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新四人帮”，权力左派的腐败，以及对领导层的蕴意

（该博文在2015年6月6、7日在本博客与我的网易博客一同发表）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反腐败的新闻和故事很显著、不时地是头条消息。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是关于什么的，为什么当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给它予如此首要的位置？腐败已经猖獗，而这对中国政治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通过分析一个已被反腐败运动打倒、或许能被称为“新四人帮”的概念，我的这一系列英文博客文章研究这些和相关的问题。第一部分集注于这四名前高层官员在前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领导团队里的政治角色、他们的腐败的一些关键事实、以及他们倒台的时间。他们的倒台是中国政治在1989年的亲民主抗议活动和军队镇压之后最有意思的事件，并且到目前为止的确有与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潜在相似的可瞥见之处。

有关详细请阅读英文博文：“Has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brought down a "New Gang of Four", and what could that imply about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 Part 1: It’s four power leftists’ corruptions”。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六）——青少年时代对政治思想的一些兴趣

（接上部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左派政治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除了各门课程里充满了的革命内容和背景，每星期还有几次正规的政治学习。本文第四部分提到的、在小学四年级时我被同学朋友“袁凌”启引到有关林彪副主席指示与毛主席指示有否不同的讨论、再被他向班主任“罗德贞老师”报告我说了林副主席坏话的事情，记得便是在一次政治学习后发生的。

从小学一年级课程开始我们就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和三年级时，语文课和政治课开始有整篇文章内容，我们便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在五年小学教育完成时，我能回忆到的在政治和语文课程里学到的毛泽东文章的全文或大部分，应该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二卷里的“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工人》发刊词”，第三卷里的“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及第四卷里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的哲学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应该是到了中学我们才学的全文。

至于我自己，小学毕业时“毛选”四卷里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应是翻阅过的了，虽然并不全懂。

当时毛泽东选集四卷里的文章基本上是按年份时间排列的（见“毛泽东选集”，百度百科），所以实际上勾划出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进化演变过程。

从一开始，即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几年内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革命策略的设想，毛泽东就很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的立场上，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在其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对在它们之间的阶层，他认为：“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等等。（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人民网）

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评估是以其对革命的态度为准，那么该人的革命态度从毛泽东这种相当严格的分析看来已由其所在的阶级等级的属性所决定。“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新华网）

当然也简单得很！

在毛泽东大声赞扬农民运动这个“奇勋”的几个星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决裂，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不得不作退一步的调整，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表示接受。“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

这种妥协在毛泽东看来是共产党对外的策略而并不代表共产党人自己的原则。“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见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战争后，中国学生、青年民众的抗日精神高涨，许多人投入到共产党的抗日运动中，包括去延安参加革命，这使毛泽东对有小资产阶级背景或受其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态度变得有更多一些的接受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 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见“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1919-2009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赛乐网）

这个新的民主主义立场这时在毛泽东看来是中华文化创新的一个根本的方向。“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即归根到底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见“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新华网）““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新华网）

毛泽东对共产党人和在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化严格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争取全国民心的较量斗争中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背景。“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几年前毛泽东谈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到这时已变成“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了。难道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个性这时对毛泽东来说又不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了而是可以“自由发展”的？

毛泽东在1946年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会面谈话，更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殖民主义宣传攻势扩展到广大美国民众那里（见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广西横县人民政府）：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

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不久后，在1946-49年内战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力量的对比由共产党处弱势向共产党占上风的迅速改变，使得毛泽东可以考虑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并未真正开始的现况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可能。美国对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继续支持使得毛泽东可以经由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殖民主义政策回到其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的的无产阶级纲领，并带领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完全打败国民党。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列宁，那么毛泽东是准备成为中国的斯大林的。“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确定了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写了一封给苏联的信，当作他的一份遗嘱。”（见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对毛泽东来说，西方帝国主义的外部威胁使得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有根据可以采用斯大林式的革命策略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并且此后管理国家的手段也可以更为绝对化。““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 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凤凰网）

在毛泽东即将建立的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中间民主派知识分子是会被共产党当作“右派”对待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见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求是理论网）

当时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是什么，毛泽东有谈到。“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见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中国评论新闻网）

杜鲁门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和艾奇逊国务卿代表的对华政策不希望中国打内战、不愿意参加中国内战但也不让共产党通过联合政府取得比国民党更大的权力优势，这点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毛泽东已预料到。“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当然在说这些话的四个月前，毛泽东已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共产党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与美国政府的意愿相反，它所调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纷争的最后结局是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及之后毛泽东逐步地、全面地推行的无产阶级纲领，从1952年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进入其经济上和制度上的顶峰，并更在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里达到其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巅峰。

按老师的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很认真的，但我从小的性格就是喜欢自己思考想象但不倾向激进。课余更多的政治阅读与爸爸是研究马列主义的大学教师的家庭环境很有关系。

记得大约在小学二年级初时，老师布置了一个很特别的‘忆苦思甜’作业，要求每人回家向父母了解家庭历史后写一篇关于自己家庭在解放前有多苦、在解放后有多幸福的今昔对比作文。

我那时已懂事，知道外祖父阿公在解放前是基督教牧师也是小学教师，按妈妈的意思就简短地写了：阿公以前是小学教师，家庭不可能支付下一代的高等教育，妈妈的哥哥们十几岁就去做工，多亏解放了妈妈和她的弟妹们都能上大学。

爸爸的脾性犟一点，家庭情况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爸爸此前已告诉过我：我祖父爷爷是江西农村并不富裕的出身，年轻时到附近的吉安市打工做店员，后来跟老板跑上海时间长后积蓄了一些钱，也就在吉安有一点“小工商业”了。我当时准备写跟妈妈的情况相似，即爸爸也是因为解放了才能够上大学并还成为大学教师的。

爸爸坚决不同意我这样写他的家庭背景。他说：你写爸爸解放前家里原来很穷，冬天烧不起“火塘”，父母生的几个孩子都因此得病死了，只有最小的两个即爸爸和我的姑妈活下来了。

我跟爸爸争辩说，你是告诉过我几位比姑妈更大的哥哥姐姐没活到大，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爷爷是个店员总不至于连火塘也烧不起。这时爸爸对我发火了并说：如果你不愿写我写了你带去交，为什么小学老师要了解学生那么多家庭历史？你就按我说的写。我只好将爸爸的意思写进去了，但总觉得不自然，是我学生时期写政治作文时感觉最不恰当的几次之一。

