就清楚地表达了通过隐居交友成名这一心理：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早期的李白对秋天的乐观，与二十多年后做过并辞了朝廷官职到长江下游居住时写的《秋浦歌其一》里秋色“萧条使人愁”的悲观，很成正反的对比。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开元二十二年左右，襄州刺史韩朝宗邀请孟浩然去国都长安游览会晤朋友；孟浩然曾去过考进士，落了榜但有与著名文人丞相张九龄和王维相识交流，并因此见过唐玄宗但不愉快，便说不去了；李白则写了《赠孟浩然》一诗赞扬孟浩然的超脱（见“赠孟浩然”，唐宋名家诗词导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唐代诗人–孟浩然”，2007年12月26日，中国孟子网）：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然而李白自己没有放过机会。据说几年前他也访问过长安在玉真公主別馆作客，并拜见老文人丞相张说但不得如愿，张说则在那年去世（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朱耀儒“李白三次入长安”，2007年4月26日，西安晚报）。这时李白向也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韩朝宗送上《与韩荆州书》，以“龙门”称颂并“毛遂”自荐：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李白“与韩荆州书”，人文华夏网）
李白写得这么动听但朝廷仍没有招收他。
有学者认为孟浩然是在进长安考进士失败后才去“下扬州”的，即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于开元二十年左右而非开元十五年左右（见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语文备课大师网）。
在韩朝宗之后老文人丞相张九龄被贬职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招孟浩然为短期幕府但李白好像没有来往（见罗韬“杂拌小集：李白与张九龄有交往吗？”，2005年6月28日，金羊网；陈礼荣“状元宰相张九龄——开元年间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九龄的人生历程”，《荆州纵横》2007年第4期；“唐代诗人–孟浩然”，2007年12月26日，中国孟子网）。
终于开元二十九年过到天宝元年，李白才接到诏书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在当官前隐居交游的多年里，李白对历史上由隐居成大事的名人尤其是诸葛亮（孔明）的推崇和自比，多处流露。
他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推崇孔明的“风云四海”壮志并表示自己情感也如此，与《赠孟浩然》诗称赞孟浩然的超脱成明显对比：
“… 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在《留别王司马嵩》诗里他更自比孔明的隐居：
“… 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李白“留别王司马嵩”，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在《南都行》诗里他还流露了担心隐居太久成不了诸葛孔明的不幸：
“… 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李白“南都行”，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所有这些使我觉得李白对大鹏与珍贵黄鸟的比较、长安与扬州的比较，以及他对“孟夫子”浩然的仰慕尊重但认为自己会超越之上，是一种“孔”与“孟”之比。但这个“孔”不是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夫子”，虽然孟浩然是孔子学说继承人孟子的后裔（“孟建梁《孟氏名人录》告罄”，2009年11月8日，中华孟子学会）。李白不愿意通过科举晋官，而是希望能够在大事业上模仿著名的汉朝末期三国（演义）时代蜀国丞相诸葛孔明。
孟浩然隐居的襄阳原本是诸葛孔明隐居的地方，而再往北的南阳是诸葛孔明耕田的卧龙地，两地历史上属长江边的荆州管辖而荆州则是诸葛孔明辅助汉朝国戚刘备开始打天下的地方（见“襄阳古隆中·诸葛亮故居“，襄樊市隆中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诸葛亮的荆州情”，2007年12月17日，新华网；和曾麒“游南阳武侯祠 读王朝兴衰史”，2010年8月11日，中国网）。怪不得从刚从蜀地出来不久的年青李白选择了这著名地区来隐居交游好些年。
心怀无人认识他这位“卧龙客”的担心，李白没有只倚靠朋友。在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前他已入婿在襄阳和武昌之间的安陆，娶了已故前丞相许圉师孙女许紫烟、又名许萱为妻。所以在道教的司马子微道士及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和隐居文人孟浩然等之外李白还有姻亲关系，但在开元后期许紫烟可能与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张九龄同年去世（见“许圉师”，安陆信息网；和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
李白的另外第二首直接提到“扬州”的七绝（另外第一首是前面讨论过的《酬崔侍御成甫》）是《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所谓“上皇西巡南京”，指在天宝十四年受宠任的北方边防少数民族大将安禄山叛乱后唐玄宗在天宝十五年入蜀去成都避难，“南京”指那时成都，今天的南京当时称为“金陵”。李白在这里不但用了“扬州”而且是他多年前《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用过的“下扬州”，略为深奥。
