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

(这篇博文于2011年1月27日发表在我的中国新浪博客。)

我的与新浪博客同时开通的网易博客已经开始介绍我在Facebook的专题网页“艺术与社区，和时尚宣言”（“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上面的一些内容；第一篇作此介绍的博文题为“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

在新浪博客这里我着重讨论一下我的另一个Facebook专题网页“历史、文化和政治”（“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

这个专题网页的宗旨是侧重介绍并探讨历史、文化与政治这三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由于Facebook网页内容的篇幅通常趋于简明，仔细的探讨还真谈不上，我做到的只是贴发一些较短的信息并链接到互联网上的其它详细文章，包括一些我自己的博文，而信息的要点着重于凸显条文内容所涵有的有关历史、文化与政治诸领域间的关系。

登载在Facebook“历史、文化和政治”专题网页的第一个信息是一个标题为“From religious diplomacy to gunboat politics – som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 — 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的短帖，其内容是我的一篇Google Blogspot英文博文第1部分的大部分概要，而其来源是我的网站，FengGao.ORG – Portal to Various Blog Topics and Articles，里面登载了我在各个博客网上每一篇博文的英文概要。

下面我将这一部分博文概要译成中文以供新浪博客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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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公元7世纪便正式来到中国，但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里其在中国的存在在早期阶段是非常的间断破裂，而其在19世纪重新建立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西方对中国的军事（和殖民）压力。在这后一阶段前，北京和罗马之间在如何对待历史更悠久的中国官方儒学文化这点上的关键分歧在使得此后120年中西关系冻结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以下部分摘自高峰于2010年2月发表的一个博文的概要，来源于FengGao.ORG – Portal to Various Blog Topics and Articles.

 

“曼谷到广东，回返美国”（"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概要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历史其它方面和世界历史有关部分的相互影响是这里兴趣的主题内容。

内容的焦点更多地放在基督教新教，它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并首次导致中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民众向基督教皈依；这个焦点还包括了一个个人家庭史的角度。

第一部分，“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讨论基督教浸入中国的各个主要里程碑时期，即景教基督教在公元7、8世纪唐代的到来，方济会传教士在蒙古人征服中国后公元13世纪的到来，耶稣会传教士在17、18世纪明朝后期和清朝早期的到来，以及最后新教传教士从19世纪开始的到来。

连接西方、阿拉伯世界、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性的“丝绸之路”是这整个历史上部分的主要地理联通，而在这个历史的下部分其主要地理联通转移到中国南方与外部西方之间的海洋交通线。

中国的几个主要地理区域之间人民的历史差异和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些包括了居住在中国西部战略要地控制与西方世界交流通道的区域的人民，他们的部分成就由历史上首个中国统一皇朝的（也是建立长城的）秦朝所代表；这些又包括了居住中国北部并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和来往的人民，与他们冲突交往显著的有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满族人；这些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中南和南部、即长江流域及更南的人民，他们影响力的高峰期出现在从秦朝之前战国时代的楚国到明朝早期不等。

在历史上每次主要到来和传教浪潮后基督教无法安全保持其在中国的持续存在，和与其比较在景教到达后不久也到来并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宗教的伊斯兰教的成功，是值得注意的对照。

明朝早期公元1405到1433年的传奇性的7次海军远洋航行将中国官方使节和远征队带到了东南亚、南亚、穆斯林世界和非洲。由穆斯林族的太监、通过成吉思汗的征服带到中国的有先知穆罕默德血统者的后裔郑和率领，这些远洋航行是后来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穆斯林攻占、哥伦布于1492年到达美洲、以及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贸易殖民列强于16、17世纪到达中国沿海的（历史进程的）反高潮性前奏。

在17世纪重新发现的公元8世纪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在1720年代在清朝雍正皇帝治理下开始主要建造的、曾经辉煌一时的圆明园，是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西方文化影响的巅峰成就的见证。

不过，虽然在文化交流中带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愿意地吸收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尤其是在耶稣会传教士时期带来的从数学、天文、工程到艺术、建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但从本文到目前为止的讨论看来，不管是在哪个时期来到的知识在根本基础上仍是缺乏的也因而起不到关键性作用能够将中国社会提高到与世界历史同时期可比的启蒙程度–尽管在西方历史里黑暗时代也不时会回来。

北京和罗马之间在公元17世纪关于中国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继续循行传统儒家礼法的争端，恶化了双方正在变暖的关系。尽管耶稣会倡导了兼容折衷的立场，罗马天主教会仍在18世纪初正式禁止教徒参与儒家礼法，而雍正皇帝则于1724年令禁基督教。

我的故乡、中国南方的广州，由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舅父创办的历史上首个官方认可的中国穆斯林清真寺所在地，在许多世纪里是一个主要贸易中心。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广州是唯一的对西方世界开放的官方贸易口岸–其被遵守儒家专制和孤立主义原则的中国官场严格控制的所谓“广州（十三行）制度”贸易与更早时代的历史仍相似。

到了120年后的1844年基督教才在中国被重新允许。然而到了这后一时间，原先的宗教政治和外交已演化为炮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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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英文博文第1部分概要全部，或阅读英文博文第1部分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