直到今天我也仍不清楚爸爸的其他哥哥姐姐们为什么会全部在童年夭折了，很遗憾的人生。我曾在本文第三部分引过的爸爸的一本专著的“自序”谈他从进入文学到转入哲学的经历，在这“自序”里边他也谈到一些家庭历史（见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我的故乡江西吉安，故称吉州、庐陵，历史上名士辈出。我幼年时，就从长辈那里听到欧阳修、文天祥的故事和诗词。先母李凤娥出身江西吉水一个大家庭，她常带我去探望娘家的亲人。当我读小学时，就在那里看到陈岳修撰的《唐书》、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和他的《欧阳文忠集》、杨万里的《诚斋集》、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并且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故乡先贤的风范和他们优秀的诗文，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先父高华生是位商店店员，远在外地工作。但他关心子女的成长，回乡探亲时往往带来一些新书，其中就有鲁迅、茅盾、巴金等的著作。这些现代中国文豪的名著，也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

既然祖母奶奶“李凤娥”是“江西吉水一个大家庭”出身，那么爷爷“高华生”这个商店店员在结婚后可能会得到女方家庭的一些资助来开始他的小生意，至少娶了这个妻子所成的家不至于其开头几个孩子都因冬天受冻病死吧？

江西吉安地区的吉水，那可是毛泽东的祖籍来源地，其祖先毛太华在元末明初时从吉水县八都镇龙城迁往湖南湘潭成为韶山的毛氏始祖，毛泽东是他的20世孙（见“江西吉水建成毛泽东祖籍渊源展示馆 拟5月1日迎客”，2011年3月18日，新浪网；和毛凌志“毛泽东女儿李讷再次回祖籍吉水拜谒先祖并参观“毛泽东祖籍渊源展示馆””，2011年10月24日，中国吉水）。与湖南相邻的吉安地区的井冈山又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割据的大本营，他在那里写下了前面引到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还攻占过吉安市在那里成立工农民主政府（见“红色根据地井冈山是何人给毛泽东推荐的”，2008年11月4日，深圳新闻网；张涛之“毛泽东移军下吉安 杨开慧慷慨赴刑场”，摘自张涛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2009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李兴文、杜宇“星星之火映天红（伟大历程）——记井冈山道路”，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5月19日，西北民族大学）。

不过到了爸爸出生的1933年，红军的苏区已经扩大了而且其中心移去靠近福建的瑞金，毛泽东在那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见肖居孝“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群”，2009年8月7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从我所知道的来说，爸爸的家庭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开明地接受的。虽然在1950年代爷爷便退了休而他开的丝绸布料铺生意也被“公私合营”了，但本文第二部分已提到我的“高冰如”姑妈与东北南下的解放军转业干部“潘义云”姑父两人在家庭上结合并在工作上合作，在吉安市继续发展这个领域的事业。

但在文化大革命将无产阶级纲领大力推进到顶点、从而回到了毛泽东在他开始革命对中国社会所作的按阶级等级的分类时，‘开明’已是不够的。奶奶大概在1960年代末去世，之后不久爷爷便被遣回他出生的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为什么呢？因为爷爷原来在生意做的好时在老家买了一点田地，按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做嘛，但当然自己不可能在那里耕种而是雇人耕种的。这在农村算是“地主”类的，所以到了这个“阶级斗争”的社会阶段一个70多岁的老人便得回农村单独居住、参加体力劳动并接受监督。幸好老家离吉安市不远，姑妈姑父不时可去探望他。

所以在1970年代初的几年里，如本文第四部分所回忆当时爸爸是中山大学“文革写作组”的成员，达到了多次到北京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参加撰写革命文章的巅峰状态，但他的父亲在同一时期是回在老家农村被按地主对待接受劳动改造的，虽然爷爷已离开家乡几十年而且在吉安市属于开明的“民族工商业”人士。

妈妈的家庭情况其实也有一点类似的问题。本文第三部分曾提到阿公阿嫲1959年从家乡汕头地区来到广州帮妈妈护理刚出生的我时，妈妈将阿公的身份报为退休的“教师”而不是“基督教牧师”，后来阿公阿嫲到文化大革命时便没有受到冲击，而之前阿公在土地改革时已被误当教堂田地的“地主”批斗殴打过。但阿公王超英的父亲、即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书法家的基督教传道人士“王资深”，不是正式牧师而有兼做生意，并在家乡也买了田地，所以后来（如第三部分所提到）在1968年大学校园里“红卫兵武斗”、妈妈的表弟“维三舅”带我到揭阳县他家去回避时，他带我拜访的在阿公祖家揭阳炮台镇塘边村居住的阿公四弟即我的“四老叔”，是被划为地主成份的。

在江西吉安地区井冈山旁的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家乡永新县也有一个塘边村，毛泽东与贺子珍是1928年在那里的农户徐仔虎、周香姬夫妇家结婚的；当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与子女还在湖南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仍未牺牲，但毛泽东与她们联系信息甚少（见“毛泽东再婚后：得知杨开慧还在世深感内疚”，摘自史一帆《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2008年6月29日，天水在线；“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转折点：塘边遇险”，摘自陈冠任《贺子珍》，2011年6月21日，人民网；和刘志宏、尹小林“毛泽东江西永新塘边村旧址整修一新”，2011年9月19日，光明网）。

我在本文第四部分曾提到，在1930年代贺子珍在苏联学习、收听塔斯社广播时才与同学们一起了解到毛泽东在延安已与江青结婚，以及目睹该景的林利女同学后来在1980年代曾与爸爸和其他马列主义哲学学者共同编写书籍。

但那也不一定是最可怜的了。杨开慧牺牲前不知道毛泽东已另有妻子、拒绝了与他离婚保住自己生命的条件（张涛之“毛泽东移军下吉安 杨开慧慷慨赴刑场”，摘自张涛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2009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而像我们“文革”上学的孩子们，根本没正式听说过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只知道杨开慧烈士、和毛主席与“中央文革”领导江青同志的女儿李敏、李讷姐妹，虽然李敏其实是贺子珍的（见康华清“向父亲反映江青的问题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2005年6月30日，中华网）。我还是在中学时期听了本文第四部分提到的北方家庭背景的齐向前同学谈起“高干”私事，才知道有贺子珍这个人。

