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五）——青少年时代的另一些文化熏陶

（接上部分）

我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除古典小说外还来自诗词，以唐诗为主。

由于从四岁多开始阿公便在教我识字时引用毛泽东诗词，加上毛主席作品又是小学教育的重点，所以到三年级开始时我对诗词已有一些基本知识而兴趣也开始扩展到古典诗词。

虽然爸爸妈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而且爸爸原来是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但阿公在这方面对我的影响不比他们小，主要通过他的书法。

在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破四旧”、批斗和武斗时期，不但图书馆不开放而且任何非革命性的文化内容也是人们不敢接触的。不要说那时父母不会向我传输其它文化内容，阿公毛笔书写的也不外毛主席诗词、革命口号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在毛主席像下供奉的大红纸底上的“福”字。

但爸爸书架上满满的书仍在，原来放在他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的大学教师宿舍房间而不在妈妈那边教师宿舍的家，故没被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抄家”没收。1968年秋天解放军和工人纠察队进大学校园恢复秩序时我们家也有被搜索；他们寻找的是武器，把记不得妈妈亲戚里我的哪位“舅舅”给我做的大木叉弹弓也给没收了；但当爸爸向他们解释书架上是他学习和研究用的书籍，他们还挺客气的。爸爸也很小心，在那之前的两年里书架一直用一张大布帘遮盖着，以免惹是非。

爸爸没有《唐诗三百首》（见“唐诗三百首”，第一范文网），那是到了大概五年级或初中一年级爸爸才从图书馆借给我阅读。与此相比，有几位同学家里父亲有一本所以读的应该比我早一些，我记忆中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袁凌”同学的父亲“袁伟时叔叔”，是爸爸同事但研究中国哲学的，还有“汤友志”同学的研究中国经济历史的父亲“汤明檖伯伯”（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原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名字念起来像“唐明隋”，类似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古典小说“隋唐演义”。

但我记得爸爸至少有一本我记忆中是中国古典诗词选，记不清楚叫什么了，里面有可能不到一百首李白、杜甫和唐朝其他文人的名诗词，还有几十首其他朝代的有名诗词。记得应该是在三年级我开始阅读这本书和背诵里面我喜欢的一些。

爸爸还有一本钱钟书作的《宋诗选注》（见陈才智“《唐宋诗词鉴赏》参考书目”，2010年9月18日，中国文学网），但那是我在将第一本诗词选看完并背熟了其中几十首后才开始阅读的，记得在一些年浏览了几遍，每次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来慢慢回味和抒想，但宋诗到底不像唐诗那样通俗流行我也就没有认真背诵。

中国传统毛笔书法与传统诗词紧密相关，后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性通过前者的美感和风格更好地发挥和传播。虽然阿公受的是正统（长老会）基督教教育并长期作传教工作，在我见到的年代里中国古典诗词仍是阿公最喜欢用书法表达的文字。

本文第三部分曾介绍到阿公喜欢书写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其一部分是：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文化大革命时阿公已是七十岁左右人，长幅的书法作品比以前写得少了，极小字体的作品像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写在卷烟纸上的七绝或七律诗再也没有了。用正常大小的行书体或草书体抒写短诗、特别是七绝是他最经常的书法活动。只要我在家不用做功课，阿公写毛笔字时的碾墨和牵纸是我的任务，而且我很有兴致。

与爸爸的学术研究有共同处，阿公也特别喜欢李白的诗。我记得阿公最喜欢的两首李白七绝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朝（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2008年6月10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和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朝发白帝城》”，2008年6月9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这两首诗应该可以说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白描写长江航行的诗词里自然景色最开阔、诗人心情最宽广的两首，这在喜欢背诵诗词的青少年时代我是很能感觉到的。

至于这两首李白诗对于喜欢书写它们的阿公和李白诗研究出身的爸爸有没有更深的意义，我当时作为一位爱好浪漫幻想的青少年想不到，因为我对阿公、爸爸和诗人李白的背景、思想和心情的真正了解其实不多，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多。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早期的名作之一，而《朝发白帝城》是他晚期的作品。

年轻的李白在今天的武昌黄鹤楼为比他年长的朋友、已经更有名气的诗人孟浩然到扬州之旅送行时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登载的赏析对该诗有正统的浪漫主义解释：

“… 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2008年6月10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李白眼中孟浩然的旅行将会很快乐，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咀嚼诗人的语言，说李白本人也那么喜欢繁华的都会扬州有可能结论过早：在诗人的遐思里扬州会不会只是在长江与“碧空”交界的“天际”边缘的“孤帆远影”而已？

李白称孟浩然为“故人”可见他们认识已有好些时间。李白在长江上游的蜀郡（四川）长大，二十多岁时第一次外游在开元十二-十三年（公元724-725年）沿长江出蜀，在荆州以北的襄州（襄阳）与孟浩然结识，后来再会于荆州以东的江夏（武昌）黄鹤楼时写下此诗。两次相晤之间多久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他出蜀沿长江东游于开元十四年到过下游附近的扬州并居留一段时间，之后返回中游的荆州地区居住，才在不早于开元十五年写该诗，所以当时他对扬州的了解已超越想像性的“向往”。（见熊万里“由《襄阳米颠》想到孟浩然与李白”，2006年1月1日，汉江传媒网；和“[福烓说扬州]李白与扬州 说法各有不同”，2010年9月28日，扬州晚报网）

我们可看看李白的其它诗怎么说扬州的。

李白有另外两首七绝直接使用了“扬州”之名，有趣的是两首均是谈与政坛国事有关的，而“扬州”出现在诗里作为一个对比。

第一首是《酬崔侍御成甫》：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李白“酬崔侍御”，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这首诗写于多年后的天宝六、七年或十二年（公元747-748年或753年），前两句指的是严子陵不愿意做汉光武帝随从而退隐的史事，后两句则指李白自己。这时的李白已曾于天宝元年被召进国都长安任翰林学士，供奉唐玄宗大约有三年时间但因仍觉不得志表示辞职，受唐玄宗赐予一些金钱返回民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居住。李白在诗里表白他辞职离开唐玄宗的情况类似于严子陵，并非自己宁愿到扬州去喝醉酒，可见已人到中年、曾任朝廷官职的李白认为扬州是喝酒放纵的好地方但并非他真正意愿，只不过当官不得志别无选择。在长江下游地区李白住过宣州（宣城），与曾任监察御史的崔成甫交往频繁，写过不少诗赠他，而此人因在朝廷遇问题被放逐回民间，比李白服侍唐玄宗的结局更差。（见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原载《文史哲》 1979年01期，中国文学网；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查屏球“李白第五讲   李白受诏入京前后的的活动与创作——盛唐文化与李白形象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李杜精读”，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据史书解释，李白任翰林学士时唐玄宗数次欲提拔他到更高官位，但每次均遭贵妃杨玉环反对并阻止（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

在作《酬崔侍御成甫》诗后不久的天宝十二、三年，李白作了《秋浦歌》十七首（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吴汉卿“秋浦盛名源李白”，2011年6月18日，原载《池州日报》，安徽文化网），其中第一首又提到“扬州”，内容也是怀念国都长安的，因见到类似于秋色的萧条而触景生情：

“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虽然悲伤与愉快心情相反，但该诗仍有与《酬崔侍御成甫》相近的意思，即想长安但去不了只能将眼泪送去扬州发泄。

扬州位于隋炀帝期间开拓的南北大运河上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唐朝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都市，有所谓“北长安，南扬州”之说（见郭志坤“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因”，2006年6月30日，东方网；和胡小武“城市意象的再生——扬州古运河景观改造的理念创新”，2008年第10期，《城市》）。《酬崔侍御成甫》和《秋浦歌其一》从不同角度表达了李白对长安与扬州的比较，即长安是国家政治中心而扬州是表述个人情感的地方。

李白是喜欢扬州的，不然不会去那里醉酒享乐，而且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他可能刚出蜀不久只有二十多岁，有可能更喜欢扬州。但关键的史实是年青的李白对政治的抱负已很强烈也已结交了一些皇朝官府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这首诗的最高境界时不应该忽略这点。

譬如说，在开元七-九年只有二十岁或不到时，李白已在蜀谒见渝州刺史李邕并写下《上李邕》诗，自比“年少”的“大鹏”，表达了远大的抱负和志向（见马军“唐诗中的重庆”，2011年3月21日，《重庆晚报》数字报）：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还喜好道教，出蜀到达荆州（又名江陵）时拜访曾被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皇帝召见并被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尊为老师的著名道士司马子微，被道士称赞他有“仙风道骨”，马上又以“大鹏”自比写了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文章。有学者认为将近二十年后李白被唐玄宗召进长安当官便是得到玉真公主的推荐。（见“历史解秘：李白进入上层是因跟玉真公主关系暧昧”，摘自康震《康震品李白》，2009年8月19日，神韵在线；和杨莹“李白与茅山道教的渊源”，原载《镇江日报》，2011年5月16日，金山网）

有意味的是李白在荆州见司马子微并写《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才去游扬州（又名广陵），游扬州之前或之后在荆州北面的襄州认识了诗人孟浩然，扬州回来后在离荆州不远的武昌黄鹤楼再为孟浩然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大鹏遇希有鸟赋》里对大鹏和珍贵黄鸟的不同描写显示出李白认为自己是远远在上的：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 尔其雄姿壮观，坱轧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李白“大鹏遇希有鸟赋“，唐诗之路）

尽管如此，李白对比他年长的孟浩然还是很尊重的。这也因为孟浩然是位结交很广的隐士，而李白很想通过隐居交友受国家重用。在沿长江出蜀到达荆州地区时在《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外他写的《秋下荆门》一诗（见陈才智“李白年表”，新学网）就清楚地表达了通过隐居交友成名这一心理：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早期的李白对秋天的乐观，与二十多年后做过并辞了朝廷官职到长江下游居住时写的《秋浦歌其一》里秋色“萧条使人愁”的悲观，很成正反的对比。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开元二十二年左右，襄州刺史韩朝宗邀请孟浩然去国都长安游览会晤朋友；孟浩然曾去过考进士，落了榜但有与著名文人丞相张九龄和王维相识交流，并因此见过唐玄宗但不愉快，便说不去了；李白则写了《赠孟浩然》一诗赞扬孟浩然的超脱（见“赠孟浩然”，唐宋名家诗词导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唐代诗人–孟浩然”，2007年12月26日，中国孟子网）：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然而李白自己没有放过机会。据说几年前他也访问过长安在玉真公主別馆作客，并拜见老文人丞相张说但不得如愿，张说则在那年去世（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朱耀儒“李白三次入长安”，2007年4月26日，西安晚报）。这时李白向也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韩朝宗送上《与韩荆州书》，以“龙门”称颂并“毛遂”自荐：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李白“与韩荆州书”，人文华夏网）

李白写得这么动听但朝廷仍没有招收他。

有学者认为孟浩然是在进长安考进士失败后才去“下扬州”的，即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于开元二十年左右而非开元十五年左右（见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语文备课大师网）。

在韩朝宗之后老文人丞相张九龄被贬职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招孟浩然为短期幕府但李白好像没有来往（见罗韬“杂拌小集：李白与张九龄有交往吗？”，2005年6月28日，金羊网；陈礼荣“状元宰相张九龄——开元年间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九龄的人生历程”，《荆州纵横》2007年第4期；“唐代诗人–孟浩然”，2007年12月26日，中国孟子网）。

终于开元二十九年过到天宝元年，李白才接到诏书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在当官前隐居交游的多年里，李白对历史上由隐居成大事的名人尤其是诸葛亮（孔明）的推崇和自比，多处流露。

他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推崇孔明的“风云四海”壮志并表示自己情感也如此，与《赠孟浩然》诗称赞孟浩然的超脱成明显对比：

“… 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在《留别王司马嵩》诗里他更自比孔明的隐居：

“… 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李白“留别王司马嵩”，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在《南都行》诗里他还流露了担心隐居太久成不了诸葛孔明的不幸：

