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一篇中文博文，同在我的中国凤凰网博客发表。）
今天，中国农历的正月初六 （今年在公历二月十九日），是我已故外祖母的生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来开始我的中文博客。
外祖母姓林名珍华，非常好的名字，一样好的为人。纯朴贤惠的她与外祖父一起将我和妹妹从出生带到上大学的年龄，没有半句怨言，只有一颗爱心：甘甜的给孩子们，他（她）们要有将来，辛苦的我受得了。
其实外祖母的身架挺单薄的，82岁去世时走的是心力衰歇。年龄、长期的风湿和有几年的早期乳腺癌诊断只是使她的步子慢下来而已。
外祖母原籍广东省汕头地区澄海县盐灶乡，从小说潮州话我称她“阿嫲”、外祖父“阿公”。一个姓林为多的乡村，阿嫲的家庭已有两代不在村里谋生，但她和阿公在盐灶仍住了有两个年代，到了我出生前不久才离开，一走就到了妈妈工作居住的广州，再也没回过盐灶。
潮汕地区人多地少靠河靠海，别地人吃稠的潮汕人吃稀的，别地人吃冬腊的潮汕人吃盐腌的，比如美味驰名的‘盐灶薄壳米’（见“盐灶薄壳米”，揭阳新闻网，2008年7月29日）。
盐灶历史上的确是盛产渔盐的地方，据历史学家陈训先的考据（见“樟林古港三题”，《澄海史志—樟林古港》，澄海人民政府信息网）：
“隋大业三年，这里与南洋寨城（今莲下镇）以外的一片海域，是隋炀帝训练水师，发兵琉球的大好基地；唐时已有小村浮聚；至北宋这里是个渔盐鼎盛的地方。“盐灶——樟林——东陇”所产生之盐，名甲东南沿海，故小江盐场榷盐司设立于此，专管歧山、华坞、玉井、南澳、海山、东界一带渔盐课税。”
所谓（设在此地的）榷盐司属于历史上的官盐制度，制盐和贩盐均由政府严格控制管理（见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政概说（1）”，贵盐集团《盐业文摘》）。
陈训先的考据也提到历史的有盛有衰，特别是打仗的年代，民众就苦了：
“自顺治三年（1646 年）至康熙五年（1666 年），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海上反清势力，经常进兵南澳、澄海一带，战祸频仍。清廷为了消灭反清势力，下令东南沿海所属县份，斥地内迁50里，“如有故犯，俱以通贼处斩。”故澄海也不例外，诏下必行，其时樟林“墟市尽废，目睹一片荒凉”人民不堪其苦，遍地哀鸿。”
陈训先用“盐灶——樟林——东陇”作为汕头地区盐灶附近沿海一带的名称，但盐灶其实不过是个小乡村，隔壁的樟林才是驰名历史古港。樟林原来比汕头要大得多，直到十九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成为国际通商港时樟林的经济地位才真正被取代（见林炎藩文章，“漫谈樟林古港”，粤东门户-潮汕家园网）。
但偏偏就这个盐灶小乡村，其名字据当地史志记载是由清朝雍正皇帝钦赐的：本来叫新港埠的小村在雍正五年出了一个进士李嵩德，觐见皇帝时说村人多垒灶煮盐为业（见“盐灶”，《维基百科》；或，“盐灶村”，《百度百科》）。
但我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提及李嵩德为雍正五年进士的其他文史，只在历史学家陈春声的“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一文中读到苏湾都盐灶乡进士李嵩德撰有《苏湾北考亭朱子祠碑记》载于乾隆《澄海县志》卷25“艺文”，因此仍不能确认这个“盐灶”名字来历故事的真实性。以讹传讹的误差不时会有，就如雍正五年是公元1727年仍会有1570年之误。
盐灶村在中国以至东南亚的真正小名气，出自每年农历正月的‘游神拖老爷’风俗，是潮汕地区现在最大的游神活动，颇有现代旅游价值（虽然这点非人人同意），据潮学家黄挺说，规模媲美马来西亚“小汕头”新山的柔佛古庙游神（见新山、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文章“本会潮汕访问团向韩山学院邀约授潮州美食文化系乡情”，《星洲日报》<大柔佛>，2007年10月15日）。
这个据说从清朝乾隆年代（即雍正的下一位）开始并一直坚持下来的群众庆典，按《潮州日报》转载陈训先文章“盐灶“拖神”的风俗——潮汕文化中的一奇特造神现象”的解释，其对神像的不敬和发泄与出南洋发财的运气有关：
“澄海盐灶村面临大海，古时候村民以捕鱼为生。 据《盐鸿志》和民间口碑，相传乾隆年间，村里有一渔民出海挨缉(一种人工捕鱼挨掠的方法)，捞到一块酷似人形的木头。那渔民随手向后扔掉，可是，挨前几步又被捞上来，这样反复无数次，那渔民心中诧异，疑那木头是神明的化身，便祷告说：“你若是神明，若能帮我捞得一篓鱼，就带你回家供奉。”说也凑巧，那天果真缉掠颇丰。渔民践诺，就把那木头带回来，将此事告诉众乡人，大家都说敢是神明降临，建议将这木置于村庙中，供全村参拜，香火益旺。
光阴荏苒，一年过去了。盐鸿村有敬神旧俗，每年农历正月举行游神赛会时，需拈阄抬扛神偶；还规定，中头阄者需备十桌酒席，宴请村中众位“老辈”，那位渔民恰好中了头阄，因家贫无法安排酒席，就后悔去年将这木头带来供奉，岂不咎由自取?越想越气愤，于夜间乘人不备，索性带着绳子，径进村庙，将这木头捆缚得紧紧地，拖下来，一直拖到海滩，深深地埋进滩泥里，双脚踏上去，狠狠地踩，边踩边骂道：“你真没良心，去年我救你，今年反害我；我若发不了财，千年万年也不把你挖出来!”说罢，回家收拾行李，直奔樟林古港，漂洋过海去了。