在小学低年级时，老师要求我们写‘忆苦思甜’作文，更给我们讲革命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出身于“上中农”家庭，也即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里称为“自耕农”的。之后有些同学便私下议论说：按毛主席的分析那也并不是很革命的啊，比不上“下中农”（即“半自耕农”），更比不上“贫农”。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大家才从文章报道中了解到原来毛主席的普通农民父亲因为精明能干自己发财成了韶山最富裕的人家，应算“地主”的，至少毛泽东自己承认是“富农”，但毛泽东十几岁时便出去读书之后参加革命了。不但如此，严格地说来毛泽东本人也当过“地主”，因为他父母在他与同志们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便已去世，均享年52岁，家产由毛泽东这位长子继承。即便在他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革命时期毛泽东仍有回家乡，也有用资产帮助革命，是位“红色地主”。（见“家庭成分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出身贫农还是富农？”，选自田树德《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2009年12月8日，凤凰网；和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网）

这也使我想起姑妈姑父去世时都是72岁左右，而只有一个养子，在本文第二部分提过的，很可惜。

这样的革命理论和个人现实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感觉，当然在绝对权力管制下参加阶级斗争的老百姓不知道真实情况，只可以相信。

孙中山提出的、共产党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可贵的，但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平均田地消灭富有阶级进而集体化建立的、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其优越性主要显示于与中世纪封建农奴社会的人身对土地的依附及对土地拥有者的从属制度的比较：农民还是没有自己的田地，不过田地不属于富人们了，在实践上属于各级共产党和政府集权机构，农民和各界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和活动空间则仍完全依附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生产或工作单位。不难想象为什么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其极端制度便马上开始松解。不过中国的马列主义研究学者们对马克思原生形态学说在这方面的启示原来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见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2005年9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和张奎良“马克思对封建制的界说——读马克思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兼论马克思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2010年第3期，哲学研究）。

将前面引过的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的话语再看一遍，便能看出毛泽东的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政治依靠和使用贫苦民众的报复心理多于社会发展愿望，代表他们的部分自然意愿而非一定根本利益：以前资产阶级专有的要被倒过来变成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和以多数民众为基础的但后面这点在实际制度上并没有保障，而主要依赖于无产的比资产的对老百姓的苦与甜更有亲身感受这种朴素心理——这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超越了传统阶级固有制的时代已经是片面的而且束缚了带创造性的生产力。毛泽东的父亲、还有像我爷爷，都是务农做工创业起家的，而革命的毛泽东反而继承了“地主”父亲的家产，这难道没有一点‘讽刺性’？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至少在经济领域方面努力改变这种制度状况。爸爸在他主编的、198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概论》的“绪论”里指出：

“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集权制度在其实践上不但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要，而且在他的后期使得农业和大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商品经济和科学创造性生产力被完全束缚。这落后的生产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社会制度原因，这在今天是能看清楚的了。

对与共产党革命看法不同、或思想不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和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排斥打击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和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小时耳听目睹的“文化大革命”本文前几部分已回忆了不少，但这种排斥打击是从共产党革命的早期开始就很严重的，而且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时在1939年12月提到：“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见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中国地质大学；和黄金魁“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原因考察”，《湘潮》2010年第1期，惠州学院教学资源网）

但当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后，这种毛泽东已保证不再发生的排斥性心理和做法很快地又开始了。

阿公所属的中国基督教界里，有不少开明人士对共产党、特别是其宣传的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是支持的或有同情心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在1928-32年受共产党江西苏区革命影响的福建汀州基督教“福音医院”傅连璋院长医生，他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说服下将整所医院迁到瑞金成为“中央红色医院”，到了苏区后才知道共产党的“肃反”政策很严厉、自己的医生女儿女婿均被当作反革命枪毙而自己也几乎如此，还有共产党内的等级观念也很严格，即使在他成为共产党中央领导医务保健工作负责人后若不成为共产党员或不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政治会有危险的；但不管如何傅连璋最后还是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劫运。（见余茂春“毛泽东的另一位私人医生傅连璋”，北美行；王凡“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中共河北历史网；和黎勤、郑淑芸“毛泽东保健医生傅连璋称林彪吸毒”，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4期，2011年03月28日，腾讯新闻）

傅连璋是在1925年反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时接替英国人成为汀州基督教福音医院院长的，而“五卅运动”浪潮推动了全国性的“非基督运动”，当时周恩来带领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到潮汕地区，也在汕头直接领导了当地的“非基督运动”来收回教育权；这个运动赶走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使得华人得以承担重要的传教工作和现代教育工作，被认为是基督教在中国自治、自养、自传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见习五一“简论近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和秦梓高“周恩来带领民众收回汕头教育权”，原载《汕头日报》2009年8月29日，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特藏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在1950年大规模地开始的“三自”爱国运动更使天主教和基督教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见赵晓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初始”， 2009年2月23日，中国现代史网）：

“周总理… 谈话给基督教领袖们“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当代表们把基督教会自1920年代以来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和实践告诉周恩来时，他不但表示赞同，而且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守的途径。”

但实际上华人担任重要传教工作、朝“自治、自养、自传”方向发展的过程是早就开始的了，至少在阿公王超英任牧师的汕头地区盐灶教堂。它不但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教堂，在1849年创立的，还是第一所由华人担任牧师的教堂，早在1882年就开始的传统，而在阿公主持的1940年代其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

“自1849年2月12日黎力基牧师莅临盐灶，在港头社租得林元章之佩轩书屋居住布道，揭开盐灶基督教历史的序幕，在之后150多年的历史中，盐灶基督教的发展虽经历曲折，但总体趋势不断发展壮大。…

…

1941年王超英牧师在职期间先后成立了圣歌班、青年团契、儿童主日学、妇女团契、成人主日学等各项圣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抵御外族侵略和争取全国解放发挥了团结民众、共同斗争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

与黎力基牧师华服传教相映成趣的，是在黎离开盐灶几十年后，教会方面迈出了对基督教本土化更有深远意义的一步：聘请本土牧师。“一八八二年盐灶堂与孚山（即浮山）、黄岗、柘林等会联合聘请陈翁树銓为牧师。查岭东大会属下堂会，聘请国人为牧师者，以盐灶为首；而国人在岭东任牧师者，以陈翁树銓为初实。”