从隋炀帝开始历代皇帝大概都有过沿南北大运河“下扬州”的传统，而这次唐玄宗入蜀走的只能是从长安入四川的“蜀道”，不可能是什么“清江万里流”而应该像李白早已写下的《蜀道难》所描述的：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蜀道难（原文与译文）”，古诗文翻译网）
特别有意思的一句是“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对比，知道黄鹤是无法飞上蜀地的虽然能轻松地飞下扬州。
在不晚于供职翰林时李白将《蜀道难》给老文人和著名书法家、秘书监官贺知章看，受赞叹被称为“谪仙”，有史书解释李白之成为翰林学士是因贺知章向唐玄宗推荐。后来两人均于天宝三年辞职离开长安。（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王运熙、杨明“谈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远别离》的写作年代”，中国文学网）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唐玄宗皇后贵妃杨玉环及其堂兄宰相杨国忠，便在此次唐玄宗入蜀路途中在马嵬坡经唐玄宗随从禁军将士们要求而被处死，史称“马嵬兵变”。之后太子李亨登位成为唐肃宗在北方抵抗安禄山，唐玄宗成为太上皇在蜀避难。（见“马嵬坡兵变的主谋是谁”，2010年11月10日，中国战略网；“安史之乱——乱经过”，2010年12月16日，晋城在线；和“陈玄礼”，百度百科）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里提到的皇家建筑“散花楼”在今天的成都（见魏亦、凸凹“碧瓦飞檐 花近高楼”，2011年5月3日，成都日报），而前一首和后一首都提到“峨眉”、及“锦江”或“锦水”，无疑是描写上皇在蜀地的。然而“云帆龙舸下扬州”出现在事实之外，很有可能是对唐玄宗亲身经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故意过分恭维以起对比讽刺的作用–前面引用的李白其它诗词已显示出他爱好这种讽刺的性格。
与事实有关的是李白自己刚刚经历过了“云帆龙舸下扬州”：他携家在庐山居住避动乱，经唐玄宗儿子、江陵（荆州）大都督永王李璘恳请下山为其幕府，之后李璘率军在长江下游欲对唐肃宗造反和攻取广陵（扬州）–庐山以“云”雾著名而永王李璘当然是位“龙”子。
李白为此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但据后人考证认为也应是十首，另有一首他人加进去。其部分根据是这些七绝李白以永王幕僚身份而作，但不久李璘兵败身亡，之后唐军收复长安唐玄宗返回时唐肃宗才以“南京”命名蜀郡，所以《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在后，可能是李白被捕后为表示悔改、忠于唐玄宗而写，数目不应比前者少。（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谢柏梁“我辈岂是蓬蒿人”，2011年4月6日，新华读书；和“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
即使如此，我觉得《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有为李白自己的诸葛孔明式“三分天下”意图辩护的意思，大意是：上皇您住蜀的锦江流成万里长江，我引导您儿子永王顺水去拿扬州，虽说肃宗在北方是皇帝了，在蜀避难的您还有许多其他儿子。
安禄山叛乱时唐玄宗任命了几位其他儿子为地方大都督，其中永王李璘为江陵（荆州）大都督、主管长江中游及以南，之后李璘未得唐肃宗同意擅自率军“东巡”并准备渡江攻打广陵（扬州），自立一方的意图很明显（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和“《李白詩全集》”，“古詩詞”，翼報）。
安禄山叛乱时李白在北方仍有喝酒享乐，之后南下到庐山避战乱而不留在中原抗战；郭沫若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对此作了严厉批评，说李白“胡涂透顶”，犯了一生中最大错误（见“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但仔细看看李白《扶风豪士歌》里一些语句，像“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和看看他《猛虎行》里一些语句，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之前他已说了“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便明白李白是想模仿张良辅助刘邦建立皇朝大业，但面对北方动乱、知道所想国策皇帝不会接受反会动怒，便有自知之明而退回自己熟悉的长江流域（见“李太白七古一百五十七首”，曾国藩选编《十八家诗抄》，拙风文化网；“张良”，2006年9月4日，中安在线；和华炜“西汉“勋冠三杰”的韩信”，楚州政协文史第十一辑）。这是个人战略性撤退而非退出政治或不抵抗安禄山，郭沫若先生对李白行为思想的鞭挞未免失于片面。
前面曾谈到李白多首诗词自与南阳卧龙孔明相比。到了庐山避乱居住不久，江陵大都督永王李璘率军从荆州东行经过庐山，派官员三次上山请李白，第三次聘使是永王秘书韦子春，李白才接受（见李白“与贾少公书”，中国李白网；李白“赠韦秘书子春”，汉典诗词；和“李白与庐山”，2009年9月27日，网络孔子学院），颇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味道。当然庐山不是小茅庐，李白当过翰林学士已非默默隐居者，而李璘作为太上皇王子和大都督远超于“三顾茅庐”时的小州牧官刘备。
李白跟上永王李璘马上就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见“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里流露出他辅助打天下的野心。
其二说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谢安石是隋朝之前南北朝时代南方以金陵为都的东晋王朝的丞相，在著名“淝水之战”率军战胜数目为东晋军数倍的北方前秦王朝入侵军队（见陈永汉“谢安与淝水之战”，2011年1月11日，人文华夏网）。李白的意思是如果受赋大权他能帮永王李璘做到如此。