真是无巧不成“神”。那年正好风调雨顺，盐灶村五谷丰登，渔汛大旺。那渔人在南洋也发了一笔横财。他心里想：定是那木头暗中庇佑的，于是，快到游神的日子，就提前赶回家乡，二话不说，一个人直奔海滩，把那木头从海滩泥里挖起来，请来高明的匠师，顺着木势把木头雕成一尊“赤面红须，脸生瘊子，眼珠突出，炯炯有神，左手按膝，右手执锏，威风凛凛”的神偶，粉饰金身后，供上了正殿。这神祗，就如此地敬立起来。
这一年，游神赛会，特别热闹，红男绿女，奔走相告，消息传遍潮汕各地乃至南洋群岛，大家都说：“这位神老爷一定喜欢拖，越拖越兴旺!”从此，盐灶村便形成拖神的风俗。每年游神赛会节日一到，中阄者便把麻绳准备好，把神偶紧紧捆缚起来，从大殿拖进轿里，又从轿里拖到路上；有的要拖进田里，有的要拖下海滩，拖拖扯扯，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非把它拖得断手折足，掉耳缺鼻不罢休!现在，盐灶村拖神的风俗仍然保留着，不过，敬神的观念逐渐有所转化，虽然仍带有几分迷信色彩，但青年们却把他当成一种有趣的民间体育活动……”
这个“拖神”先驱人从渔民到发海外南洋财的解释故事，也不是所有人接受的。有网上博客文章称用澄海当地文化学家蔡英豪的说法，“盐灶并非侨乡，向来没有出洋的传统，而且以前出洋，有幸衣锦还乡者，起码也要几十年，等到此人回乡，早已物是人非，不可能有如此大之号召力改变一乡的风俗”（见“盐灶夜不眠”，钱坑空间, 2007年10月23日）。
其实中国在二十世纪下半载与外部世界近乎隔绝，在此前几十年里又是战火不断，本土文化风俗的来源和外人与它们的关系谁还顾得了？
一个多世纪前在十九世纪后期，不少美国人和英国人曾经在一本畅销书中读到过中国汕头地区盐灶村的这个奇怪风俗，但这个“拖神”开头者据该书的记录并非因中了头阄需备多桌酒席宴请村中众位“老辈”但家贫无法、故拖神发泄，而是本身是一位“长辈”和游神赛会组织者，但在收了村人贡献的游神赛会费用后去赌博，把钱全输掉，因而无法：
“Long ago, in the village of Iam Chau, a sum of money was contributed, and placed in the hands of a village elder to pay the expense of this annual festival; but this master of ceremonies was a gambler, and immediately lost all the money in play. Days passed, and as the theatre and procession were not forthcoming, the contributors became urgent that he should perform his duties, and so constantly harried him that he was at his wits’ end for excuses wherewith to pacify them.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urgency of the people was the fear that the god would become ill-tempered and harmful if longer neglected. As the New-year approached the clamour increased, but with neither money nor credit he was unable to furnish the usual equipments for the god’s journey. So, early one morning, he went to the temple, took the god on his back, and started off on the established rounds. An amazed crowd soon followed him, and some attempted to take the god from his back. After many struggles and escapes, he was at last driven to the shore, where he was shut in between the crowd and the sea, and then the contest ended in the waves, where the god was jerked to and fro, to the peril of its gliding and the destruction of its limbs. Thence the victors took it to the temple, where it was repaired and reinstated, amid the fears of the alarmed populace over whom its influence was supposed to extend. But the ensuing year proved to be a most auspicious one, with abundant crops, and no epidemics. The public weal was then accredited to the extraordinary treatment and sea-bath that the god had received, and so on every anniversary of that performance its peculiar features have been imitated in that village to the present day.”