阿公王超英牧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抵御外族侵略和争取全国解放发挥了团结民众、共同斗争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1949年10月2日主持了教堂一百周年纪念仪式，那天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之后他有被邀为澄海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但不久后土地改革他便被拉去当成教堂田地的“地主”批斗了。

从土地改革开始，澄海县的农村教会全部被停止活动一直到1980年代。如陈斯存牧师所说（见陈斯存“野芳虽晚不须嗟——珍惜“基督教三自爱国”成果的体会”，汕头基督教会讯21期）：

“倘若“三自”是共产党的产物，哪会上下政策不一致？他们肯定会两手抓：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一方面让基督徒去爱国爱教。哪里还会叫教会“活动停止”和“堂宇征用”的憾事发生？这时地方党政还没有看好“三自”，“三自”真是“春风疑不到天涯”，吹不到我们村镇教会。

难怪有人说：“五十年代是大城市的三自，六十年代是省级的三自，八十年代是县级的三自”。我们澄海的村镇教会，要在三十年后，才沐得三自春风。这是主安排的时间、是主的恩典，是主里弟兄姐妹的共同努力，和干部群众的认可才成的。”

这么娓娓来迟的春天很值得感叹，但毛主席早在1927年已经说过，孙中山国民革命四十年要做而没做到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

从林春雨文章和陈斯存文章看到，在1950年左右澄海县至少有十来所教堂和1600多基督教徒，而盐灶堂就有800多人，占全县半数左右可见其特殊地位。

阿公当时虽只是个乡村牧师，但他的教堂和阿公阿嫲的基督教家庭历史可以说是基督教本土化、努力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这个过程的见证。这篇博文这第六部分我选择发表的日子就是为了纪念阿公在农历10月14日的生日，今年在公历11月9日。

阿公阿嫲在被迫离开盐灶教堂工作后，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是很不容易的，但他们仍很爱国。在1950年代阿公阿嫲继续居住盐灶，当地政府农会征用了教堂屋宇但有将牧师住屋留给他们，而在汕头工作的我的“建仁”大舅一家则经常帮助关照；阿嫲的性格我从小就了解，她会不停地虔诚祷告、乐观期望，但这回‘基督的奇迹’没有出现而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连牧师屋也被征用了，阿公阿嫲便在1959年迁到广州来帮妈妈扶养我。到了1960年代经济困难时，阿公阿嫲唯一不在中国大陆的子女、妈妈的另一位哥哥我的“建勋”二舅想请他们移民去他香港家，因为有香港教堂要请阿公作牧师，但阿公阿嫲表示我年纪小，他们愿意留在广州照顾和教育我。

在1950年代初，盐灶教堂附属的的“志上小学”（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也即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至善小学”，也被关闭。当时小学校长、基督教之江大学毕业生、已故先贤林重三牧师公子和阿嫲堂弟“林子良”便申请移民去澳大利亚做“潮汕抽纱”生意了，（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谈到）潮汕抽纱可是历史上盐灶基督徒女工艺家“林赛玉”的发明。到了1960-70年代，妈妈惯称为“七叔”的林子良先生基本上每年都到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次回来都看望关照阿公阿嫲。本文第三部分曾提到建仁大舅在汕头抽纱进出口公司工作，他有时也陪同领导到当时中国大陆商品主要出口渠道“广交会”洽谈业务。

所以到了19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旧址改为“广东贸易中心”时请阿公题名（本文第五部分曾谈到），知道历史的潮汕人士会认为其意义不止于阿公的出色书法。潮汕抽纱在1960-70年代的历届广交会上都很受青昧，为国家政府挣到了不少当时非常难得的外汇。（见张家昌““南国名花”怒放”，197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和“汕头外贸人接力征战“百届广交会””，原载《特区晚报》，2006年10月9日，阿里巴巴网）

阿嫲的祖父、受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邻（William Chalmers Burns，又译宾威廉、宾惠廉）牧师洗礼的盐灶少年出身的“林章造”医生，在1901年成为汕头市的正式牧师，而当时汕头市是一个重要通商港埠，市内教堂的牧师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阿公的祖父“王烈及”、即书法家王资深的父亲，则在此前一年的1900年成为当时潮汕首府潮州市的正式牧师，是潮州市内英长老会的首位华人牧师。（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在潮州历史”，李榭熙教授提供手写本部分，广州市中山文献馆）

1900-01年正巧是“庚子之乱”、即“义和团运动”时期。汕头大学林春雨文章谈到当时盐灶教堂刘泽荣牧师的亲身经历（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

“我们在盐灶堂第二任牧师刘泽荣牧师的《刘氏家谱》中还发现了一个发生在庚子年的故事：“庚子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之乱，窘逐教会，劫杀教士教徒。盐灶堂会辄遭逼迫。公不避艰险，漏夜奔走四十余里，迳投澄海县署，击鼓鸣冤，幸蒙派员镇压，匪氛卒获消弭，沉冤终以得伸。盐灶教徒，欢呼雀跃，感激涕零。”

盐灶教堂《百年纪念刊》里的“先贤传”还提到盐灶教堂家庭出身的潮汕地区第二位华人牧师林芳在（阿公家乡所在的）揭阳县十多所教堂任过牧师——其中就有他于1892年在揭阳县城建立并任最高牧职的教堂（见“基督教世光堂”，揭阳市民族宗教网）——后又任过汕头区会会长。

可见在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不但历史特殊的盐灶教堂早已是由华人自理自传，而且在外国传教士聚居中心地点之外的农村地区的华人基督教堂的自治性也已很大。

义和团之乱对基督教会的损坏和教徒的迫害甚严重，但也促使了外国传教会开始在中心地方也重视提拔华人。阿公的祖父和阿嫲的祖父便是在这时刻被委以高等牧职的，如盐灶教堂《百年纪念刊》中“先贤传”所描写的林章造医生任牧职的背景（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

“林牧师章造… 幼从宾为邻牧师学道受洗，后就吴威凛医士习医，业成问世，旋受延返汕头福音医院襄理医务，兼任汕头堂会执事长老，前后历卅余年。活人救人，有口皆碑。既又辞事旋梓，期月后汲约翰牧师邀任传道，会庚子之乱，牧师应处泰然。一九〇一年，汕头堂会擢为牧师，潮惠长老总会特准汕头长老大会进其名而立之…”