“… 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李白“南都行”，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所有这些使我觉得李白对大鹏与珍贵黄鸟的比较、长安与扬州的比较，以及他对“孟夫子”浩然的仰慕尊重但认为自己会超越之上，是一种“孔”与“孟”之比。但这个“孔”不是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夫子”，虽然孟浩然是孔子学说继承人孟子的后裔（“孟建梁《孟氏名人录》告罄”，2009年11月8日，中华孟子学会）。李白不愿意通过科举晋官，而是希望能够在大事业上模仿著名的汉朝末期三国（演义）时代蜀国丞相诸葛孔明。

孟浩然隐居的襄阳原本是诸葛孔明隐居的地方，而再往北的南阳是诸葛孔明耕田的卧龙地，两地历史上属长江边的荆州管辖而荆州则是诸葛孔明辅助汉朝国戚刘备开始打天下的地方（见“襄阳古隆中·诸葛亮故居“，襄樊市隆中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诸葛亮的荆州情”，2007年12月17日，新华网；和曾麒“游南阳武侯祠 读王朝兴衰史”，2010年8月11日，中国网）。怪不得从刚从蜀地出来不久的年青李白选择了这著名地区来隐居交游好些年。

心怀无人认识他这位“卧龙客”的担心，李白没有只倚靠朋友。在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前他已入婿在襄阳和武昌之间的安陆，娶了已故前丞相许圉师孙女许紫烟、又名许萱为妻。所以在道教的司马子微道士及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和隐居文人孟浩然等之外李白还有姻亲关系，但在开元后期许紫烟可能与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张九龄同年去世（见“许圉师”，安陆信息网；和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

李白的另外第二首直接提到“扬州”的七绝（另外第一首是前面讨论过的《酬崔侍御成甫》）是《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所谓“上皇西巡南京”，指在天宝十四年受宠任的北方边防少数民族大将安禄山叛乱后唐玄宗在天宝十五年入蜀去成都避难，“南京”指那时成都，今天的南京当时称为“金陵”。李白在这里不但用了“扬州”而且是他多年前《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用过的“下扬州”，略为深奥。

从隋炀帝开始历代皇帝大概都有过沿南北大运河“下扬州”的传统，而这次唐玄宗入蜀走的只能是从长安入四川的“蜀道”，不可能是什么“清江万里流”而应该像李白早已写下的《蜀道难》所描述的：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蜀道难（原文与译文）”，古诗文翻译网）

特别有意思的一句是“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对比，知道黄鹤是无法飞上蜀地的虽然能轻松地飞下扬州。

在不晚于供职翰林时李白将《蜀道难》给老文人和著名书法家、秘书监官贺知章看，受赞叹被称为“谪仙”，有史书解释李白之成为翰林学士是因贺知章向唐玄宗推荐。后来两人均于天宝三年辞职离开长安。（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王运熙、杨明“谈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远别离》的写作年代”，中国文学网）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唐玄宗皇后贵妃杨玉环及其堂兄宰相杨国忠，便在此次唐玄宗入蜀路途中在马嵬坡经唐玄宗随从禁军将士们要求而被处死，史称“马嵬兵变”。之后太子李亨登位成为唐肃宗在北方抵抗安禄山，唐玄宗成为太上皇在蜀避难。（见“马嵬坡兵变的主谋是谁”，2010年11月10日，中国战略网；“安史之乱——乱经过”，2010年12月16日，晋城在线；和“陈玄礼”，百度百科）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里提到的皇家建筑“散花楼”在今天的成都（见魏亦、凸凹“碧瓦飞檐 花近高楼”，2011年5月3日，成都日报），而前一首和后一首都提到“峨眉”、及“锦江”或“锦水”，无疑是描写上皇在蜀地的。然而“云帆龙舸下扬州”出现在事实之外，很有可能是对唐玄宗亲身经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故意过分恭维以起对比讽刺的作用–前面引用的李白其它诗词已显示出他爱好这种讽刺的性格。

与事实有关的是李白自己刚刚经历过了“云帆龙舸下扬州”：他携家在庐山居住避动乱，经唐玄宗儿子、江陵（荆州）大都督永王李璘恳请下山为其幕府，之后李璘率军在长江下游欲对唐肃宗造反和攻取广陵（扬州）–庐山以“云”雾著名而永王李璘当然是位“龙”子。

李白为此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但据后人考证认为也应是十首，另有一首他人加进去。其部分根据是这些七绝李白以永王幕僚身份而作，但不久李璘兵败身亡，之后唐军收复长安唐玄宗返回时唐肃宗才以“南京”命名蜀郡，所以《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在后，可能是李白被捕后为表示悔改、忠于唐玄宗而写，数目不应比前者少。（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谢柏梁“我辈岂是蓬蒿人”，2011年4月6日，新华读书；和“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

即使如此，我觉得《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有为李白自己的诸葛孔明式“三分天下”意图辩护的意思，大意是：上皇您住蜀的锦江流成万里长江，我引导您儿子永王顺水去拿扬州，虽说肃宗在北方是皇帝了，在蜀避难的您还有许多其他儿子。

安禄山叛乱时唐玄宗任命了几位其他儿子为地方大都督，其中永王李璘为江陵（荆州）大都督、主管长江中游及以南，之后李璘未得唐肃宗同意擅自率军“东巡”并准备渡江攻打广陵（扬州），自立一方的意图很明显（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和“《李白詩全集》”，“古詩詞”，翼報）。

安禄山叛乱时李白在北方仍有喝酒享乐，之后南下到庐山避战乱而不留在中原抗战；郭沫若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对此作了严厉批评，说李白“胡涂透顶”，犯了一生中最大错误（见“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但仔细看看李白《扶风豪士歌》里一些语句，像“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和看看他《猛虎行》里一些语句，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之前他已说了“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便明白李白是想模仿张良辅助刘邦建立皇朝大业，但面对北方动乱、知道所想国策皇帝不会接受反会动怒，便有自知之明而退回自己熟悉的长江流域（见“李太白七古一百五十七首”，曾国藩选编《十八家诗抄》，拙风文化网；“张良”，2006年9月4日，中安在线；和华炜“西汉“勋冠三杰”的韩信”，楚州政协文史第十一辑）。这是个人战略性撤退而非退出政治或不抵抗安禄山，郭沫若先生对李白行为思想的鞭挞未免失于片面。

前面曾谈到李白多首诗词自与南阳卧龙孔明相比。到了庐山避乱居住不久，江陵大都督永王李璘率军从荆州东行经过庐山，派官员三次上山请李白，第三次聘使是永王秘书韦子春，李白才接受（见李白“与贾少公书”，中国李白网；李白“赠韦秘书子春”，汉典诗词；和“李白与庐山”，2009年9月27日，网络孔子学院），颇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味道。当然庐山不是小茅庐，李白当过翰林学士已非默默隐居者，而李璘作为太上皇王子和大都督远超于“三顾茅庐”时的小州牧官刘备。

李白跟上永王李璘马上就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见“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里流露出他辅助打天下的野心。

其二说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谢安石是隋朝之前南北朝时代南方以金陵为都的东晋王朝的丞相，在著名“淝水之战”率军战胜数目为东晋军数倍的北方前秦王朝入侵军队（见陈永汉“谢安与淝水之战”，2011年1月11日，人文华夏网）。李白的意思是如果受赋大权他能帮永王李璘做到如此。

其四说道：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

很像是鼓励永王李璘尝试在金陵即今天的南京自立皇朝，继承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包括三国时的孙吴（见“唐诗历史观念研究 李晓明著 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百科知识词典）。

其八、九说道：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这里李白吹捧永王李璘渡长江的壮举将会超越秦始皇（祖龙）和汉武帝的能力，而有协助创立和巩固唐朝的唐太宗（文皇）的气魄。如此比较，李璘不当皇帝成吗？

其十进一步向永王李璘解释，战胜动乱后至少应以金陵为中心有自己的小天下：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更具体的说：唐玄宗给你永王李璘在南方的权力是应该到平定局势后才归还唐肃宗，而从庐山隐居被请下来的李白我引导你创自己天下，小的也要在金陵。

其十一指出大目标是胜利进入长安：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从几首“东巡”诗的各方面看来，李白的“西入长安到日边”包括了鼓励永王李璘模仿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自己登基的做法，但其篡位之意超越唐肃宗原来已是太子的情况，与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相近（见“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新浪读书）。

以李白为幕僚的永王李璘“东巡”军队取下金陵，但在准备渡长江取扬州时李璘开始犹豫，手下将领带兵叛逃，永王军反被江北渡过来的、忠于唐肃宗的军队击溃，李璘在逃跑中被俘获杀死（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和“李白一次夭折的“扬州之行””，原载《扬州晚报》，李白纪念馆）。

李白属犯了杀头罪，但得到当时负责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大将郭子仪说情，被改判为永远流放夜郎（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

李白后来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有不少有涵义的回忆（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夜郎应该是在今天的贵州境内虽然离那不远湖南境内也有个夜郎。按李白的描述旅途是沿长江三峡往西走的，可以说相当于他自己体验一下“蜀道难”：

“…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 ”

李白途中见到的长江三峡及其船景，“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与他辅助永王李璘“三分天下”之意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里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成清楚对比：显然他和永王李璘的“云帆龙舸”没有了，一切都是太上皇唐玄宗和子皇帝唐肃宗的天下，而且是“过扬州”而非“下扬州”。

而这之前的几句将所有责任推在已死的永王李璘身上，说李白自己是被迫的：

“… 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李白是否到达夜郎历代学者有争论（胡大宇“李白与夜郎”，娄山关新闻网），主流观点是只走到三峡上端的白帝城。在流放开始两年多后他获得赦免，从长江上游家乡蜀地的白帝城乘船返回庐山地区，乘兴写下了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同样千古驰名、阿公也最喜欢书写的七绝《朝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想想李白在《蜀道难》里说的“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知道他原先不很看得起黄鹤或猿猱。到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描写的走“夜郎万里道”，李白才觉得“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惭愧比黄鹤不如。现在被赦放了坐上长江顺水船，李白很高兴至少可以将一路上不停的猿猱啼叫声远远甩在身后。

后来李白可能与唐玄宗和唐肃宗同在宝应元年去世。按史书解释他与唐朝李氏皇帝同宗，祖先在隋朝末因罪流放去中亚西域，在他小时搬迁到蜀地。（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和“李白身世存疑：是皇室同宗還是西域胡人?”，2009年11月2日，广佛都市网）黄鹤楼

这些李白诗词的很小一部分不但显示了他闻名的浪漫主义风格，还揭示了诗人的现实主义思想。李白的现实精神往往通过浪漫主义艺术夸张来表达，而且广泛地使用了建立在成语、历史回顾和自然环境描写上的暗喻和讽刺，使人印象深刻但在他之后漫长的中国文化历史里没有被完全启明。

本文上一部分引过的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有探讨李白诗里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暗喻性描述。

李白诗词里对国家政治的批评是认真和深刻的。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书里提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对于玄宗朝廷是有严峻的批评的”（见“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有学者更指出李白对安禄山之乱时社会气息把握得很准确（见吕蔚“李白避乱隐居时期的创作及政治期待”，20102月4日，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李白从理想的设想回到现实之中，其创作在战乱之初表现出充实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李白虽然是盛唐精神气质最完美的体现者，但他也是最早开始意识到盛唐由盛而衰的诗人之一。他强烈的政治追求使他对社会的气息把握得非常准确，丰富的感情使他对政治时局也非常敏感。”

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出发，曾得出更广泛的正面结论：

“… 当时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在李白诗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的优秀诗篇的内容都能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愿望相一致，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性。”

即使如此，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追求大多不成功。有人认为李白的‘夜郎自大’式的夸张是失败的一个原因（“诗仙李白 政治上失败因放荡不羁狂傲自大？”，2011年3月2日，新华网）：