这本名为《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的畅销书于1884年在汕头撰写、波士顿出版，1887年在伦敦再版，其作者 Adele M. Fielde 是当时在汕头地区传教的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和在美国颇有名气的女权主义者，汕头地区基督教会人士称她为“斐姑娘”。不久前一个“上海國拍2009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还专门热点介绍了一本该书原版的珍藏本。
你若不信“斐姑娘”的话，她出此书时正准备去在美国费城的自然科学院（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学习生物学和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而且数年后更脱离浸信会，在美国全身投入科学研究、政治教育和女权活动。
是不是不喜欢“斐姑娘”揭了一些中国人的“短”了？
“斐姑娘”1873年在汕头建立的“明道妇女学校”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个专为妇女开设的圣经学校，她在1883年出版的（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汕头方言词典是另一个第一，她还被称为是西方基督教会鼓励支持中国妇女反对“裹足”的带头人。
你有兴趣的话可在网络上（比如“开放的图书馆”（Open Library)）读到“斐姑娘”写的一些书。
我在英文博客 Feng Gao’s Blog – Reflections on Events of Interest 上的文章，“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也正在同时讨论有关的历史问题，包括 Adele M. Fielde 在历史上的贡献。
我的阿嫲林珍华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生，从来没有缠过脚，而且会读写罗马字母注音的潮州白话文，因为她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出生长大、在一个基督教女校受启蒙教育。
一九五九年阿嫲阿公来广州，因为妈妈要生我了，还要教书，当中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忙的不得了；阿嫲阿公愿意帮助，求之不得。
爸爸是江西人，不是宗教信仰者，从小家里也没有这个传统。但他在社交上挺折衷的，加上大学教学研究工作紧张、在单身教工宿舍过夜，只在周末到妈妈这边来，与妈妈大学同窗既能恋爱结合算半个入婿也就无所谓了。
正月初六外祖母的生日今年正好在父亲生日前一天，所以我今天中文博客的开始更有一层意义。一年前我的英文博客文章，“The myth of political vendetta in 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s Airbus Affair investigation, the politics of Brian Mulroney and Jean Chretien, and some social undercurrents in Canada”，已有提到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以及有关他的去世。
幼年的故事应该从出生时说起的，但我一点也记不得。
幸好从很小时妈妈就不断告诉我，经常来看我们的邓医生，一位和谐可亲、比妈妈年长的女性，是我的接生医生。
多年后妈妈解释说，那其实不完全准确：邓医生是我出生时医院隔壁接生区的主治医生，但她经常过来看妈妈和我这个初生婴儿，也就算是为我接生了。
妈妈说她能到这个前身是广州重要的教会医院的产科来迎接我的到来，是邓医生帮助安排的。
妈妈又说邓医生一九四十年代在香港读医科时，她的同学男友是妈妈的一位表哥，香港潮汕抽纱商谢姓表舅的公子；但谢公子不幸得病在手术时死亡，邓医生也就终生没嫁，像妈妈自己的表姐一样亲。
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我就以为邓医生是一位天主教徒、和我出生的医院是以前天主教的医院。
其实不是的。阿嫲来自的盐灶村是潮汕抽纱业的发源地。在一八八十年代创制这个产品工艺的林赛玉女士，是阿嫲的同村人。