其四说道：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
很像是鼓励永王李璘尝试在金陵即今天的南京自立皇朝，继承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包括三国时的孙吴（见“唐诗历史观念研究 李晓明著 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百科知识词典）。
其八、九说道：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这里李白吹捧永王李璘渡长江的壮举将会超越秦始皇（祖龙）和汉武帝的能力，而有协助创立和巩固唐朝的唐太宗（文皇）的气魄。如此比较，李璘不当皇帝成吗？
其十进一步向永王李璘解释，战胜动乱后至少应以金陵为中心有自己的小天下：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更具体的说：唐玄宗给你永王李璘在南方的权力是应该到平定局势后才归还唐肃宗，而从庐山隐居被请下来的李白我引导你创自己天下，小的也要在金陵。
其十一指出大目标是胜利进入长安：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从几首“东巡”诗的各方面看来，李白的“西入长安到日边”包括了鼓励永王李璘模仿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自己登基的做法，但其篡位之意超越唐肃宗原来已是太子的情况，与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相近（见“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新浪读书）。
以李白为幕僚的永王李璘“东巡”军队取下金陵，但在准备渡长江取扬州时李璘开始犹豫，手下将领带兵叛逃，永王军反被江北渡过来的、忠于唐肃宗的军队击溃，李璘在逃跑中被俘获杀死（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和“李白一次夭折的“扬州之行””，原载《扬州晚报》，李白纪念馆）。
李白属犯了杀头罪，但得到当时负责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大将郭子仪说情，被改判为永远流放夜郎（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
李白后来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有不少有涵义的回忆（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夜郎应该是在今天的贵州境内虽然离那不远湖南境内也有个夜郎。按李白的描述旅途是沿长江三峡往西走的，可以说相当于他自己体验一下“蜀道难”：
“…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 ”
李白途中见到的长江三峡及其船景，“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与他辅助永王李璘“三分天下”之意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里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成清楚对比：显然他和永王李璘的“云帆龙舸”没有了，一切都是太上皇唐玄宗和子皇帝唐肃宗的天下，而且是“过扬州”而非“下扬州”。
而这之前的几句将所有责任推在已死的永王李璘身上，说李白自己是被迫的：
“… 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李白是否到达夜郎历代学者有争论（胡大宇“李白与夜郎”，娄山关新闻网），主流观点是只走到三峡上端的白帝城。在流放开始两年多后他获得赦免，从长江上游家乡蜀地的白帝城乘船返回庐山地区，乘兴写下了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同样千古驰名、阿公也最喜欢书写的七绝《朝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想想李白在《蜀道难》里说的“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知道他原先不很看得起黄鹤或猿猱。到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描写的走“夜郎万里道”，李白才觉得“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惭愧比黄鹤不如。现在被赦放了坐上长江顺水船，李白很高兴至少可以将一路上不停的猿猱啼叫声远远甩在身后。
后来李白可能与唐玄宗和唐肃宗同在宝应元年去世。按史书解释他与唐朝李氏皇帝同宗，祖先在隋朝末因罪流放去中亚西域，在他小时搬迁到蜀地。（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和“李白身世存疑：是皇室同宗還是西域胡人?”，2009年11月2日，广佛都市网）黄鹤楼
这些李白诗词的很小一部分不但显示了他闻名的浪漫主义风格，还揭示了诗人的现实主义思想。李白的现实精神往往通过浪漫主义艺术夸张来表达，而且广泛地使用了建立在成语、历史回顾和自然环境描写上的暗喻和讽刺，使人印象深刻但在他之后漫长的中国文化历史里没有被完全启明。
本文上一部分引过的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有探讨李白诗里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暗喻性描述。