“李白诗中俯拾皆是的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的自夸。他一再标榜自己有管晏、鲁仲连、诸葛亮、韩信之才，但纵观其一生，我们看不到他任何政治才能，只有纸上谈兵和仕途上接二连三的失意。虽然入宫初期李白确曾在政治上显过身手，协助皇帝“制出师诏”，但终于没有看到他的一篇象样的“策对”、“奏疏”，没有看到他比较系统的辅政纲领。”

还有学者指出在历史上到了李白时代通过隐居当谋士而不通过科举出头已经“不现实”（孙彩霞、魏玉梅“从参政历程看李白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衡水学院学报》第8卷第2期）：

李白所赞许并每以自比的历史人物，如吕望、管仲、苏秦、范蠡、鲁仲连、冯瑗、毛遂、张良、诸葛亮、谢安等，都是因特殊机缘得以施展才干，或献奇策立奇功，其中多数人都曾登宰辅。这样的从政道路，在先秦曾经是现实的，在张良、诸葛亮、谢安的时代也还是现实的，到了天下早已统一，封建官僚体制（包括科举制）也早已牢固的唐帝国，就很不现实了。李白的政治理想却始终与一条不现实的道路纠缠在一起，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鲁仲连，裴斐先生说“他一生都是做不醒的策士梦”。所言正是。”

但李白并非完全没有过出头，他在唐玄宗身边做过翰林学士，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策略。他为人夸张固然是个缺陷，但他一生在长江流域的长大、成熟和安居，和他对长江流域文化的钟爱，也许更是一个他也自知的局限。想想前面谈到的诗句如“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可以看出李白习惯于从南方的文化、传统和人情角度出发考虑政治，但如果这些不被北方为强的国家领袖们接纳、打不过北方又不能自保小天下，有何作为？

李白辅助唐永王李璘的短暂经历只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弱于北方之现象的一个小插曲。从战国时代楚国、南北朝时代东晋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一直到今天，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几十年里的中国有过一段以南方为中心的、统一的和昌盛和平的时期，而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前五次航行便在这一时期进行。我有两篇英文博文，即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博文“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Part 1) – Opening China to Christianity”（英文提要：“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提到这方面部分史实。

我想爸爸对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赞赏与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有关联。虽然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谈到，爸爸对被调到马列主义哲学领域、不能继续研究文学或到苏联进修美学感到不平和遗憾，但他的1956年李白研究文章已显示出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至于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调在大学写作组写政治文章也曾到北京参加写作，与他的政治兴趣也一定有关系，尽管官方写作内容与他本人思想不甚符合。

因为他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讨论李白诗的艺术性与人民性的联系，爸爸的1956年文章完全没有提到李白本人的政治活动。但像我上面对李白诗词作分析而看到的、李白对以南方文化即当时长江流域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策略的偏爱，对爸爸来说有没有一些共鸣？我认为是有的。

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与比他资长的刘嵘教授的合作和矛盾，及刘教授来自与唐玄宗皇后杨贵妃同名的（浙江省）玉环县。还有趣的是，他们教的一位研究生李恒瑞，刘老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因为内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便来自河南省南阳市（“专家学者 李恒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也即历史上李白自我比喻“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所指诸葛孔明耕田的地方。在中山大学哲学本科之后研究生之前，李恒瑞在离贵州夜郎和湖南夜郎都不远的贵州凯里工作了十年。

南阳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到战国后期被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占领，其南北地理位置与安徽境内李白自夸能做到的、南北朝时代南方东晋王朝抵抗北方前秦王朝的“淝水之战”相近。这些当时属于南北交界。

到了李白过后一千年的清朝，长江流域就不一定属南方了而南北主要以长江为界。我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英文博文里有提到康熙皇帝曾劝告北方民众不要效法长江以南的饮食方式习惯以免由此变弱。

在21世纪到来前夕，爸爸发表了题为“在东西方文明整合中先行一步———迈向21世纪的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思考”的文章，内容与南北方不同文化历史有关虽然没有直接以其为主题。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广东在历史上有先行吸取西方文明的传统，这在今天应该被继承发扬：

“吸取西方文明，是实行东西方文明整合的第一步。在这方面，广东具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首先，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思想家郑观应最早提出“睁眼看世界”，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吸取西方文明并加以应用，力图对中国封建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吸取了西方文明。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东人民应该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更大胆、更有效地吸取西方文明。其次，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地缘人缘优势。广东毗邻国际化都市——香港，香港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在国外有许多祖籍广东的华人、华侨，他们本身对东西方文明具有深刻的了解，又对故国、故土具有深厚的情谊。”

简短的说，广东是近现代中国南方对外交流、吸取西方文明的主要渠道，该优良传统应光大发扬。爸爸眼界挺开阔，虽然他是江西人。

文章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权思想都产生于西方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世界，主要源于西方文明，产生时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到东方，同东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东方某些国家生根、开花、结果，陆续形成、发展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东方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公约》包含的关于人权的基本思想的承认。人权概念人权理论主要源于西方文明。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789年8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涵、体现了人权理论的这些基本思想: 1、人权的自在性，即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这个意思；2、人权的普遍性，即人权是每个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的人都应享有的权利，除非因犯罪而被剥夺某些权利；3、人权目的的自我性，即人权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保证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4、人权涵义的一致性，即人权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除了生存权、发展权之外，还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虽然这段引语没有说明，但应用前段里的分析，即考虑具体西方文明要素在哪里开始被吸取接受，便能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归功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加上西方文化流行的上海，主要推动力来自俄国十月革命及之后苏联（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06年6月5日，光明网；徐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2011年6月27日，东方早报；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2011年7月4日，新闻晨报），而人权思想传播的开始归功于来自南方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维新运动思想家，主要推动力是之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见刘俊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孙中山人权观的本位选择”，原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2005年12月5日，孙中山宋庆龄资讯网；和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2011年1月19日，山东大学校长在线）。

在我青少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见刘金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2011年6月10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巅峰阶段，前面这些讨论当时不但不可能而且会遭批判。

与爸爸相反，阿公不是政治里的人。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每天读报纸包括新闻和政治文章，但可能是曾任基督教牧师的小心，阿公在私下对政治也很少言论。

毛笔书法不但是阿公的主要爱好也是他社交的重要内容。我有好些小学中学同学喜欢阿公的书法作品，像袁凌同学就请过阿公写字幅在他家里挂起来。但阿公普通话讲得不流利，广州话只会听，所以潮汕人之外的社交不多。“黄伟生”同学是1960年代印度尼西亚“排华”浪潮时（见“梅显仁：印尼排华问题探析”，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月9日，新浪网）随祖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的潮汕籍归侨，他父亲“黄新华叔叔”是地理系研究环境科学的教师，母亲是护士，祖父也爱好毛笔书法，阿公便有经常跟他祖父来往。

后来妹妹“阿宁”上大学读的是环境地理专业，本文第二部分提到她名字还是阿公起的。

本文第三部分提到阿公在汕头地区盐灶教堂任牧师时教国文的“至善小学”是潮汕地区第一所教会学校。阿公读书的聿怀中学也是潮汕地区的第一所教会中学和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拥有五位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校友的名校，而“聿怀”一词是从《诗经·大雅·大明》里来的：“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见“聿怀中学”，百度百科）。我想这与阿公的谨慎为人处世也有关。

1985年时聿怀中学请老校友王超英为学校题词，85岁的阿公写了“和衷共济，光大聿怀”，结果他的题词被接受为“聿怀精神”，尽管不是很多人知道他（见“求实奋进 持之以恒”，2005年4月7日，汕头经济特区报；和黄素龙“汕头开埠后近代教育的发展”，2011年4月21日，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文革期间爸爸曾被国务院应该是文化部短期借用写作。潮汕著名国画家王兰若先生那时被国务院文化部借用到北京工作较长时间，回家途中在广州我们家住了一些天。兰若先生是阿公的潮汕地区揭阳县炮台镇塘边村近宗亲，比阿公年轻但辈分不低，阿公欣喜与他叙旧虽然兰若先生并非基督教界人士。如今兰若先生已办过百岁老翁画展，而他公子王璜生亦是著名画家，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见“王兰若百岁新作暨捐赠广东美术馆珍藏作品展 作者简介”，广东美术馆；和张莹“王璜生卸任广东美术馆馆长 称骨子里渴望闯荡”，原载《深圳商报》，2009年8月2日，新华网）。

也在1980年代中期，位于广州市海珠广场的原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旧址，改为广东贸易中心（见冯怡驹编辑“广东贸易中心背景资料”，2003年2月28日，南方网）。那时阿嫲已逝阿公在汕头市居住，广州美术学院一位副院长欣赏阿公书法，请他题名，因没有足够尺寸大笔，阿公用手抓一块棉布题下该名。

这栋1959年落成、与我同岁的历史性建筑物的前名是陈毅元帅题的，1970年代搬去新馆址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名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的（见“广交会”，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岭南星空下》之广交会展馆”，2011年3月21日，广州市广播电视台），阿公的题名有此相关背景荣誉，尽管当时无媒体报道仍属难得。阿公1988年去世多年后的2004年，潮汕地区出版了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终于在里面提到原“广东贸易中心”是阿公题的名（见黄舜生、陈廷文“《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将出版”，2004年5月17日，汕头日报；和“《文采风流今尚存》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 作者简介（部分）”）。

不知道那位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是否曾与王兰若先生合作的著名国画家关山月？195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关山月与傅抱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国画还是毛泽东题的词呢。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三）——文革“破旧立新”开始的记忆

(接上部分)

1966年夏天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家住的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同福东路将到终点与从海珠桥南下的跃进路和在它东边也是南下的小港路交接的地方，就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西边附近，地址我记不起来了但市二宫是在同福东路640号（见“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广州数字文化网，2009年6月1日）。

难忘的那一天是星期天，爸爸在家，上午带妹妹和我到市二宫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回家，上到三楼妈妈房间对面的楼梯口时，见到阿嫲站在走廊上对我们说，“你们千万别进去”。和阿嫲在一起的还有阿公的亲侄子“伟良舅”和亲外甥“维三舅”之中一位，好像是“维三舅”，而我们能听到房间里妈妈的哭泣和一些年轻人、多是男性的训斥她的声音。阿嫲告诉我们，妈妈中学的“红卫兵”们来“抄家”了，幸亏“伟良舅”和“维三舅”两位来自潮汕地区在广州市读书的大学生亲戚正好在我们家过星期天，跟“红卫兵”们论理一番后“红卫兵”们同意只抄爸爸妈妈的房间，不抄阿公阿嫲的。听从阿嫲的忠告我们安静地沿走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房间门口后进入阿公阿嫲的房间，两位舅舅中另外那位，好像是“伟良舅”，陪阿公坐着。

“来者不善”。虽然爸爸是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可他没本事跟这些“红卫兵”们碰，加上在家的所有大人们都不想让我和妹妹两个儿童目睹如此无礼、粗鲁的场面，大家决定马上让爸爸带我们两个小孩到大学校园里他的教师宿舍去避几天，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爸爸很好，怕我们知道什么了、被吓惊了，带我们到跃进路对面的雪糕（广东人对冰淇淋的称呼）店买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冰淇淋，再回马路这边坐公共汽车到大学校园去。

爸爸的宿舍室友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真好，当他知道我们的境况后马上将他的床让出来，自己到另外年青教师的一个房间去挤一挤，使爸爸可以暂时地将房间作为我们的家。“熊叔叔”是爸爸系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与他相比爸爸此前连党都几乎入不了而不久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没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多亏“熊叔叔”帮了他，爸爸那时也是个预备党员了，不过只靠“熊叔叔”的帮助可能不完全够的，“熊叔叔”自己就很不幸地在几年后患癌症去世。