可见林章造当时从汕头市医生改行成为汕头市牧师还开了一个“由下到上”提名的先例。

当然基督教会以华人为主要领导是到了1920年代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之后的事。阿嫲的父亲“林受天”牧师便任过“潮惠长老总会”下属“汕头长老大会”的后身、“岭东大会汕头区会”的会长（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

综合这些家庭历史有关的例子，能见到基督教在广东潮汕地区的本土化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发展过程从1880年代已开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及以历史最悠久的盐灶教堂为中心，还能见到教会在这个本土化过程中受到了反基督教浪潮的打击但也因其刺激而受到促进。到了共产党参加领导的1920年代政治风潮时，教会向完全的“自治、自养、自传”过渡已有了扎实的基础。

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自己带头开始本土化和“三自”的农村教会反而受到土地改革的打击：1950年代时期城市的基督教堂大多在“三自”范围内继续活动，农村地区的教堂则不少被暂时停止活动，阿公曾任牧职的、位于潮州市外韩江下游东北方的官塘教堂和西南方的彩塘教堂均有在土改后恢复活动，与潮汕相邻的、傅连璋原籍的福建省农村教会也相似（见“基督教在潮州历史”，李榭熙教授提供手写本部分，广州市中山文献馆；“宗教概况”，官塘镇人民政府公众网；和李少明“现代福建基督教的历史总结（1949——1964）”，2011年5月10日，福建社会科学院）。但土改开始时王超英牧师主持的、为潮汕基督教历史和华人自理自传历史先驱的盐灶教堂及以其为主的整个澄海县十多所教堂，反而全部被打入冷宫长期关闭。

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提倡“三自”是为了赶走外国传教会、使一切归由无产阶级领导，而非真正允许“自治”。

土地改革结束两、三年后更广泛地在城市开展的“反右”运动，打击了不少很有才华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本文第三、四部分提到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书法家的、爸爸的中国文学教授詹安泰便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想一想也不奇怪：詹教授那么喜欢古典文学里的“现实主义”，《诗经》就不说了，还有南唐李后主李煜的词（见吴二持““岭南词宗”詹安泰”，原载《潮州日报》，2007年7月22日，麓园轩），但那并不是‘革命现实主义’；爸爸在他指导下对李白诗的研究也有点头脑发热，像第五部分引到的：“… 当时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在李白诗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的优秀诗篇的内容都能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愿望相一致，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性”，对比一下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时的著作看怎么说李白的：“胡乱享乐，自鸣得意”。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些再好也不过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作品。

在与基督教密切关联的西医学方面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华人早期学习和实践、但不完全的本土化过程。开创潮汕基督教历史、建立盐灶教堂的（瑞士）德国巴色会（Basel Mission）黎力基（Rudolf Lechler）牧师首先将西医药带进潮汕地区（见林春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和吴绍雄“潮州西医药的传入及发展百年述略”，2010年7月21日，潮州日报）。在1860年代传教士吴威凛医士（William Gould，又译吴威廉）来到汕头市后，阿嫲的祖父林章造跟他学医，之后又在吴威凛创建的潮汕第一所西医院、“福音医院”（见陈楚金“汕头埠医院溯源”，2011年8月19日，汕头特区晚报）做医生，到了1900年准备改行成为牧师时林章造医生已在医务界工作了三十余年，如前面所引到。

比林章造年轻近十岁的林起医生的西医术更是远近闻名。他在大概10来岁就到新创建的汕头福音医院学习，虽然应该是比林章造晚几年进入西医学业，但到了林章造医生改行为牧师的1901年时林起可能已是该医院的副院长了；林起医生又曾协助潮州福音医院（又名宾为邻纪念医院）的建立，后来还在那里任过院长，是一位深受民众赞扬的“治盲名医”；他的二兄就是林芳牧师（见“盐灶堂会百年纪念刊 – 先贤传”盐灶中华基督教堂；和“治盲名医林起”，2007年1月15日，潮汕网）。另一位汕头福音医院出来的早期华人医生肖惠荣在1913年也曾任潮州福音医院院长（见刘瑞瑾“留住文化留住根——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纪事”，2011年4月10日，汕头日报）。

所以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非基督运动”时期、傅连璋接替英国人成为福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时，从潮汕地区的例子来看华人的西医药在此前已发展到了有相当程度的地位，两位华人当过福音医院院长。当然傅医生将整所医院搬到瑞金苏区参加共产党革命那是很难得的，而在潮汕地区已有扎实华人西医基础的潮州福音医院反而在1930年代被完全关闭，可能与日本的入侵、占领有关（见“基督教在潮州历史”，李榭熙教授提供手写本部分，广州市中山文献馆；和吴绍雄“潮州西医药的传入及发展百年述略”，2010年7月21日，潮州日报）。

可以说，赶走外国人将管理权收回到中国人手里、无论是在宗教、教育或医药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建立中国自己的、真正本土化地吸收、掌握和运用西方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的途径方式更为关键。1925年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得汕头市所有教会学校开始接受市教育部门的管理（见秦梓高“周恩来带领民众收回汕头教育权”，原载《汕头日报》2009年8月29日，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特藏网），但像本文第三部分曾谈到当时周恩来支持的汕头办公立大学的设想还是在他任国家总理二十多年过后他已去世的1980年代才实现的，而且还得倚赖于潮汕籍港商李嘉诚的带头和长期捐助（见陈汉初“周总理曾力促金中办成“岭东中山大学””，2009年4月17日，汕头特区晚报；和“李嘉诚先生与汕头大学”，2010年4月28日，汕头大学）。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对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打击更是严重。

在我青少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在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我还翻阅了爸爸书架上的不少马列主义经典书籍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看了一些，但不太多因为对经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了解不够，当然像“共产党宣言”那是在小学就已学过的。斯大林的看更少，觉得比较严格但枯燥。列宁的看得挺多，因为他写得深入浅出，风格生动活泼。

列宁在1921年10月14日发表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与之后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前面引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比，其革命乐观性和幽默感毫不逊色（见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党建资讯网）：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凈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凈凈。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凈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8个月的，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在几星期内就彻底扫除了多千百倍。孙中山国民革命四十年要做而没有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