俗话说，“同姓三分亲”，同小乡村又同姓，说不定真的有点宗亲关系。让我看看历史记载怎么说林赛玉的——可能跟‘游神拖老爷’一样也是不很清楚的。
澄海作家卢继定在“潮州对潮汕抽纱事业的贡献”（《潮州日报》，2009年11月25日）一文中说：
“关于抽纱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为较多数人认可的说法是：林赛玉从西方传教士那儿学习花边并加以创新而来的。
林赛玉是汕头市澄海区盐灶乡人。盐灶是西方宗教到潮汕进行传教活动最早的登陆点之一，林赛玉很早就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会。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在汕头礐石进行传教活动的外国传教士胡德(女)委托盐灶教会为其物色到自己家中服务的女佣人，教会推荐林赛玉前往。林赛玉到外国传教士胡德家中后，因工作勤快，深得胡德夫妇信赖。胡德喜欢手工艺，会做西方花边，在传教之余常在家中编织花边，并将其赠予教友以联络感情，为传教提供方便。绣女出身的林赛玉对这种新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在一旁观看。传教士胡德便将技术要点传授给她，林赛玉不仅很快学会，而且对这种新工艺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教士胡德夫妇后来回国，林女士也回到盐灶。其时，丈夫已忘故，她以刺绣为生。心灵手巧的她便将在传教士家中学到的西方技艺和自己所擅长的中国传统勾织刺绣工艺相结合，创制出工艺独具一格、以前大家见都未见的新产品，名称仍然定为“绣品”。此产品一问世就得到大家喜爱，产品被抢购一空。她便将此技艺传授给其女徐淑英、徐淑静和邻居祝婶等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盐灶全乡。”
林赛玉是在1896年从外国女传教士“胡德”那里学来西方工艺后与中国传统勾织刺绣工艺相结合而创制出抽纱工艺的；卢继定文章里更提到林赛玉后来与潮州市商人丁惠龙合作扩展抽纱生意。
汕头市政府网站关于林赛玉发明抽纱工艺的说法也相似（见“澄海是中国抽纱制品两大发祥地之一”，来自《汕头年鉴（2005）》）。
潮汕文史学者谢锡全在汕头市外事侨务局网站上的文章称此外国女传教士为“胡纳德”（见“盐灶：潮汕抽纱业的发源地”，《潮人杂志》，汕头市外事侨务局）。
潮汕民艺网称此女传教士为“纳胡德”（见“盐灶：岭东教会的发祥地”，潮汕民艺网）。
这些大概都相近，只是外国女传教士名字的翻译不同而已，但潮汕民艺网的故事有更具体的叙述，即纳胡德是汕头“福音医院”英国人莱爱力医生的妻子，且林赛玉是医生的雇员而非家庭佣人：
“值得一提的是：1886年，盐灶港头女信徒林赛玉在汕头福音医院给英国人莱爱力医生当雇员时，莱爱力的妻子传教士纳胡德让林赛玉学习勾棉纱通花，作为送礼佳品带往国外，被认为是优美的装饰品，后来林赛玉回盐灶，把勾通花技术传授给20多名妇女。1902年，通花正式在汕头地区投产，遍布潮汕各县，使潮汕成为抽纱之乡。”
这就有本可查了：莱爱力是原汕头福音医院在1880到1926年间的院长，今天的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网站上有记载这段历史的（见“医院历史”，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应该看看基督教的文刊怎么说的。香港《基督教周报》李金強的文章不但提到莱爱力、纳胡德夫妇与抽纱业起源的关系，还给出了纳胡德的英文名字，Sophia A. Norwood（见“「信仰自由、禮儀互尊」百年教會──基督教潮人生命堂”，《基督教週報Christian Weekly》，2009年11月15日）：
“抽紗連枝興旺教會
原來清末民國，地處沿海的潮汕鄉民，不少浮海出外謀生，遠至暹邏、越南、星馬，近至香港。而寓港潮人，至1930年代，為數接近3萬人，從事各行各業，其中以營商最為突出，包括航運、南北行轉口貿易、茶居、抽紗、客棧等，尤以南北行之潮幫最為顯赫。而抽紗業則與潮汕基督教信徒來港發展，關係密切，此乃抽紗業源起於潮汕教會之故也。根據教會之記錄，據說潮汕美北浸信會女傳教士納胡德（Sophia A. Norwood），下嫁長老會福音醫院院長萊愛力醫生，眼見從事苦力的貧窮會友，生活艱困，遂教導貧困會友之婦女從事織繡，又代其將產品轉銷國外，獲得厚利，內地會友爭相來汕學習。而潮汕的抽紗業亦由是興起，成為當地著名的出口商品。香港為遠東轉口貿易的中心，故不少從事抽紗業的潮人信徒，於20世紀初，相繼南下香港建行營銷，至40年代初，為香港潮人抽紗業的全盛時期，多達六，七十家。”
这我就知道了：据基督教英文史刊记载，“纳胡德”（Sophia A. Norwood)是美国（中）西部妇女浸信传道会于1877年派来汕头协助“菲姑娘”（Adele M. Fielde）的女传教士。
信不信“菲姑娘”由你！
莱爱力医生为院长的汕头福音医院属于英国长老会，这些都是基督（新）教的，不是天主教。
那么我的阿嫲与同盐灶村的林赛玉的关系呢？
阿嫲的祖父林章造，在林赛玉时代正好是汕头福音医院的医生，是汕头历史上首批华人西医生之一；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天你可能只听说过治盲名医林起医生而没听说过林章造医生，两人都是从盐灶出来学医的年轻人（见“治盲名医林起”，摘自《汕头日报》，潮汕人联盟）：