大概过了几天后妹妹便回去跟阿公阿嫲，因为爸爸需要备课、教课和做研究；我比妹妹大几岁，自己独立看书写字，或在爸爸宿舍各层楼的楼梯走廊里及楼外附近好奇地走动观览。这宿舍楼是历史悠久的、以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和大学所在地原来基督教私立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命名的“荣光堂”。今天它是招待包括国外来的宾客的“贵宾楼”。（见“荣光堂Wing Kwong Hall贵宾楼”，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和刘根勤“[校长篇·钟荣光]浪子，猛士与圣徒”，广州图书馆，2007年3月12日）

过些天后我也回了妈妈宿舍家里，那段时间见到她的形象很难忘记：头发被剃得短短与男人的一般，只允许穿类似于工作服的上衣还必须佩带一个受管教批判之类的标志，每天定时早出晚归，不是去教课而是去参加学习班接受批斗和批判；她教的学生们成为“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并强制她接受他们对她的革命教育。

爸爸妈妈房间里我喜欢的物品全没有了，被“红卫兵”抄走没收了，有几件物件我印象很深。

妈妈的女装自行车没有了，记忆中是英国“莱莉”（Raleigh）牌的，好在过了几个月后它有被归还，记得是经过“红卫兵”审查后除部分衣服外唯一被归还的物件。妈妈经常要用自行车，原来每天上班是骑车来回的，学校在同福西路（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红十字会医院的西边；后来我们家搬远了去了大学校园后妈妈也仍经常用它，使它成为我的记忆里唯一有深刻印象的妈妈的自行车。

爸爸的望远镜没有了，有点像军用式的，虽然不像（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熊叔叔”送我的小敞篷车属于我的玩具，但它也是我喜欢玩的，从爸爸妈妈房间的窗户用望远镜可以将南边远处的市第五中学的楼房拉近看清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宿舍楼西墙外小街有个卫生防疫站，那街应该是南村路，一直通到市五中的。五中比妈妈的中学大得多，是解放后广州市政府办的第一所公立中学（见“学校简介”，广州市第五中学），也是当时海珠区主管中学的教育部门所在地，而且有教工家庭宿舍在校园里，这之前和之后妈妈经常带我去那里探访她的一位教师朋友，他的女儿比我大几岁。

妈妈的留声机没有了，很多的唱片也没有了，它们是妈妈非常喜爱的物品，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的音乐感也不错。去年我挑了2月19日来发表这篇博文的第一部分因为阿嫲的农历正月初六生日正好在这天，但2月19日还正好是历史上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获得留声机专利权的日子（见“历史上的今天 2月19日”，中国网）。

妈妈在念中学的年龄时学过钢琴，会弹一些西方经典小作品但更主要的是担任汕头市基督教合唱团的伴奏；不久前在香港逝去的基督教圣乐家纪哲生牧师先生当时是合唱团的指挥（见陳麗斯“聖樂家紀哲生安息 被稱對教會聖樂「貢獻巨大」”，香港《基督日報》，2009年12月28日）。中学毕业时妈妈想读音乐学院，后来还是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念大学时也经常给各种学生音乐活动作伴奏。

当中学教师后妈妈弹琴的时间和机会少多了，好在有这留声机和古典音乐唱片，不是妈妈买得起的而是她的学友运好。

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妈妈住在校园里最有历史和文化风味的学生宿舍、建于1933年的女生宿舍“广寒宫”（见“浓荫掩红墙 书墨久留香”，原载《广州日报》，大洋网，2006年3月25日；和“广寒宫”，中山大学本科招生网，2007年4月5日），与妈妈同房的有两位成为她的特好朋友。

一位特好朋友姓谢，我叫“舜明阿姨”，是原籍潮汕的新加坡华侨，因为她的男朋友、原籍福建的“林叔叔”要回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读大学并参加国家建设，她尾随而来；“林叔叔”到北京读的应该是北京工业学院、即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舜明阿姨”则留在广州念中文。各种待人接物的规矩，妈妈是得到“舜明阿姨”不少指点的，毕业后“舜明阿姨”到北京国家部委部门工作，有时也到广州，记得特别是1970年代她妈妈从新加坡来广州与她团聚住旅馆而“舜明阿姨”先到我们这里，那时（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住在我们楼上的革命老干部“曾阿姨”特别关心，因为她也是新加坡归侨。

可惜的是，“舜明阿姨”在1980年代因癌症去世，早走了一位精明干练而又有人情味的国家干部。“林叔叔”退休前一直在国家电子工业部属下机构做技术研究，经常有到广州出差并与我们相聚，还发明申请过国家、国际专利呢（见“安全栅 (30-Apr-1986) Safety grid for mine”，Intellectual Property Library, IP.com）。他们的两个女儿与我年龄相仿，我读大学时她们一个读护士专业另一个读医科。大女儿后来成为一位早逝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领导者也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外孙媳妇；不奇怪，原来就喜欢与高干子弟们社交，在1970年代后期和她妹妹一起来广州玩时楼上“曾阿姨”比我大几岁的小儿子就对她特别钟情。

妈妈的另一位同学、室友和特好朋友是“周媺阿姨”，我没见过的因为跟妈妈同学三年后她便回香港了，将自己作为学生所带的物件留给妈妈，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留声机和唱片，也有一些质量挺好的衣服；之后妈妈仍有与她保持联系。

“周媺阿姨”是一位湖南籍国民党将军的小千金，去香港是自然的，不过她是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在1951年从香港回广州读书的；也许“周媺阿姨”受了她姐姐的影响抱着天真理想来走姐姐走过的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路但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对前途的观念有所改变，1954年回香港探望生病母亲后便没再回广州完成学业（见許麓清“「追憶大學時光——文學知青到弄潮商海。」 ——訪51級中文系周媺校友”，立白杯2010 寻访中大校友足迹，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10年9月30日）。

“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曾是1946-49年期间中山大学进步学生运动里著名的“民主姑娘”，在1950年代更与文武双全的东北解放军和志愿军将领汪洋（已逝，与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名而已）结为伴侣，同甘苦共患难，也还相濡磋切诗词文学（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严茂胜“冠盖京华 心系中大——访在京解放战争时期中大校友侧记”，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04年3月3日；和礼平、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只是当时已惘然 昨夜星辰昨夜风”，纵览中国，2010年8月21日）。

当时很年轻、不为很多人熟悉的汪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国陆军交锋、后来并攻克南韩首都汉城的116师的师长。志愿军在攻打南韩主力部队第1师固守的小城镇云山时没想到碰上了美军“开国元勋师”、机械化的骑兵第1师的增援，其师长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但志愿军仍打了“云山歼灭战”胜仗；到了汉城总统府后汪洋师长还弹了钢琴，更写下“抚琴总统府，饮马汉江边”的豪放诗句与他远在香港的新女朋友周湘玟交心；不久后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周湘玟从香港到朝鲜战场与汪洋相聚并在那里完婚。（陈辉“中美陆军精锐的首次交锋”，新华网，2007年7月25日；不变爱国心“八车美军尸体！汪洋将军眼中的云山歼灭战”，中华网，2007年9月11日；和“名将汪洋最先突破三八线 打败美军常胜师”，凤凰网卫视，2010年7月5日）

如此有能力和才华的将领，难怪汪洋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了研究发展卫星导弹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见“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但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中华电子网）。

然而“周媺阿姨”留给妈妈的留声机和唱片被“红卫兵”们“抄家”抄走没收，再也没有了。但在这种时期，连“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也受怀疑为“问题严重”，汪洋将军被领导命令与她离婚，幸好经过调查由当年地下工作领导人提供事实证明这位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民主姑娘”的革命忠贞，更糟的劫难才未发生（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周媺阿姨”那时要还在中国大陆的话日子也很可能不会好过的。

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破旧”又称为“破四旧”，即打破“封、资、修”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当时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10万家人家被抄家，北京的红卫兵还到山东曲阜孔夫子家乡将他的庙宇和陵墓捣毁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共产党东北局领导人宋任穷的中学生女儿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告诉毛主席她的名字是“宋彬彬”，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她便真的将名字改为“宋要武”，据说这之前她已带领“红卫兵”们将她中学的校长打死了。文革结束后宋任穷将军接替汪洋将军成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宋彬彬留学美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并于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 — 麻省理工学院是著名科技圣地连进去都很难这我知道的。（见心远“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宋彬彬”，《多维新闻》，2004年2月20日、21日和24日，文心网；易师钟“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多维新闻》，2007年11月24日，木子网；李平“曾蔭權的文革知音──宋彬彬”，《蘋果日報》，2007年11月27日，壹蘋果論壇；吕铭康 ““文革”初期“破四旧”是怎么开始的？”，世界文化遗产网，2008年12月15日；和“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

然而在这种清教徒式的和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狂热的背后有许多事实、包括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己的、与这面纱是“里外不一”或者“前后不一”的。

最会令在文革期间从童年往少年青春过渡的我惊骇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莫过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标志着我童年启蒙教育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当时阿公用优美字体题写在每页的开头我仔细认真地每字每句摹仿将练习簿填满的，现在发现很可能是毛泽东从一部中国古典色情小说里的一首色情诗改写而来的。

毛泽东为李进（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的诗是：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清朝时代署名“临川山人”的色情小说“花荫露”里相近的色情诗是（见毛翰““天生一个仙人洞”原是淫诗”，毛翰博客专栏，2009年4月8日）：

“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

有两句真的太接近了，尽管整首诗的精神状态很不同。据分析推理，在毛泽东写这诗的1961年中国很少有人看过这本色情小说“花荫露”，但毛主席不但看过、有深刻印象而且化用了里面一首色情诗的句子为自己的诗句（废话一筐“无书不读的毛泽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6月30日）。

从后来大家了解到的毛泽东对带浓厚色情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钟爱来看，这个推理应该是对的。

明朝期间署名“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第一次将长篇故事的描写深入到中国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其文学水平之高而被许多文人学者称之为“第一奇书”；但由于有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该书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数百年间屡屡被以“淫书”之名被列为禁书。（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

在1950-60年代毛主席曾多次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推荐“金瓶梅”（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有一次他向当时管理建筑工作（后来在1989年期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另一次他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

又一次毛主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说《金瓶梅》没有传开是因为人们不爱看、因为它只暴露黑暗而不只是“淫秽”，是不符合历史或现实的：该书在明末的崇祯版本后被清朝列为“淫书之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代中期为止都是被官方禁的，其间只有在1957年在毛泽东指示下影印了少量，只供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和以上的领导干部阅读收藏（见“毛泽东为何会解禁金瓶梅 首次定义为谴责小说”，21CN论坛，2007年1月30日；和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三 新中国成立后《*》之际遇”，新浪读书，2008年10月10日）。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明朝大官文人王世贞的两代三人父子坟墓陵园被当地农民“破四旧”摧毁，园地被平整改成农田（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据毛主席生前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告诉共产党胡耀邦总书记他所作的严格记录，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1966年5月到10年后去世毛主席自己再也没看“金瓶梅” — 很显然毛泽东自己很清楚在这时期“金瓶梅”属于什么范围（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阿公教我识字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原来是色情诗背景而来，当时大家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但在被“抄家”后妈妈和阿嫲都经常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好在“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原来是位基督教牧师。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阿公阿嫲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阿公的书法名声首先是在基督教界中开始的；广东省书法协会理事、原汕头市文联文艺讲习所所长、潮汕著名书法家苏伯炯先生在2002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将我阿公基督教牧师王超英在1930年代题写的汕头招牌与著名的上海书法家唐驼、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等三人所题写的一同提起，其中唐驼和于右任题写的是大公司招牌，华世奎题写的是酒行招牌，阿公题写的是西医诊所招牌（见苏伯炯“招牌·广告——30年代汕头杂忆之二”，《汕头房地产月刊》第99期，2002年4月）：

“有几家西医师诊所，是由汕头基督教牧师王超英题写招牌，王的书法学颜真卿、何绍基，结字严谨，运笔丰厚，雅俗共赏。”