李白诗词里对国家政治的批评是认真和深刻的。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书里提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对于玄宗朝廷是有严峻的批评的”（见“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有学者更指出李白对安禄山之乱时社会气息把握得很准确（见吕蔚“李白避乱隐居时期的创作及政治期待”，20102月4日，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李白从理想的设想回到现实之中，其创作在战乱之初表现出充实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李白虽然是盛唐精神气质最完美的体现者，但他也是最早开始意识到盛唐由盛而衰的诗人之一。他强烈的政治追求使他对社会的气息把握得非常准确，丰富的感情使他对政治时局也非常敏感。”
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出发，曾得出更广泛的正面结论：
“… 当时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在李白诗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的优秀诗篇的内容都能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愿望相一致，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性。”
即使如此，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追求大多不成功。有人认为李白的‘夜郎自大’式的夸张是失败的一个原因（“诗仙李白 政治上失败因放荡不羁狂傲自大？”，2011年3月2日，新华网）：
“李白诗中俯拾皆是的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的自夸。他一再标榜自己有管晏、鲁仲连、诸葛亮、韩信之才，但纵观其一生，我们看不到他任何政治才能，只有纸上谈兵和仕途上接二连三的失意。虽然入宫初期李白确曾在政治上显过身手，协助皇帝“制出师诏”，但终于没有看到他的一篇象样的“策对”、“奏疏”，没有看到他比较系统的辅政纲领。”
还有学者指出在历史上到了李白时代通过隐居当谋士而不通过科举出头已经“不现实”（孙彩霞、魏玉梅“从参政历程看李白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衡水学院学报》第8卷第2期）：
李白所赞许并每以自比的历史人物，如吕望、管仲、苏秦、范蠡、鲁仲连、冯瑗、毛遂、张良、诸葛亮、谢安等，都是因特殊机缘得以施展才干，或献奇策立奇功，其中多数人都曾登宰辅。这样的从政道路，在先秦曾经是现实的，在张良、诸葛亮、谢安的时代也还是现实的，到了天下早已统一，封建官僚体制（包括科举制）也早已牢固的唐帝国，就很不现实了。李白的政治理想却始终与一条不现实的道路纠缠在一起，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鲁仲连，裴斐先生说“他一生都是做不醒的策士梦”。所言正是。”
但李白并非完全没有过出头，他在唐玄宗身边做过翰林学士，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策略。他为人夸张固然是个缺陷，但他一生在长江流域的长大、成熟和安居，和他对长江流域文化的钟爱，也许更是一个他也自知的局限。想想前面谈到的诗句如“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可以看出李白习惯于从南方的文化、传统和人情角度出发考虑政治，但如果这些不被北方为强的国家领袖们接纳、打不过北方又不能自保小天下，有何作为？
李白辅助唐永王李璘的短暂经历只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弱于北方之现象的一个小插曲。从战国时代楚国、南北朝时代东晋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一直到今天，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几十年里的中国有过一段以南方为中心的、统一的和昌盛和平的时期，而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前五次航行便在这一时期进行。我有两篇英文博文，即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博文“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Part 1) – Opening China to Christianity”（英文提要：“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提到这方面部分史实。
我想爸爸对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赞赏与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有关联。虽然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谈到，爸爸对被调到马列主义哲学领域、不能继续研究文学或到苏联进修美学感到不平和遗憾，但他的1956年李白研究文章已显示出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至于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调在大学写作组写政治文章也曾到北京参加写作，与他的政治兴趣也一定有关系，尽管官方写作内容与他本人思想不甚符合。
因为他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讨论李白诗的艺术性与人民性的联系，爸爸的1956年文章完全没有提到李白本人的政治活动。但像我上面对李白诗词作分析而看到的、李白对以南方文化即当时长江流域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策略的偏爱，对爸爸来说有没有一些共鸣？我认为是有的。