“清同治六年（1867），汕头建立私立福音医院（院址在外马路82号），成为潮汕首家医院，林起、林章造在这家医院学习系统的临床诊断。…”
怪不得阿嫲的亲戚里有香港潮汕籍抽纱商业人士，而且其一位年青公子竟能与邓医生有“生死恋爱史”！
阿嫲当年在汕头基督教“淑德女校”毕业时也想学医的，她是林章造医生（也是牧师）的长孙淑女；但她留校教书短期后就嫁给阿公，跟阿公了。
邓医生关照我出生的医院原来是美国长老会的“柔济医院”，在1899年12月12日最初开张时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女医校的附属赠医所，在1949年后成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汕头福音医院一样是“第二”！），其历史上有不少有趣难得的轶事（见“彭加木早产 保温箱救命”，《广州日报》，2009年12月12日）：
“新中国成立前，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出生；医院医护人员曾掩护产后的邓颖超逃离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广州城；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在这里得到过救治。”
邓医生退休前曾任这所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
历史也有邓京育医生的名字。
邓京育的嗣父是原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教育长和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邓演达率领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派，与共产党有很多合作但不被完全接受。邓京育在两岁时被过继为邓演达女儿，在仅八岁时嗣父便因组织反蒋活动被囚禁南京后秘密枪决。嗣父被杀那年曾与她和生父、邓演达哥哥邓演存匆匆见面，鼓励她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有用的人。邓京育的生父邓演存是北伐军将领，曾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后来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可参见丘挺,、郭晓春著“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及见“邓演达故居”，中国惠州三栋投资招商网）。
在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和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之间，邓演达曾被蒋介石贬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但邓家并非潮汕人，而来自地处潮州与广州之间的惠州）。
像邓医生这么有爱心有成就的女性，个人亲密历史里的遭遇却如此“祸不单行”。
我在一九八十年代初去美国念博士生，就再没见过邓京育医生，挺想念她的。邓医生继承父志，在1988年到1992年间是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而在那同一段时间我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作。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在那同一时期成为农工民主党主席，接替刚去世、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并协助邓演达建立农工民主党（初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季方老人。
类似邓京育医生的早年失嗣父在国家领袖家庭历史里也有见：江泽民前主席在13岁时被过继给六叔江上清，而就在同一年里嗣父成为革命烈士（见“江泽民：从书香人家走出的总书记”，《南方周末》，新华网）。
一九八十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数学博士时我有幸住进南京来的“小李”同学的公寓。“小李”比我年长、高届和经验能力丰富，在学习上对我的帮助和启发不可多得，后来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系统培养新人。
记得当时台湾来的访问学者、哲学家陈鼓应教授即将到北京大学任教，托“小李”带一本新著给住在斯坦福大学那边的江南作家留念，之后不久忽有噩闻：虽为蒋经国先生旧部下，江南仍因自己新著《蒋经国传》遭刺杀。
据说因受江南命案影响，连当时已居住美国的蒋介石遗孀宋美龄也放弃了写回忆录的设想（见“《宋美龄最后的日子》：为何不愿写回忆录”，《中华读书报》，新华网）。