在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的）“七·七”事变前阿公只有三十多岁但已被正式按立为潮汕地区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而从苏伯炯先生文章更了解到阿公当时已是位书法家。

在1950年代退休后阿公更有时间和功夫钻研毛笔书法，我在1970年代少年时期经常为阿公研墨牵纸，观看他用笔的功夫和兴致，倾听他的品评并与他讨论。

在他1988年去世后，阿公的墨迹不但被收入了2004年汕头市“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所出版的、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专集《文采风流今尚存》（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还被收入了2005年出版的《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和蔡仰颜“独俏一枝春——读《潮汕历代墨迹精选》”，原载《特区晚报》，新浪网，2005年4月20日）。

潮汕书法家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阿公的一幅用鸡毫软笔所写墨迹（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阿公所抒写的是周敦颐“爱莲说”的一部分：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我知道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是阿公最喜欢的文字之一，但我少年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故不甚知道原来著名革命文学家鲁迅（周树人）和大家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都是周敦颐的后裔（见李海文“周恩来与鲁迅同宗同族考实”，《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7日，人民网）。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书法家里还有一位名为王资深的，那可是阿公的父亲，也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虽未成为正式牧师（见“王资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是王资深写给一位医生留存的墨迹，这与苏伯炯先生所提阿公为西医诊所题写招牌，有连贯性，本文第一部分也曾谈到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历史上首批华人西医生之一；林章造也还是牧师呢（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

我研究了一下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的姓氏、出生时期和籍贯，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只有阿公和他父亲是父子两人一同入选此珍贵历史墨迹收辑。许沛波先生网站转载该书里阿公和他父亲的生平简短介绍是：

“王资深(1876–1953)，揭阳炮台人。毕业于汕头贝里神学院。书法师法二王、颜真卿和何绍基，擅榜书。”

“王超英(1899–1988)，揭阳炮台人。长期从事宗教工作。”

也值得惊喜和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至少有两位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是他当学生时跟随过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和古典文学专家詹安泰教授，爸爸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起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两位直接指导老师之一便是詹安泰教授（见高齐云“记冼玉清老师的教导”，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詹安泰先生被誉为“岭南词宗”（见杨媛“一代词宗出潮州：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潮州举行”，《羊城晚报》，2010年12月21日，凤凰网），也还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家（见“詹安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很可惜，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詹先生被打成“右派”，又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受折磨于1967年因癌症去世（见“詹安泰年谱”，潮汕风情网，2010年7月26日；和汤擎民、黄昏“当代词学家詹安泰”，大洋网，2010年8月30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下于1924-25年创建广东大学（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邹鲁应该说是对该大学所有学者们的影响都很大，虽然其影响对后来人像我爸爸不是直接的（见“邹鲁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更难得的是，出生于1885年的邹鲁老校长的生日与我纪念阿嫲的农历生日同日，也与我纪念爸爸的公历生日同日；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阿嫲生日是农历正月初六、即本文前两部分发表的日期，和爸爸生日是公历2月20日、即本文此部分发表的日期（见罗林虎“邹鲁”，南方网罗林虎博客，2009年9月26日；“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和“鄒魯”，《中華百科全書》，臺灣中國文化大學，2005年10月25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还有一位本来很可能会对爸爸有直接影响的在广州的全国有名哲学家，但这位学者在爸爸从文学转到哲学教学、刚开始哲学研究时便因癌症去世。

爸爸后来在他的一本专著的“自序”里谈到他从进入文学到转到哲学的那段个人经历，这里引从1951年到1960年代中期的一部分（见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1951年秋至1955年夏的本科学习时间，先后得到詹安泰、王起、黄海章、楼栖、容庚、高华年、冼玉清、董每戡教授等的亲切教导… 本科毕业时，王起教授免试录取我攻读他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这一切，为我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出现了我意料不到的事件，开始影响我学习发展的轨迹。当时，中山大学正筹备复办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的哲学系，计划选派合适人员赴苏联留学，学习美学，以便日后回校任教。有关领导找我多次谈话，希望我接受这个任务。我听后思想十分困扰，感到难以抉择。… 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和征询师友、亲人的意见，我设想留苏学习美学后，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将重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即把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同意提前毕业，于1956年7月告别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意料不到的事件接踵而来，使我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更大的转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复办哲学系的事一时告吹。二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影响了派遣留苏生的部署。… 这种种情况，既排除了我留苏学习美学的需要，又堵塞了留苏学习美学的可能。组织上从工作需要出发，让我留在哲学教研室担任公共哲学课教师。我虽然表达过回中文系的愿望，但最终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 而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1960年秋，中山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办和招收本科学生，我也转为哲学系教师。在当时中苏分歧全面化和公开化的情况下，留苏学习美学当然全无可能。可喜的是1961年至1962年间，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我还去旁听、学习了有关美学的课程。我从肖前、徐琳、庄福龄等老师的讲课中，获益良多。回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后，我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程。我希望把美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结合起来，作为日后学术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实现我心中长久的爱好及意愿。但是，很快发生了所谓“教育革命”，从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革除了美学课程。我想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了。紧随而来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

我所见到的爸爸的哲学学术文章的第一篇是与黄春生老师合作发表于1960年的，在该刊物同一期里还有哲学家杜国庠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0年第Z1期）。

杜国庠先生是第一位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即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见李魁庆“杜国庠”，潮汕特藏网；黄羡章“杜国庠——潮汕第一位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5日；和“历任领导”， 华南师范大学）。

新来到这相对陌生的领域爸爸一定将会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影响，但杜国庠很快地便在1961年1月因癌症去世，终年72岁。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年轻的“熊茂生叔叔”后来也因癌症去世，以及后来（我姑妈、姑父和）爸爸去世时也是72岁。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杜国庠的墨迹是他写给中山大学1951年毕业生们留念的（见“杜国庠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爸爸那年刚要入学，还年青。

之后像他的回忆所描述，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人事和政治因素使爸爸的教学和研究内容越转越“左”。文化大革命后他挑选了在他后半生领域里受后天性政治干扰最少的内容写了上面引到的专著，还算是满意的；他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大陆曾是过带头的（见”歴史沿革”，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另有一位许涤新，曾是中山大学早期学生因而或多或少地受过邹鲁的影响，并曾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帮助。

1925年周恩来带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到汕头市时，年轻的许涤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并是潮汕地区最早加入共青团的青年之一，而杜国庠则被周恩来任命为金山中学校长；当时周恩来极力鼓励金山中学扩建为“岭东中山大学”，但未能如愿，而当时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广东省革命政府教育厅长则是后来（本文上一部分提到过的）1960年代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见黄羡章“许涤新——中共经济统战工作的最早开拓者”，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2日；和陈汉初“周总理曾力促金中办成“岭东中山大学””，《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4月17日）

许涤新在1926年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但那年邹鲁的校长职位已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政治上更“右”的学者戴季陶取代（见“中山大学校史：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校史：戴季陶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校史研究室）。

很快地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手的1927年，许涤新被中山大学开除，好在命还保住了。1929年许涤新入国立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后杜国庠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又在1933年5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那年我爸爸才出生。到了1960年爸爸的第一篇哲学学术文章和杜国庠的文章在同一刊物的同一期发表、如爸爸回忆的中国政治不断地往“左”去的时候，许涤新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作为经济学家的许涤新与哲学家杜国庠两人为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61位里潮汕地区就有两位，而且像阿公和阿嫲恰好分别是揭阳县人和澄海县人。（见黄河“融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许涤新”，原载《潮南》，潮汕风情网，2008年8月30日；“许涤新的经纶与世用”，《中国报道》2010年第1期；和陈晓航“许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原载《晶报》，揭阳新闻网，2010年2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后，许涤新终于成为新建的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因癌症于1988年即我阿公同年去世但比阿公年轻几岁，82岁左右跟阿嫲1980年去世时的年龄接近。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许涤新的墨迹（见“许涤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是他题给吴南生留念的宋朝词人陆游（陆放翁）的诗《快晴》的两句：

“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後梅。”

想想阿公启蒙我的著名毛主席诗，再想想阿公喜爱的周敦颐名句，真希望许涤新先生的“陆放翁”喜悦心情能被更广泛更多地兑现。

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妈妈被“抄家”时，这些潮汕书法家里邹鲁已于1954年在台湾蒋介石亲自登门恭贺他70大寿的10天后便去世（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有点“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味道但所谓七十只是虚岁，69岁而已；杜国庠在1961年72岁不满时已去世；而詹安泰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离世时没有古稀之运，才65岁左右；这时只有许涤新仍健在但也开始被迫害批斗关押数年。，

广州市妈妈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是来自潮汕地区的退休基督教牧师，已算很幸运了。

中国的官方户籍制度是很严格的。阿公阿嫲在1959年从潮汕地区搬到广州来帮爸爸妈妈抚养我、入广州市户口被批准时，妈妈填户籍表报了阿公的职业为“教师”而没有提“牧师”；这并非完全不对，因为阿公在当牧师的同时还在教堂附属的小学兼授“国文”课，所以也是一位教师。

1960年代在广州，阿公阿嫲每周日都有去基督教堂参加礼拜，主要去住家附近的小港堂，在小港路153号；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跟阿公阿嫲去那里礼拜，但阿公阿嫲没有安排过我受洗礼，大概因为爸爸不是基督教徒，而且阿公阿嫲也没有像在潮汕地区时那么活跃因为他们特别是阿公对广州话不很熟悉；今天小港堂已被安排迁移去天河区，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第一座新建的基督教堂 — 天河堂，并起广州市基督教会的中枢纽带作用（见“天河堂简介”，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建元舅舅”读书的工学院当时在天河区。

妈妈和阿嫲告诉我，在1966年妈妈被“抄家”的几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一些陌生人突然来到小港堂登记参加礼拜的教友们的名字和住址，但阿公阿嫲因为感觉不适这段时间没去教堂，故没有被登记。我读到的一篇“破四旧”回忆文章指出这些户口和登记资料对“抄家”的重要性（见徐友渔““破四旧”无恶不作 《人民日报》叫“好得很””，摘自《1966年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华网，2005年8月19日）：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

所以阿嫲后来经常说，幸亏有“主的保佑”，教堂被登记的星期天阿公阿嫲没有去，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来“抄家”时又正好是星期天、有两位潮汕地区来在广州读大学的“舅舅”们在家跟“红卫兵”们讲道理，免了阿公阿嫲的灾难。

但实际上阿公是已经被错误地批斗过的。在1952年土地改革时阿公被他任牧师的教堂当地的农民当成地主对待，被打到卧床不起几个星期，到后来农民们发现他跟教堂的田地没有关系才停止批斗他。当时“建元舅舅”可能还跟着阿公阿嫲生活，但妈妈已随大学生工作队在另外的农村地区参加土改运动，所以也知道成为土改对象有多么不幸；所以妈妈后来在广州报户籍时称阿公为“教师”是有先见之明的。本文上一部分也曾谈到广东土改的一些弊病和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一些在我个人环境周围曾出现或见到的“祸不单行”现象。阿公这次虽然没有被“抄家”，但后来在1970年代中期我们家住在大学校园里时他有一次在校园外集市买菜回家路上在我念书的中学门口附近被一辆卡车的侧面撞倒了，好在没伤筋骨，但司机下来看一下后便驱车扬长而去。阿公当时已是70多岁人，大腿上大片的红紫瘀伤数月后才痊愈。

我是应该在1966年秋季7岁多时入小学念书的，在1965年6岁多时我曾经报考过在住家附近（可能在同庆路上）一所海珠区入学年龄低一年的实验小学但没有被录取，但妈妈被“抄家”批斗后家里再也不愿让我进附近的小学。我记得很多时间跟爸爸在他的大学教师宿舍住，自己学习，不记得秋季开始时有进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大概因为我们家在大学校园区没有户口。过没多久阿嫲便第一次回汕头市探亲，带我一起去，等我们在冬季回到广州时家已经搬进大学校园里我也就可以在附属小学读书了。从这时开始我见到或听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我不久前的一篇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专门讨论。