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要做的当然不止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

…

…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制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当列宁看到错误时他表示要改变的态度比毛泽东要诚恳、认真多了，譬如当他提出需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作为过渡阶段时：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它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但列宁发表该文章两年多后便去世了，才53岁多。斯大林掌权后，很快地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官僚终身等级制度，加速推行国家经济的重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公社化，而被从中世纪农奴制度释放不久的农民们便在实际上成为了集体农庄的从属者及其土地的依附者。（见叶书宗“不能拒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网；高继文“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放“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爱思想网；和郑异凡“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共识网）

爸爸在他1999年的“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展望”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作分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称为“扭曲的中国文明”时代，列出了这种文明的一些“严重弊端”，指出它不从属于邓小平时代的“新型精神文明”：

“如果抽象地来看，扭曲的中国文明是群体本位价值观，其价值主体是群体，价值取向是群体的需要、利益，价值评价标准是群体的需要、利益是否满足及满足的程度。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到扭曲的中国文明的“群体”概念的内容，既受到传统中国文明的影响，又有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要素。在传统中国文明中，作为价值主体的“群体”是指家庭、宗族、社稷（即封建帝王的家天下），价值取向是家庭、宗族、封建王朝的维系、繁盛，价值评价标准是忠于家长、族长、君主。这种封建宗法价值观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专制价值观。扭曲的中国文明的群体本位价值观冲破了宗法观念，这里的群体是指集体、阶级、国家。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与实际中被扭曲，个人迷信、极左思潮、单位依附制的决定性制约，传统中国文明中封建宗法观念的顽固影响，这种群体本位价值观存在严重的弊端。一是群体本位蜕变为领导本位、官本位。… 二是集体取代个人。… 三是集体窒息个人的主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

新瓶子和新酒都很重要，当然如果是“禁酒政策”则对这些都不在乎了。

（转下部分，待续）

高秋凝云，篌女逗雨 — 再观张静女画家《箜篌仕女图》，于阳历九九

（该博文在2011年9月9日先在我的凤凰博客发表，即时被凤凰网删除）

我的风凰博客是我在中国网络上的首个博客，于2010年2月开设，因爱其网名带女性风味，寄予“百花齐放”的高期望，故特选一题为“忆往昔，学历史智慧”的博文系列，以风凰博客为发表平台。但事不如愿，在该系列第一部分发表后我的精力转移到英文博客上，到2011年2月再来后，接续的第二、三部分便一直未被凤凰网同意发表，而第四、五部分更被凤凰网审查后拒绝。已发表的第一部分，在后来小修改时又被审查官与第二、三部分同样长期搁置。

好在我于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网易网和新浪网开的博客，对这一博文系列转发到那里的各部分还可以接受，尤其是新浪网，未表示任何保留态度。

与凤凰博客不同，网易博客和新浪博客上结交的博友，是互相接受的，非个人单方面认作好友而带有一厢情愿的味道。

在新浪博客我很快有幸地被著名国画家张静女士接受为博友。时逢三八妇女节前夕，张画家将其为唐朝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所作的新作《箜篌仕女图》展览于其博客，我得以瞻赏，并对画家为经典所作的新女性解析颇有感受，特以对李贺诗和张静画的不同感受同为灵感而作一首七绝诗，献于张画家新浪博客画页之下评论栏，得到画家有所表示。

不久前又忙于改建个人英文网站，数星期里未有去自己新浪博客，在九月初发现张静画家已从我博友圈中悄悄离开。便知道才华有限，自觉泄气，好在张画家对拙作感觉还好，收录于该画的网友诗笺。

李贺《李凭箜篌引》诗云：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在李贺诗的自然境界里，吴蜀地域高秋季节的空山凝云使江边素女忧愁，而李凭则于国之中央弹奏箜篌，直到“石破天惊”时秋雨才下来。

而张静画家的新画使仕女在水边弹篌，波上的鱼蛟和云中的神仙均觉飘然欲动。

我由此而作《观箜篌仕女图并随李贺梦》：

仕女箜篌溪岸吟，深山绿树伴忧琴。

神仙觅乐石阶路，落水红衣对过林。

我的新浪博客名为“换了人间”。

拙诗的后部分流遐于想象，但我感觉李贺也如此，若读者能有空浏览我的“忆往昔，学历史智慧”博文系列已发表的五部分，相信应会理解我的心情用意。

今天是阳历的九月九日，虽不到九九重阳的高秋，但也与明月中秋在周末前后呼应，但愿老人长久，同时新人辈出。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五）——青少年时代的另一些文化熏陶

（接上部分）

我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除古典小说外还来自诗词，以唐诗为主。

由于从四岁多开始阿公便在教我识字时引用毛泽东诗词，加上毛主席作品又是小学教育的重点，所以到三年级开始时我对诗词已有一些基本知识而兴趣也开始扩展到古典诗词。

虽然爸爸妈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而且爸爸原来是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但阿公在这方面对我的影响不比他们小，主要通过他的书法。

在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破四旧”、批斗和武斗时期，不但图书馆不开放而且任何非革命性的文化内容也是人们不敢接触的。不要说那时父母不会向我传输其它文化内容，阿公毛笔书写的也不外毛主席诗词、革命口号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在毛主席像下供奉的大红纸底上的“福”字。

但爸爸书架上满满的书仍在，原来放在他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的大学教师宿舍房间而不在妈妈那边教师宿舍的家，故没被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抄家”没收。1968年秋天解放军和工人纠察队进大学校园恢复秩序时我们家也有被搜索；他们寻找的是武器，把记不得妈妈亲戚里我的哪位“舅舅”给我做的大木叉弹弓也给没收了；但当爸爸向他们解释书架上是他学习和研究用的书籍，他们还挺客气的。爸爸也很小心，在那之前的两年里书架一直用一张大布帘遮盖着，以免惹是非。

爸爸没有《唐诗三百首》（见“唐诗三百首”，第一范文网），那是到了大概五年级或初中一年级爸爸才从图书馆借给我阅读。与此相比，有几位同学家里父亲有一本所以读的应该比我早一些，我记忆中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袁凌”同学的父亲“袁伟时叔叔”，是爸爸同事但研究中国哲学的，还有“汤友志”同学的研究中国经济历史的父亲“汤明檖伯伯”（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原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名字念起来像“唐明隋”，类似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古典小说“隋唐演义”。