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与比他资长的刘嵘教授的合作和矛盾，及刘教授来自与唐玄宗皇后杨贵妃同名的（浙江省）玉环县。还有趣的是，他们教的一位研究生李恒瑞，刘老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因为内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便来自河南省南阳市（“专家学者 李恒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也即历史上李白自我比喻“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所指诸葛孔明耕田的地方。在中山大学哲学本科之后研究生之前，李恒瑞在离贵州夜郎和湖南夜郎都不远的贵州凯里工作了十年。
南阳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到战国后期被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占领，其南北地理位置与安徽境内李白自夸能做到的、南北朝时代南方东晋王朝抵抗北方前秦王朝的“淝水之战”相近。这些当时属于南北交界。
到了李白过后一千年的清朝，长江流域就不一定属南方了而南北主要以长江为界。我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英文博文里有提到康熙皇帝曾劝告北方民众不要效法长江以南的饮食方式习惯以免由此变弱。
在21世纪到来前夕，爸爸发表了题为“在东西方文明整合中先行一步———迈向21世纪的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思考”的文章，内容与南北方不同文化历史有关虽然没有直接以其为主题。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广东在历史上有先行吸取西方文明的传统，这在今天应该被继承发扬：
“吸取西方文明，是实行东西方文明整合的第一步。在这方面，广东具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首先，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思想家郑观应最早提出“睁眼看世界”，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吸取西方文明并加以应用，力图对中国封建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吸取了西方文明。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东人民应该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更大胆、更有效地吸取西方文明。其次，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地缘人缘优势。广东毗邻国际化都市——香港，香港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在国外有许多祖籍广东的华人、华侨，他们本身对东西方文明具有深刻的了解，又对故国、故土具有深厚的情谊。”
简短的说，广东是近现代中国南方对外交流、吸取西方文明的主要渠道，该优良传统应光大发扬。爸爸眼界挺开阔，虽然他是江西人。
文章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权思想都产生于西方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世界，主要源于西方文明，产生时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到东方，同东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东方某些国家生根、开花、结果，陆续形成、发展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东方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公约》包含的关于人权的基本思想的承认。人权概念人权理论主要源于西方文明。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789年8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涵、体现了人权理论的这些基本思想: 1、人权的自在性，即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这个意思；2、人权的普遍性，即人权是每个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的人都应享有的权利，除非因犯罪而被剥夺某些权利；3、人权目的的自我性，即人权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保证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4、人权涵义的一致性，即人权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除了生存权、发展权之外，还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虽然这段引语没有说明，但应用前段里的分析，即考虑具体西方文明要素在哪里开始被吸取接受，便能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归功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加上西方文化流行的上海，主要推动力来自俄国十月革命及之后苏联（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06年6月5日，光明网；徐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2011年6月27日，东方早报；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2011年7月4日，新闻晨报），而人权思想传播的开始归功于来自南方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维新运动思想家，主要推动力是之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见刘俊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孙中山人权观的本位选择”，原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2005年12月5日，孙中山宋庆龄资讯网；和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2011年1月19日，山东大学校长在线）。