跟阿嫲到了汕头，那里的精神面貌比起在广州感觉好多了。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阿嫲林珍华原籍是澄海县盐灶乡人和阿公阿嫲原来在盐灶乡住。阿公阿嫲在盐灶乡住那是因为阿公是盐灶基督教堂的牧师。从盐灶出来的、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最早的西医生之一，也从盐灶出来的、女纺织手工艺家林赛玉是中国两大抽纱工艺之一的潮汕抽纱的发明人。

今天，盐灶被誉为潮汕地区“天主教、基督教教会活动及西医西药和抽纱工艺等文化最早发源地”，潮汕人对其推崇不亚于对毛主席的怀念，这从本文上一部分多次提到的广东著名重要报刊“羊城晚报”于2009年12月24日为那个周末的圣诞节和毛泽东生日在“潮汕文化”专栏安排的内容里，可窥其一斑（见“粤东周末”和“粤东周末：潮汕文化”，《羊城晚报》，2009年12月24日）。

阿公在盐灶任牧师时兼授“国文”课的教堂附属小学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学校，被名为“至善小学”（见陈卓坤“潮汕教会女学知多少”，原载《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2月16日，潮汕特藏网；和“盐灶”，维基百科）。正如宋朝文人王伯厚之“三字经”所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见“《三字经》的核心思想为何来自孟子？”，原载《中华读书报》，国学网，2008年6月27日），阿公对我的启蒙教育用心是“至善”的。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公阿嫲如果还住在潮汕地区的话，当时风波灾难大概少不了。但他们已搬走多年，而留在汕头市的我的大舅父即阿公阿嫲的三子三女中最大的、还有我的小阿姨即妈妈最小的妹妹，都是凭自己工作建立事业的：大舅当时是汕头市抽纱进出口公司里一位对产品已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职员，而阿姨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化学工程师。虽然说阿嫲的近亲里有不少的抽纱业商人，妈妈的两位年长哥哥都还是做具体业务的，而从妈妈开始的四个手足在解放后全部上大学了。

与妈妈被“抄家”批斗的境况不同，汕头的大舅家和小姨家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各种问题的群众讨论，或在家里有兴趣地争辩。“建仁大舅”唯一的女儿“素娴姐姐”跟着一大帮她中学的多数是男性的“红卫兵”们到外地“串联”去了，有没有到了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记不得了，但“素娴姐姐”在家的床便成为阿嫲和我的床。这些活跃的政治活动是不含暴力的，唯一的例外是大舅的长子“伯虔哥哥”，学习、体育、表现全拔尖的高中生成为汕头市一个“红卫兵”大组织的领头之一，后来还在带领“红卫兵”们冲击市公安局时被楼上砸下来的砖块打到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

“伯虔哥哥”太忙了，不多见，但大舅家的其他表哥们带我去离“外马路”家不远的海边拣贝壳，和在近一点的解放军军分区干部宿舍旁边的篮球场上教我打篮球；可惜“伯虔哥哥”没空，他可是校篮球队中锋，后来在广州读广东省粮食专业学校时也是；1980年代他在美国堪萨斯州进修面包制作时我就不知道了，白人的个头高多了，学院在美国前总统、原二次大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家乡地区的曼哈顿市这我的第一篇博文“Greeting the New Millennium – nearly a decade late”有谈到。从美国回来后他还当过汕头市粮食局的副局长呢。

阿嫲的母亲姓谢。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我的接生医生，即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的嗣女、终身未婚的邓京育医生，她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的抽纱商人父亲是阿嫲的谢姓表弟；本文上部分曾提到1990年亚洲小姐吴绮莉，亦即“小龙女”的婚外妈妈，她的外祖母是阿嫲的谢姓表妹；还有潮汕地区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師谢雪璋牧師也是阿嫲的表妹，她在文化大革命里有被批斗（见陳潔光“潮汕實地考察之旅”，香港基督教潮人生命堂；和汕头教会“谢雪璋牧师，我们怀念您”汕头基督教会讯20期）。

1966年和阿嫲在汕头，阿嫲的谢姓表弟们不少是原来做抽纱业生意的，他们家请吃饭时有大螃蟹；在小姨和姨丈家吃饭时有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有名的“薄壳米”、和小田螺；但不管在汕头哪里总会吃到鲜美的蚝烙（见“汕头蚝烙”，博雅特产网）。

我是在汕头时第一次学弹钢琴的，虽然我在广州的基督教堂也见过和在妈妈的中学里玩过。阿嫲的亲侄女“爱辉姨”给我上了几次课学最基本的一点点，那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多年前妈妈读中学在她家寄宿时曾弹的。

阿嫲有好多个弟弟。最年长的、也即林章造医生牧师的长孙，继承祖志学西医后在盐灶乡开乡村诊所治病；不幸的是“林学道医生”在1949年解放左右时突然去世，死因我不清楚，有说是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共产党吓死的，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冤情或是个冤案。

阿嫲的其他弟弟们是跟谢姓表兄弟们一块做抽纱业生意的，但没到解放时已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只留下我称为三老舅即“爱辉姨”的父亲在汕头看管资产。我到他们那里跟“爱辉姨”学钢琴时，洋房二楼有一个房间的木地板中心已经陷得很厉害，不小心的话真能摔下到当时被政府征用的一楼 — 别摔坏了自己或砸伤了住楼下的市公安局副局长。

三老舅妗夫妇留着最小的孩子“爱辉姨”在汕头陪父母并学音乐、两个立志从医的儿子“明理舅”和“明德舅”在中国读医学院，送其他的子女们也去澳大利亚。今天只有长子“明理舅”还在中国，是在武汉地区工作的很有成就的妇科专家，虽然“爱辉姨”的姐姐曾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夫人的身份在北京住过几年。

邓京育医生的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不算，我认识的谢姓表舅里也至少有两位，“景阁舅”和“景开舅”，在中国大陆读医科毕业后工作了不少年。

第一次到潮汕地区，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还有潮州市，潮汕地区的前首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汕头成为通商港口之后其中心地位才逐渐被汕头市代替。潮州市区在沿着韩江的山丘上，风景幽美还带有不少古式建筑风格，包括纪念曾任潮州刺史的唐朝大文人韩愈的（见“文化潮州”，潮州市图书馆；和“潮州:一个执着文人与一座城市的传奇”，原载《北京日报》，中国文明网，2010年6月29日）。

大概是刚过了1967年的元旦不久，我便随着阿嫲回到广州。这时我们家已搬进大学校园，我也就正式开始在校园里的小学入班念一年级。

我的个子高瘦，从小学入学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将坐教室的最后一行。一直到离开这小学校前，坐我身边的是优秀贤惠但执着地严格的女孩“杨俊慧”，而坐我前面的是聪明能干但会耍点子的男孩“袁凌”、即爸爸的同事“袁伟时叔叔”（见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的小儿子。挺有意思的名字，但别以为“杨俊慧”的父亲是爸爸和“袁叔叔”的系主任、与毛主席同为湖南籍并紧跟毛主席红得发紫的杨荣国教授（见凡歌“杨荣国：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原载《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中大子弟网；和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那是“杨淡苇”。“杨俊慧”班长的父亲是物理系教师，而她的好朋友“钟苹”同学的物理系教师“右派”父亲刚跳楼自杀死了这我不久前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二）——童年的启蒙

（这篇博文于2011年2月8日同在我的中国凤凰网博客送交发表，但在那里目前仍在受审核中）

（接上部分）

光阴似箭，一年时间过得真快，我的阿嫲、外祖母林珍华的正月初六生日又到了（今年在公历2月8日），而我在她去年生日发了这篇博文第一部分后还没继续。不是我懒，只是在上一部分发了不久后我增加了在Facebook上网页的活动，之后我写中文博文的时间几乎全花在跟Facebook相关的内容上，像我新开的新浪博客和网易博客同时发表的文章“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新浪博客的文章“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网易博客的文章“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全是有关Facebook或有关我在Facebook的英文专题网页里登载的一些内容。

不能说是我追逐潮流，只是要使自己关注的英文文化的和中文文化的内容互相交流，花的时间比只使用一个语言要多很多，而当发现了在Facebook上可以较快地使这些内容与网络上更多的文化内容接合起来并经常与其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反馈，何乐而不为？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学讲几种方言，因为跟阿公阿嫲一起生活，他们刚从潮汕地区的盐灶乡搬到广州，讲的是潮州话，住在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楼里，其他小孩讲的是广州话（外省人称之为广东话），而江西来广州念书再留校教书的爸爸的大学同事们讲普通话（以前叫国语）。

但我对方言的了解即使几十年后的现在也大部分限于口语，因为中文书写是按普通话学的，而这基本满足了后来作为学生和之后的主要需要。

小时候坐在阿嫲床上她会给我、后来给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看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潮州白话文，但我是一点也没学进去，因为没有真正要用到的地方。

开始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在家里不是妈妈，虽然妈妈教语文；她工作非常积极，整天在学校，也不时带我去学校，但在那里她要备课教课，由其他老师或学生带我玩。

在家里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也不是由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学者的爸爸；他周末才回家，靠他的话更不可能。

我的中文启蒙老师是阿公、外祖父。

我小时候跟阿公阿嫲的关系特别亲近。阿公阿嫲住一个小房间，爸爸妈妈住另外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搁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后只能搁一些小家具，所以我从小跟阿公阿嫲同床睡，大一点后不需要太多护理也经常跟妈妈或者在周末跟爸爸妈妈睡，直到七岁后我们家搬去大学校园里我才第一次正式地有自己的床。上次提到我四岁多时仍有时要阿嫲背着我走路（或者阿公抱我在他手臂上），这性格与当时独立空间缺少也可能有关系。

除了看书看报纸，或者看他玻璃瓶子里养的热带小“斗鱼”被放在一块时打斗，阿公的爱好是他终身最大的兴趣：毛笔书法。来请阿公写书法留念的亲戚朋友或间接知道慕名而来的人不少，但我最喜欢的是阿公留给自己的几个小烟纸盒，里面每张小卷烟纸上有一首七律诗或七绝诗，阿公用毛笔尖写的，但在放大镜下看每个字、每一列句和整篇均翊翊如生、优美流利，跟正常尺寸的没有两样。

在我大概四岁左右阿公开始教我写字。正式第一次时，他在一本学生练字的格子簿每页的第一行或第一列用钢笔写下毛主席的七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则用铅笔每一列或每一行的摹写，把整页、整本写满。

阿公挑的这首诗不但著名而且让我觉得很亲切，爸爸的名字里有“云”而我则是一个“峰”。按官方的记载，毛主席的这首诗是在1961年9月9日为李进同志（即其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写的，但后来毛主席在1976年的逝世正好落在他这首诗的15周年；近年来关于毛泽东一生的报道比以前的官方政治宣传放松很多，大家可以了解到9月9日对他来说若有非常境遇的话凶多于吉（见“毛泽东诗词的背后”，原载《文汇报》，新华网，2008年04月15日；和“看毛泽东一生惊心动魄的六个9月9日”，人民网，2010年09月08日）。

我那时候小，大一点后才知道阿公阿嫲从潮汕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王超英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见“汕头十四书家遗墨5月29日起在翰苑展出”，《汕头都市报》，大华网，2004年5月27日；又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

当时学了有几个月我也就懂字了。1963年将到夏天妈妈快再生一个孩子，问我要弟弟还是妹妹，我答“妹妹”；妈妈住进医院后，果真是个妹妹。爸爸回家在房间里在纸上写下“玲”字，告诉我是为妹妹起的名，令我将纸交给阿公；我认得这个字，便带着纸走出爸爸妈妈房间在宿舍三楼的公共走廊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家房间门口之后到了阿公阿嫲的房间进去给阿公；阿公看了，用纸写下“宁”字，我也认识，又带着新字沿原路回去给爸爸，爸爸同意了。