但我记得爸爸至少有一本我记忆中是中国古典诗词选，记不清楚叫什么了，里面有可能不到一百首李白、杜甫和唐朝其他文人的名诗词，还有几十首其他朝代的有名诗词。记得应该是在三年级我开始阅读这本书和背诵里面我喜欢的一些。

爸爸还有一本钱钟书作的《宋诗选注》（见陈才智“《唐宋诗词鉴赏》参考书目”，2010年9月18日，中国文学网），但那是我在将第一本诗词选看完并背熟了其中几十首后才开始阅读的，记得在一些年浏览了几遍，每次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来慢慢回味和抒想，但宋诗到底不像唐诗那样通俗流行我也就没有认真背诵。

中国传统毛笔书法与传统诗词紧密相关，后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性通过前者的美感和风格更好地发挥和传播。虽然阿公受的是正统（长老会）基督教教育并长期作传教工作，在我见到的年代里中国古典诗词仍是阿公最喜欢用书法表达的文字。

本文第三部分曾介绍到阿公喜欢书写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其一部分是：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文化大革命时阿公已是七十岁左右人，长幅的书法作品比以前写得少了，极小字体的作品像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写在卷烟纸上的七绝或七律诗再也没有了。用正常大小的行书体或草书体抒写短诗、特别是七绝是他最经常的书法活动。只要我在家不用做功课，阿公写毛笔字时的碾墨和牵纸是我的任务，而且我很有兴致。

与爸爸的学术研究有共同处，阿公也特别喜欢李白的诗。我记得阿公最喜欢的两首李白七绝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朝（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2008年6月10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和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朝发白帝城》”，2008年6月9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这两首诗应该可以说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白描写长江航行的诗词里自然景色最开阔、诗人心情最宽广的两首，这在喜欢背诵诗词的青少年时代我是很能感觉到的。

至于这两首李白诗对于喜欢书写它们的阿公和李白诗研究出身的爸爸有没有更深的意义，我当时作为一位爱好浪漫幻想的青少年想不到，因为我对阿公、爸爸和诗人李白的背景、思想和心情的真正了解其实不多，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多。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早期的名作之一，而《朝发白帝城》是他晚期的作品。

年轻的李白在今天的武昌黄鹤楼为比他年长的朋友、已经更有名气的诗人孟浩然到扬州之旅送行时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登载的赏析对该诗有正统的浪漫主义解释：

“… 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2008年6月10日，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李白眼中孟浩然的旅行将会很快乐，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咀嚼诗人的语言，说李白本人也那么喜欢繁华的都会扬州有可能结论过早：在诗人的遐思里扬州会不会只是在长江与“碧空”交界的“天际”边缘的“孤帆远影”而已？

李白称孟浩然为“故人”可见他们认识已有好些时间。李白在长江上游的蜀郡（四川）长大，二十多岁时第一次外游在开元十二-十三年（公元724-725年）沿长江出蜀，在荆州以北的襄州（襄阳）与孟浩然结识，后来再会于荆州以东的江夏（武昌）黄鹤楼时写下此诗。两次相晤之间多久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他出蜀沿长江东游于开元十四年到过下游附近的扬州并居留一段时间，之后返回中游的荆州地区居住，才在不早于开元十五年写该诗，所以当时他对扬州的了解已超越想像性的“向往”。（见熊万里“由《襄阳米颠》想到孟浩然与李白”，2006年1月1日，汉江传媒网；和“[福烓说扬州]李白与扬州 说法各有不同”，2010年9月28日，扬州晚报网）

我们可看看李白的其它诗怎么说扬州的。

李白有另外两首七绝直接使用了“扬州”之名，有趣的是两首均是谈与政坛国事有关的，而“扬州”出现在诗里作为一个对比。

第一首是《酬崔侍御成甫》：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李白“酬崔侍御”，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这首诗写于多年后的天宝六、七年或十二年（公元747-748年或753年），前两句指的是严子陵不愿意做汉光武帝随从而退隐的史事，后两句则指李白自己。这时的李白已曾于天宝元年被召进国都长安任翰林学士，供奉唐玄宗大约有三年时间但因仍觉不得志表示辞职，受唐玄宗赐予一些金钱返回民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居住。李白在诗里表白他辞职离开唐玄宗的情况类似于严子陵，并非自己宁愿到扬州去喝醉酒，可见已人到中年、曾任朝廷官职的李白认为扬州是喝酒放纵的好地方但并非他真正意愿，只不过当官不得志别无选择。在长江下游地区李白住过宣州（宣城），与曾任监察御史的崔成甫交往频繁，写过不少诗赠他，而此人因在朝廷遇问题被放逐回民间，比李白服侍唐玄宗的结局更差。（见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原载《文史哲》 1979年01期，中国文学网；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查屏球“李白第五讲   李白受诏入京前后的的活动与创作——盛唐文化与李白形象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李杜精读”，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据史书解释，李白任翰林学士时唐玄宗数次欲提拔他到更高官位，但每次均遭贵妃杨玉环反对并阻止（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

在作《酬崔侍御成甫》诗后不久的天宝十二、三年，李白作了《秋浦歌》十七首（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吴汉卿“秋浦盛名源李白”，2011年6月18日，原载《池州日报》，安徽文化网），其中第一首又提到“扬州”，内容也是怀念国都长安的，因见到类似于秋色的萧条而触景生情：

“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虽然悲伤与愉快心情相反，但该诗仍有与《酬崔侍御成甫》相近的意思，即想长安但去不了只能将眼泪送去扬州发泄。

扬州位于隋炀帝期间开拓的南北大运河上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唐朝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都市，有所谓“北长安，南扬州”之说（见郭志坤“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因”，2006年6月30日，东方网；和胡小武“城市意象的再生——扬州古运河景观改造的理念创新”，2008年第10期，《城市》）。《酬崔侍御成甫》和《秋浦歌其一》从不同角度表达了李白对长安与扬州的比较，即长安是国家政治中心而扬州是表述个人情感的地方。

李白是喜欢扬州的，不然不会去那里醉酒享乐，而且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他可能刚出蜀不久只有二十多岁，有可能更喜欢扬州。但关键的史实是年青的李白对政治的抱负已很强烈也已结交了一些皇朝官府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这首诗的最高境界时不应该忽略这点。