1992年我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从大学学术界政治起卷入一些加拿大政治，之后数年没有工作，且多次被警察局无辜拘留起诉或无理送进精神病院，被扣押共有数月时间。1996年一位台湾移民来的女商人请我帮她做点小生意，工作方才从头起步，而这位江梅女士又告诉我她已故父亲在台湾坐过几年正式牢房，皆因曾任孙立人将军政治秘书至蒋介石总统不悦。我的英文博客文章，““Nairobi to Shenzhen”, and on to Guangzhou”，有谈到这段个人历史。
人若懂世故会少说话以免惹事上身，特别是政治里的一些事情是不太容易理解，但不提有时又会觉得很别扭。
譬如农工民主党的名称与它今天的组织成分定义便极端地不一致、不相称。
该党在1930年成立时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很显然邓演达想通过与蒋介石的斗争来改变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政治方向，但他因此失去了宝贵生命而目的并未达到。1931年邓演达被杀，1935年该组织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可见在邓演达后其大方向作了重新调整。（参见“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中国农工民主党舟山市委员会）
在1947年当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即将进行全面内战时，在章伯钧带领下该组织改名为今天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其目的应该是争取中间靠左的民众；历史记载的党的章程纲领中提出的基本方针“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符合这一点，而且提出的路线“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持民盟”与邓演达原来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部分农工民主党成员认为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组织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不同意的大多数成员也作了结束的准备，但此时周恩来总理鼓励他们继续奋斗（见“中国农工民主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农工民主党玉溪市委员会）：
“1949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从香港迁到北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确定自己的前途，明确今后的任务”，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五干会议”中心任务是传达学习政协文件，讨论整理全国党务。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建党以来的主要成绩和教训。会议期间，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多数人不愿意取消组织，只是等待着最后做出“光荣结束”的决定。在关键时刻，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周恩来于11月22日上午邀请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举行座谈，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初步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周恩来邀集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胜利之后也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一个革命政党不必害怕自己消灭，但是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应该消极。周恩来的讲话语重心长、肝胆照人，听者无不心悦诚服、感激振奋。代表们反映：从中国实际出发，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数十年，今后也还要同共产党一道奋斗。农工党有责任团结广大的农工党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勉励民主党派要过好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使代表们深受鼓舞。”