在我青少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见刘金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2011年6月10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巅峰阶段，前面这些讨论当时不但不可能而且会遭批判。
与爸爸相反，阿公不是政治里的人。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每天读报纸包括新闻和政治文章，但可能是曾任基督教牧师的小心，阿公在私下对政治也很少言论。
毛笔书法不但是阿公的主要爱好也是他社交的重要内容。我有好些小学中学同学喜欢阿公的书法作品，像袁凌同学就请过阿公写字幅在他家里挂起来。但阿公普通话讲得不流利，广州话只会听，所以潮汕人之外的社交不多。“黄伟生”同学是1960年代印度尼西亚“排华”浪潮时（见“梅显仁：印尼排华问题探析”，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月9日，新浪网）随祖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的潮汕籍归侨，他父亲“黄新华叔叔”是地理系研究环境科学的教师，母亲是护士，祖父也爱好毛笔书法，阿公便有经常跟他祖父来往。
后来妹妹“阿宁”上大学读的是环境地理专业，本文第二部分提到她名字还是阿公起的。
本文第三部分提到阿公在汕头地区盐灶教堂任牧师时教国文的“至善小学”是潮汕地区第一所教会学校。阿公读书的聿怀中学也是潮汕地区的第一所教会中学和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拥有五位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校友的名校，而“聿怀”一词是从《诗经·大雅·大明》里来的：“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见“聿怀中学”，百度百科）。我想这与阿公的谨慎为人处世也有关。
1985年时聿怀中学请老校友王超英为学校题词，85岁的阿公写了“和衷共济，光大聿怀”，结果他的题词被接受为“聿怀精神”，尽管不是很多人知道他（见“求实奋进 持之以恒”，2005年4月7日，汕头经济特区报；和黄素龙“汕头开埠后近代教育的发展”，2011年4月21日，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文革期间爸爸曾被国务院应该是文化部短期借用写作。潮汕著名国画家王兰若先生那时被国务院文化部借用到北京工作较长时间，回家途中在广州我们家住了一些天。兰若先生是阿公的潮汕地区揭阳县炮台镇塘边村近宗亲，比阿公年轻但辈分不低，阿公欣喜与他叙旧虽然兰若先生并非基督教界人士。如今兰若先生已办过百岁老翁画展，而他公子王璜生亦是著名画家，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见“王兰若百岁新作暨捐赠广东美术馆珍藏作品展 作者简介”，广东美术馆；和张莹“王璜生卸任广东美术馆馆长 称骨子里渴望闯荡”，原载《深圳商报》，2009年8月2日，新华网）。
也在1980年代中期，位于广州市海珠广场的原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旧址，改为广东贸易中心（见冯怡驹编辑“广东贸易中心背景资料”，2003年2月28日，南方网）。那时阿嫲已逝阿公在汕头市居住，广州美术学院一位副院长欣赏阿公书法，请他题名，因没有足够尺寸大笔，阿公用手抓一块棉布题下该名。
这栋1959年落成、与我同岁的历史性建筑物的前名是陈毅元帅题的，1970年代搬去新馆址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名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的（见“广交会”，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岭南星空下》之广交会展馆”，2011年3月21日，广州市广播电视台），阿公的题名有此相关背景荣誉，尽管当时无媒体报道仍属难得。阿公1988年去世多年后的2004年，潮汕地区出版了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终于在里面提到原“广东贸易中心”是阿公题的名（见黄舜生、陈廷文“《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将出版”，2004年5月17日，汕头日报；和“《文采风流今尚存》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 作者简介（部分）”）。
不知道那位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是否曾与王兰若先生合作的著名国画家关山月？195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关山月与傅抱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国画还是毛泽东题的词呢。
（转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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