“阿宁”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我稍大一些后家里大人经常提醒我，要我千万注意：小时候我经常患扁桃腺炎发高热，大概四岁左右的一次发病阿嫲带我去离家不太远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看，医生说应该打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针来杀菌；阿嫲告诉医生我每次青霉素试针总有阳性反应，但医生说这次发烧太严重，也无须试了，便给我打了一针；回家后我开始严重反应，进入休克昏迷状态，阿嫲赶快叫来脚踏三轮车把我送回红十字医院，但到这时医生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我只能接受红霉素，当时中国很缺乏；幸好休克几个小时后我被救醒了。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可是中国医疗界于1904年成立的中国自己的红十字会救护机构，最初计划去中国东北地区参加日俄战争的救伤工作但未被接受，但仍与中国与英、法、德、美西方四国为相同目的在上海设立的“万国红十字支会”、即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同年（见“医院历史沿革”，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10年5月17日；和池子华“红十字会创建：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7月29日）。

我对这次生命危险事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五岁多时因为有点肝炎在红十字院住了几个星期，当时家里给我一瓶酱油，我每餐将白饭加咸，胃口好一些。后来到了我初中的年龄经家里人的要求医生用快速手术将我的扁桃腺摘掉，不过那时我们已不住在红十字会医院区域。

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与爸爸同是江西人的“熊茂生叔叔”是爸爸的同事和大学教师宿舍室友，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带回一辆小敞篷车玩具送给我；我喜欢的不得了，老在阿公阿嫲的床上玩，有时候也跟隔壁“严老师”的两个小孩一块玩；我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约是1964年，“严老师”的小孩姐弟俩收到了一辆大卡车或大救火车玩具礼物，请我到她们房间去看，我看的很羡慕，真有点眼红。

1963年是“熊叔叔”和爸爸合作发表学术文章的唯一年份，两篇文章在不同刊物的同第4期发表，一篇两人另一篇三人合作，而刊物同期里其他文章全是单人写的，还有许崇清老校长的文章领头、金应熙老师的文章‘承前启后’，很难得（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和《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熊叔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癌症去世，才三十多岁，为人活跃开朗，很可惜。

再一个重要事情我也记得。有一天我正自个在宿舍一楼大门里站着发呆，有一位女士走进来，对我说“你是阿峰我认得，我是你的黎明姨，从上海来看阿公阿嫲，听说你会写字了”；我当时不记得认识她，但跟她点头看她上楼。等会我回到阿公阿嫲房间才知道“黎明姨”是妈妈的一位表妹，北京体育学院游泳系学生，我便给她看我写的字；吃饭时“黎明姨”要喝冷开水，我觉得有意思，即时向她学，结果一直到现在除非生病我基本只喝冷水。

“黎明姨”姓郑；她父亲是住上海的老生意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瘫痪，“黎明姨”学会针灸自己将父亲治好了（信不信由你，但她父亲确实因中风瘫床）；她谢氏母亲住香港，是我阿嫲基督教家庭那边的一个表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之后“黎明姨”经常从上海来广州跑点小生意，住我们这里；在1970年代中期她陪已能用拐杖走路的父亲到广州和她母亲从香港回广州团圆，也住我们这里，同来的还有她当时丈夫吴先生和独生女“绮莉”；不久后她便带着小小女儿移民去香港了。

大概在1989年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教大学时，有一天到系办公室同事Theresa冯小姐家，Theresa的姐姐Christine和一位平时我没见过的女士在家，那位女士见到我突然对我说，“你不是高峰吗？我认识你，我是你黎明姨。”真的是她，带女儿从香港来温哥华念中学，母女在温哥华住一段时间后经Christine推荐“绮莉”参加了香港的亚洲小姐选美赛，结果真选上了并成为电视明星，也即今天大家知道的国际驰名中国香港武术巨星成龙在婚外所生的“小龙女”的妈妈（见“吴绮莉：女儿知道成龙 但没提出见面”，徐州《都市晨报》，2010年10月1日；和“吴绮莉称从未后悔 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原载《海峡都市报》，新安传媒网，2010年12月13日）。

几个带点悲伤的小故事，但在那个时代的生活里应该不奇怪。

除了学认字和写字，听电台广播的故事是我童年启蒙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从很小开始我每餐是自己一个人坐一张小椅子上吃的，至少在三岁左右已开始，因为记得我喜欢吃麦片糊，阿嫲经常做给我吃，但我老要问，“阿嫲，是麦片吗？”阿嫲说是我便说，“怎么麦片里有粥？”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家里大人们喝米粥多于吃米饭，阿嫲给我做的麦片糊也掺了米粥。

吃饭时间也正好是电台（多是用广州话）播送故事的时间，从四、五岁开始我就学听一直到上瘾，每天必听；现在记得起的有话剧“山乡恩仇记”（见“剧目介绍：《山乡恩仇记》”，广东话剧院）和长篇小说“北山记”（见陈建福“司令员作家”，《解放军报》，1987年10月4日），全是讲解放前共产党在广东的游击队的故事，绘声绘色，令人入迷。当时不久还有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见“红线女北京献演《山乡风云》念白始终用粤语”，原载《广州日报》网络版，南方网，2009年8月20日），但年龄小的我对粤剧一窍不通，听不懂；直到现在我对方言里俚语的了解也不多。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吴有恒的背景非常不一般：原籍广东省恩平县的他曾任共产党的粤中纵队的司令员，解放后成为广州市的党领导之一，但在1957-58年反右期间因为有“地方主义”倾向被撤职下放到工厂工作；但由于他华侨地区出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同为恩平人）及香港背景，曾深受文化教育熏陶，故能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并很快地成为知名作家，后来又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文革后复刊的“羊城晚报”总编辑（见贺朗“吴有恒与《羊城晚报》复刊”，《炎黄世界杂志》，2009年第06期；和吕胜根“鳌峰钟灵毓秀 恩平人杰地灵”，大江网）。

这些政治、即广东当地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解放后受排挤打击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据说跟当时在广东的共产党中南局领导人、后来到北京成为副总理并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又被打成“刘邓陶走资派”之一、患癌症去世的陶铸有关（见吴幼坚“我的父亲吴有恒(下)”，三色堇吴幼坚博客，2008年6月16日；马恩成“我眼中的陶铸”，原载《湘潮》，中华网，2008年3月13日；和“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西部法制维权网，2010年11月07日），也跟当时共产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赵紫阳有关（见牧惠“谈谈广东土改”，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4年7月16日），不过在1980年赵紫阳被任命为国家总理时吴有恒已获平反并任命于“羊城晚报”。

但童年的我对这些政治当然是完全不知道的，只知道妈妈也会写作和发表作品，稍大几岁后知道妈妈认识广东作家协会的不少作家，跟年纪相近的作家协会秘书“仇智杰阿姨”（见“仇智杰 (1933～)”，中国作家网；和“广东文学院首任院长仇智杰到我市参观歇马举人村”，恩平在线，2009年4月2日）是要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仇阿姨”比我年纪小一点的独生子在1980年代从“羊城晚报”记者做起，近年来是该报纸主要编辑之一。

妈妈念大学时是大学队业余乒乓球员，毕业工作后继续为广州市队业余球员，打球打到成为广州市女子单打季军，也打到她1957-58年怀的孕未产已夭亡；之后马上又怀了我，才放慢下来。

我的童年启蒙教育也不完全是在家中接受。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概是我五岁左右，阿公阿嫲要护理“阿宁”，我便被送进在同福中路的一所幼儿园成为一个日托小童。我记得幼儿园是在红十字会医院的对面，那应该是1953年建立的在同福中路399号的“同福中路幼儿园”（红十字会医院是在396号），是所属海珠区教育部门办的第一间公立幼儿园（见“同福中路幼儿园”和“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幼儿园”，育儿网）。

我记得的幼儿园的印象之一是，图画书比家里要多看很多，这原来家里较少；之二是，很多小朋友们一块念儿歌和唱歌，我记得最流行的儿歌是：“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

但我很快地便因开心唱歌而违犯纪律受到批评：每天午觉时间到2时10分或15分结束时广播喇叭会播放一段音乐，小朋友们在10分钟里仍不许出声，需集中思想使自己苏醒，等第二次音乐播放时起床，但有一天下午在第一段音乐播放后我突然大声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这可不得了，幼儿园老师为此专门跟妈妈谈话，要求对我教育更严格。

除这些教育外，我记得的还有老师阿姨教游泳，我学的会浮起来但不会真的游，而且没多大用途因为几个月后我便离开幼儿园（可能是在被批评后不久妈妈便把我撤走），浮水的基本要领很快地就被忘了。我重新学游泳还是到了初中开始的年纪，在大学校园里由妈妈的潮汕老乡、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周岳水教练”教的（见“周姓”，《国际名人录》网络版，国际名人网），但我体育素质不好，游不快。“周教练”原来在当体育学生好像还认识同为潮汕籍的“黎明姨”，但我记不清楚了。

其实在妈妈家的教工宿舍里也有不少其他小朋友不时一块玩，但玩的内容更多是跳橡皮筋、跳绳或踢鸡毛毽，而我在那个年龄哪样也不行。

就这样地受启蒙教育到了六岁多不到七岁，我便因一个机会而开始看大人读的书了，而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读报纸，特别是里面的连载故事；家里订有“羊城晚报”。

1965年10月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了，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买这本书的人列队如长龙。妈妈的吴姓两表弟“伟理舅”和“伟烈舅”兄弟俩当时是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伟理舅”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本作为礼物送给我。

尽管有很多字我不认识而且第一次浏览大人们的书便是这样一本厚厚的，我当时却是认认真真地自己阅读，还不时跑去告诉阿公阿嫲或爸爸妈妈书中读到的情节，虽然有不少内容并未完全看懂。

小说描写了一位湖南省桂阳县籍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从小过贫穷生活靠乞讨为生，18岁参军在部队里经过锻炼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经常做好事的模范，最后还为了将被快速冲来的列车吓惊的战马推下铁路轨以避免与列车相撞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欧阳海是一位真实人物，1959年初参军，在部队里多次因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在1963年11月18日在将受惊战马推出路轨时被282次旅客列车撞成重伤，经抢救仍去世，当时才23岁（见“欧阳海”，互动百科）。

这样一位年轻英雄烈士的故事怎能不使我当时很求上进也很有情念的孩子心受感动？我出生的时候欧阳海参加解放军，他在1963年冒危险保护火车上几百位旅客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我在那时能做的只是在玩玩具时想象自己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

但跟广播里听到的“山乡恩仇记”和“北山记”一样后来人们才了解到，真的现实与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不同。

小说作者金敬迈当时是广州军区文化部所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当他第一次在部队基层听到有关欧阳海的故事时，听说的是一个叫欧阳海的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

当场轧死可能没有，双腿当时被碾碎了；无论是小说的情节，还是欧阳海家乡地区湖南省郴州市政府网站登载的相似文章，都提到出事地点的湖南省衡山县有关部门人员进行了抢救无效后欧阳海才去世的（见郑东、汪渊及王洋“寻找英雄–欧阳海”，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05年7月14日播出，中国桂阳网，2006年2月20日；“欧阳海事迹”，2005年11月10日，郴州新闻网；和“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小说中的故事还有衡山县领导请求省里派直升飞机将欧阳海送去上海抢救的的情节（见“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欧阳海身受重伤俯卧在轨道外侧沙石上。副班长曾阶锋和战士李甫生急忙把班长抱在怀中。火车冲滑了三百多米后停下来，司机张世海和王治卫下车马上向英雄倒下的地方奔来。他俩拉住曾阶锋的手激动地说：“快救这个伟大的战士，是他救出了几百旅客的生命啊!””