然而在一九五十年代后，农工民主党的章程对其组织成分的定义逐渐变得越来越狭窄。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由周谷城代表该党作的总结指出农工民主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见“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中国农工民主党舟山市委员会）。这当然很可能是既成事实。
但在1988年（即卢嘉锡成为主席、邓京育成为中央常务委员之一那年），党的章程正式地“规定农工民主党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见“1988年11月9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新闻）
虽然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农工”的概念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到了1997年（人口科学专家蒋正华接替卢嘉锡成为党主席时）的党章程，连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也被排除在中心以外（见“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10月29日通过）”，农工党陕西省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本党由革命先烈邓演达等同志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创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本党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奋斗，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不愿意回到1930年邓演达建立该党、或1947年该党改为现名时的广泛代表性目标，为何不按历史做法再次更名以使“名副其实”？
与邓京育医生交流这个看法是为期已晚。妈妈告诉我邓医生前些年去香港后不久即去世。
“逝者如斯夫”，只希望长久的人和后来的人多做些有社会效益的事情。
在出生后我能记住的最早事情，是躺在床上时如果觉得下身一部分有点鼓鼓别扭的，便要哭叫；这时如果我建元舅舅（妈妈的小弟弟，在广州读书）正好在的话，他会用潮州话逗我，译成普通话一个意思是“鸟鸟逗逗”；后来我也就学会了在有同样的身体感觉时向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嫲诉说，“鸟鸟逗逗”。大概不到两岁吧。
四岁左右时，经常与住同一栋中学教师宿舍的马老师的儿子玩。“洪仔”（或“红仔”）与我年纪相近，但精灵的多，老要带我到宿舍楼侧边排雨水沟处去建挡水沙堆。
上瘾后我自己也会去那里建挡水沙堆玩，连大人叫我上楼回家也不愿停止。但到了这种不听话的时候，有时会有体罚的，像被阿嫲用竹条追逐、因为我不甘愿被罚打几下（要跑到阿嫲同意不打或只打一下、最多两下），或像被爸爸赏一巴掌。打的不一定重，可是我的皮肤嫩。大人们其实是很疼我的，像阿嫲仍愿意背我走路，但爸爸下令禁止，都四岁多了，太不像话。
到了五岁多，建元舅舅会有时带我去他的工学院学生宿舍住几天，让我骑在他肩膀上他沿着宿舍旁边的铁路走，潮州话的叫法译成普通话大概是“骑公鸡丁”。
我那时要看大人书了，浏览的第一本是“欧阳海之歌”，但不懂得建元舅舅是学水利建筑设计的，很快会到在南宁市的广西水利电力设计院工作，而他的同事们会开玩笑说他设计绘图很像女孩子会“绣花”。
建元舅舅真的会一点绣花，至少手工针织做的很棒。我妹妹“阿宁”出世时他在广州读书，家里有不少毛线衣是他手工做的，阿嫲也会一些但舅舅做的更好。转眼间“阿宁”今天已是美国纽约州一所大学的教授，而她们家在进入新世纪不久便已搬进一栋带小游泳池的房子，座落于一个名叫 Norwood 的小村庄——与纳胡德女传教士一样的名字。
不要真以为建元舅舅像女孩子，他曾是长跑和负重竞走的业余运动员还因此伤了腰筋。
文化大革命期间建元舅舅下放在广西梧州县做小水利水电建筑设计，后来调回广州在国家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工作，退休前曾任该委员会派驻广东历史上最大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清远飞来峡水利枢纽（见“广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水利工程飞来峡水利枢纽”，清远日报政府网站编辑部，2009年9月23日）的首席施工代表。
在珠江主流几个重要地点做了一辈子“绣花”般的设计，最后能分一份清远飞来峡‘流沙枢纽’（见“北江干涸 清远挖渠“解渴””，《广州日报》，2009年1月9日）的光荣担子，也不冤枉了建元舅舅几十年的勤恳专心。
从“鸟鸟逗逗”到“骑公鸡丁”，再到“清远飞来峡”，我真为建元舅舅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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