“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英雄事迹像急风一样飞快地传遍了衡山县城。为了抢救这位伟大战士的生命，县委挂通了长途电话，请求省里立即派直升飞机来，把欧阳海飞送到上海去抢救。铁路职工、刚下火车的旅客和兄弟部队官兵共一百多人挤满了衡山医院，要求献出宝贵的血液，营救这位伟大的战士。欧阳海静静地躺着，他是那样安详，好像没有一丝痛苦。突然，他睁开了晶亮的眼睛，向人们张望了一下。想不到，这竟是英雄最后的一瞥。他像流星似地在夜空中殒落了，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这作家金敬迈也是有点‘远视’，干吗要送欧阳海去上海？衡山县离上海市飞直线也有1000公里距离，而到衡阳市才50公里。说真的，驻在衡阳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可是著名的野战医院（见“医院简介”，解放军第一六九中心医院），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第四野战军的随军医院不知救活了多少伤重的英雄战士，为什么不马上把欧阳海急速往那里送？

这使我回想起四岁时因打盘尼西林过敏休克的故事，阿嫲叫来脚踏三轮车快速把我送回红十字会医院，医生都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仍能抢救过来。那时我们住的在同福东路的教工宿舍楼的西墙外小街对面老房子里有一个卫生防疫站，里面有医生护士，但家里大人们只带我去那里打预防针，不在那里看真的病症；还有妈妈的要好学生“定朗阿姨”的父亲、退了休的“黄医生”也好像住的比红十字院要近（可能在同庆路上），而且跟阿公交情好；但我真的病了是去红十字会医院的，当然作为市属中学教师的小孩我享受免费的公费医疗。

虽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这两个医院，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和解放军第169医院都属于“三级甲等”医院，即国家特殊医院以外的最高等级的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百度百科）。

我大几岁后爸爸告诉我，他在江西省吉安市出生和受启蒙教育后高中是在湖南省衡阳市念的，毕业时想参军当空军飞行员或读医科当医生，但体格检查眼力不及格，他的中学老师推荐他去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爸爸的近视眼救不了欧阳海。

但就这样一位勇敢战士的事迹，欧阳海所在部队一开始不敢声张，因为身为班长的欧阳海曾经和连指导员闹矛盾并越级给广州军区领导写过信，而指导员可是共产党的代表，是党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但欧阳海的战友们认为欧阳海好指导员不好，纷纷向上级写信，结果作家金敬迈在那里时新华社的和其他记者也来了解情况，一共八人一起合作写出第一篇报道欧阳海的文章，之后部队上级才开始给欧阳海追记功劳（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张骥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原载《炎黄春秋》，新浪网，2004年12月15日；罗永常“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原载《党史文汇》，罗永常的BLOG，2007年10月19日；和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出版，乌有之乡网，2010年4月8日）。

金敬迈写出来的小说初稿被领导要求他为政治原因修改，他便将欧阳海与连指导员的矛盾改成“误会”，将指导员改为代理指导员及原来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小资产阶级分子下放到连队体验生活，还将其由真名吴新文改为吴学新，这样党的形象也就不受损害了。

这作家可真是糊涂，自己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往自己同行的脸上抹黑，政治矛盾找一个拉小提琴有艺术感的来顶缸代受，不讲道理。

我童年时妈妈教的最好的学生之一“何秉刚叔叔”小提琴拉得很棒，中学毕业后被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录取为小提琴手，我和妈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都去“何叔叔”的文工团在广州市郊区的驻地去探望他，与妈妈的弟弟“建元舅舅”原来读书、让我“骑公鸡丁”他沿铁路轨走（这在我本文第一部分回忆到）的工学院校园在同一方向：工学院在天河，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何秉刚叔叔”后来还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过，还好没被当成“小资产阶级分子”。

在看了新小说“欧阳海之歌”后不久，有可能还没仔细读完时，我又翻阅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当时住在爸爸妈妈房间的对面房间有一位老先生，好像是一位退休教师，经常带宿舍楼里几个小朋友到他房间听他讲故事。有一段时间他讲的是“林海雪原”，对着书解释发挥，我去听了几次，但觉得不够瘾；有一次这位老先生对我说他可以借这本书给我看，但时间不能长，我就借看了可能只有二、三个星期，匆匆地翻了一下再挑感兴趣的部分阅读，没有全部读完。

从童年那个时候看大人的书起我便形成了选读的习惯，阅读书本、刊物或报纸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程度是用翻阅浏览的方式挑选内容来读的，选读的内容尽可能有足够代表性使得我对整体内容也觉得了解了、可以算读过。

在1950年代中期出版的“林海雪原”不但与“欧阳海之歌”类似是由真实故事经过作者加工修改而成，而且是根据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部队在东北地区剿灭土匪的故事（见曲波“林海雪原”，原写于1958年9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也与“欧阳海之歌”相似，“林海雪原”里的一些关键内容是与真实故事不同的。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侦察队长杨子荣立了很多战功，包括化装为土匪骗取信任成功地智取威虎山，是一个胜利的英雄，但在现实里他在1947年初那场战斗胜利后不久便在一次在山上找土匪的时候被一个土匪趁他不备杀死。并非所有真实战友的牺牲内容都被作者曲波所忽略，例如他的警卫员高波在小说里也死了。

到了今天，关于原名杨宗贵的侦察队长杨子荣的死因文学作品、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解释仍是众说纷纭，有不少矛盾之处：近年出的电视剧《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在威虎山战斗胜利后追救初恋情人槐花的儿子被外面不知真相的一个小土匪用枪打死，解放军和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陵园的说法是杨子荣在后来追剿其他土匪时冲在前面但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而被土匪击中，但媒体到他牺牲的黑牛背地方去采访当地老百姓，获得的故事说当时杨子荣只与另外一人一起追逐一个可疑人的踪迹，到山上后分路寻找，只身与那可疑人在一窝棚相遇被开枪打死，死后尸体还是由老百姓抬下山送回解放军部队的（见“《林海雪原》结局遭观众质疑：杨子荣之死太假”，原载《成都商报》，新华网黑龙江频道，2004年4月2日；“意外死在一个散匪之手——“杨子荣”牺牲真相”，中华网新闻，2004年7月21日；连接吉祥“从杨子荣的遭遇看我们的政策缺失什么？”，连接吉祥的和讯博客，2008年6月25日；和“侦察英雄杨子荣牺牲的一瞬间：扳机意外失灵”，原载《解放军报》，深圳新闻网，2009年4月24日）。

就在杨子荣在当时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区海林镇得到烈士葬礼待遇的同时，杨宗贵家乡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的干部群众真的将他当成土匪，使得他的家庭受到不公平对待（见“杨子荣生前惟一一张照片，人物简介”，新华网山东频道）。

也许这里面有些当时说不出来的复杂隐情。

“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是中国即将进入文化大革命时际的两部带重要政治性质的传记性小说文学作品，“欧阳海之歌”开了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先河，而由“林海雪原”一部分改编成京剧的“智取威虎山”是江青倡导的“八大样板戏”之一（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和趙一存“內地首出書 解密樣板戲秘史”，香港文匯報，2009年10月5日）。

这两部小说之间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故事内容发生在当时主管军队的共产党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原来所辖部队：由东北抗日联军扩大发展转为东北解放军后组成的第四野战军是后来解放中南地区和构成广州军区的部队（见“四野之历史”，原载龙虎网，网易网新闻，2007年4月16日）。

再更仔细地看一下，我觉得这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里隐藏着有从东北到南方这一线条的痕迹。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当时是杨子荣所属部队的团政委，而他的夫人刘波当时是牡丹江军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他们两人同是山东省烟台地区人，原来在1942年在八路军胶东军区里曲波被怀疑是13团的“托派总支书记”、刘波被怀疑是后方医院的“托派骨干分子”关在同一房间中受审查时认识；“林海雪原”小说里的解放军剿匪部队领导、团参谋长少剑波的故事的80%是以曲波自己的真事写的，而虚构的内容里最有名的有剿匪部队中唯一女性、卫生员“小白鸽”白茹的故事和少剑波与她的恋情，据说贺龙元帅还真以为作家曲波的妻子就是白茹（见“曲波遗孀刘波老人讲述《林海雪原》故事”，原载《辽沈晚报》，新华网浙江频道，2009年4月15日）。

以自己妻子为模型槊造一个解放军女医疗人员很可以理解，但在东北黑龙江省什么是白的？“林海雪原”里满地的白雪。东北最著名的白雪是什么？与朝鲜分享的长白山上的雪；长白山在中国境内的“白云峰”是东北第一高峰，其东南方与朝鲜交界处有著名的“天池”，而坐落在朝鲜境内的“将军峰”则更高（“长白山”，百度百科）。

这在我童年世界的广州有相似的。广州市北部有个白云山（附近的广州国际机场以其命名），从白云山往东南方去不远有天河区，以“天河村”得名，据记载该村名是在1927年由广州军阀李福林起的，而当时被以“天”命名的还有更远的李福林宗家的“天池村”，在广州市南部海珠区我童年居住及后来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居住地方的东南方（见“地名由来”，天河区信息网）；这历史里长白山的影响隐约可见，但所谓‘天河’实际上是“沙河”，以出在比天河村离白云山更近的沙河镇的“沙河粉”闻名（见林晓丽“广州沙河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载《广州日报》，福客民俗网，2010年1月18日）；前面曾提到“建元舅舅”的工学院宿舍在天河，“何秉刚叔叔”的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记得后来读小学或初中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白云山活动，下山之后在离沙河镇不远的铁路旁休息，在一列火车快到时一些同学将硬币放在铁轨上，打赌争论到底硬币会否被列车碾平。

长白山的白云峰和天池在与黑龙江省南邻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白山市的西南邻是通化市；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白山市称为临江县，并与抚松县都属于当时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的通化省，而在日本投降前夕“满洲国”的元首、原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行宫和逊位之处就在临江县境内（“溥仪行宫特色”，最美中国网，2010年11月16日）；在湖南衡阳市的解放军169医院是在杨子荣牺牲的1947年在通化市成立的，而衡阳市（及衡阳县）是1963年欧阳海牺牲的衡山县的西南邻。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回忆说在1963-64年时解放军139师驻衡阳，欧阳海所属140师驻衡山（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难道一个师这么高级别的部队单位真的找不到一些像“林海雪原”里“小白鸽”白茹那样有能力的医疗人员能够稍为稳定欧阳海的伤情并将他往相邻地域的169医院高速运送？

爸爸唯一的成人同胞手足是他在家乡江西省吉安市的“冰如”姐姐，即我姑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姑妈的丈夫、我姑父经常来广州出差，在我心目中逐渐代替了“熊茂生叔叔”作为热情开朗的“北方人”（其实“熊叔叔”只是“外省人”，江西与湖南均在长江以南）的代表形象；与姑妈同岁并同于72岁时去世的“潘义云姑父”是东北人和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基层军官，记得爸爸告诉说是连指导员，转业后是姑妈当经理的丝绸布料经销公司或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夫妻俩抚养与我妹妹年龄相仿的非亲生子，取名“宏顺”，可见不仅能干而且听话之重要。爸爸后来去世时也是72岁。

有时我觉得的家庭及其周围的世界真的很小：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以小说“欧阳海之歌”开始读书；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我们家所住大学校园小楼房楼上的一位邻居是为人非常友好的“曾阿姨”，出身新加坡华侨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革命老干部，她大儿子留学苏联后当时在北京工作，老二和最小的老三都比我大几岁在广州读书，而她的丈夫已于文化大革命早期据称因自杀死亡，生前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

作家金敬迈写作“欧阳海之歌”时只不过是广州军区文化部下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早期“曾阿姨”丈夫遭遇不幸的阶段金敬迈被提拔到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主管国家文化部的负责人；也不幸的是，因为革命调查碰到了毛主席夫人、文化大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江青几十年前在上海演艺界的一些背景，只当了123天领导金敬迈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一号”监狱多年又再送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才被释放（见寸草心“《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半生沉浮”，小学语文网），幸亏他还能活到今天！

（转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