譬如说，在开元七-九年只有二十岁或不到时，李白已在蜀谒见渝州刺史李邕并写下《上李邕》诗，自比“年少”的“大鹏”，表达了远大的抱负和志向（见马军“唐诗中的重庆”，2011年3月21日，《重庆晚报》数字报）：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还喜好道教，出蜀到达荆州（又名江陵）时拜访曾被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皇帝召见并被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尊为老师的著名道士司马子微，被道士称赞他有“仙风道骨”，马上又以“大鹏”自比写了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文章。有学者认为将近二十年后李白被唐玄宗召进长安当官便是得到玉真公主的推荐。（见“历史解秘：李白进入上层是因跟玉真公主关系暧昧”，摘自康震《康震品李白》，2009年8月19日，神韵在线；和杨莹“李白与茅山道教的渊源”，原载《镇江日报》，2011年5月16日，金山网）

有意味的是李白在荆州见司马子微并写《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才去游扬州（又名广陵），游扬州之前或之后在荆州北面的襄州认识了诗人孟浩然，扬州回来后在离荆州不远的武昌黄鹤楼再为孟浩然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大鹏遇希有鸟赋》里对大鹏和珍贵黄鸟的不同描写显示出李白认为自己是远远在上的：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 尔其雄姿壮观，坱轧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李白“大鹏遇希有鸟赋“，唐诗之路）

尽管如此，李白对比他年长的孟浩然还是很尊重的。这也因为孟浩然是位结交很广的隐士，而李白很想通过隐居交友受国家重用。在沿长江出蜀到达荆州地区时在《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外他写的《秋下荆门》一诗（见陈才智“李白年表”，新学网）就清楚地表达了通过隐居交友成名这一心理：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早期的李白对秋天的乐观，与二十多年后做过并辞了朝廷官职到长江下游居住时写的《秋浦歌其一》里秋色“萧条使人愁”的悲观，很成正反的对比。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开元二十二年左右，襄州刺史韩朝宗邀请孟浩然去国都长安游览会晤朋友；孟浩然曾去过考进士，落了榜但有与著名文人丞相张九龄和王维相识交流，并因此见过唐玄宗但不愉快，便说不去了；李白则写了《赠孟浩然》一诗赞扬孟浩然的超脱（见“赠孟浩然”，唐宋名家诗词导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唐代诗人–孟浩然”，2007年12月26日，中国孟子网）：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然而李白自己没有放过机会。据说几年前他也访问过长安在玉真公主別馆作客，并拜见老文人丞相张说但不得如愿，张说则在那年去世（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朱耀儒“李白三次入长安”，2007年4月26日，西安晚报）。这时李白向也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韩朝宗送上《与韩荆州书》，以“龙门”称颂并“毛遂”自荐：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李白“与韩荆州书”，人文华夏网）

李白写得这么动听但朝廷仍没有招收他。

有学者认为孟浩然是在进长安考进士失败后才去“下扬州”的，即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于开元二十年左右而非开元十五年左右（见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语文备课大师网）。

在韩朝宗之后老文人丞相张九龄被贬职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招孟浩然为短期幕府但李白好像没有来往（见罗韬“杂拌小集：李白与张九龄有交往吗？”，2005年6月28日，金羊网；陈礼荣“状元宰相张九龄——开元年间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九龄的人生历程”，《荆州纵横》2007年第4期；“唐代诗人–孟浩然”，2007年12月26日，中国孟子网）。

终于开元二十九年过到天宝元年，李白才接到诏书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在当官前隐居交游的多年里，李白对历史上由隐居成大事的名人尤其是诸葛亮（孔明）的推崇和自比，多处流露。

他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推崇孔明的“风云四海”壮志并表示自己情感也如此，与《赠孟浩然》诗称赞孟浩然的超脱成明显对比：

“… 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在《留别王司马嵩》诗里他更自比孔明的隐居：

“… 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李白“留别王司马嵩”，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在《南都行》诗里他还流露了担心隐居太久成不了诸葛孔明的不幸：

“… 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李白“南都行”，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所有这些使我觉得李白对大鹏与珍贵黄鸟的比较、长安与扬州的比较，以及他对“孟夫子”浩然的仰慕尊重但认为自己会超越之上，是一种“孔”与“孟”之比。但这个“孔”不是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夫子”，虽然孟浩然是孔子学说继承人孟子的后裔（“孟建梁《孟氏名人录》告罄”，2009年11月8日，中华孟子学会）。李白不愿意通过科举晋官，而是希望能够在大事业上模仿著名的汉朝末期三国（演义）时代蜀国丞相诸葛孔明。

孟浩然隐居的襄阳原本是诸葛孔明隐居的地方，而再往北的南阳是诸葛孔明耕田的卧龙地，两地历史上属长江边的荆州管辖而荆州则是诸葛孔明辅助汉朝国戚刘备开始打天下的地方（见“襄阳古隆中·诸葛亮故居“，襄樊市隆中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诸葛亮的荆州情”，2007年12月17日，新华网；和曾麒“游南阳武侯祠 读王朝兴衰史”，2010年8月11日，中国网）。怪不得从刚从蜀地出来不久的年青李白选择了这著名地区来隐居交游好些年。

心怀无人认识他这位“卧龙客”的担心，李白没有只倚靠朋友。在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前他已入婿在襄阳和武昌之间的安陆，娶了已故前丞相许圉师孙女许紫烟、又名许萱为妻。所以在道教的司马子微道士及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和隐居文人孟浩然等之外李白还有姻亲关系，但在开元后期许紫烟可能与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张九龄同年去世（见“许圉师”，安陆信息网；和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

李白的另外第二首直接提到“扬州”的七绝（另外第一首是前面讨论过的《酬崔侍御成甫》）是《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所谓“上皇西巡南京”，指在天宝十四年受宠任的北方边防少数民族大将安禄山叛乱后唐玄宗在天宝十五年入蜀去成都避难，“南京”指那时成都，今天的南京当时称为“金陵”。李白在这里不但用了“扬州”而且是他多年前《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用过的“下扬州”，略为深奥。

从隋炀帝开始历代皇帝大概都有过沿南北大运河“下扬州”的传统，而这次唐玄宗入蜀走的只能是从长安入四川的“蜀道”，不可能是什么“清江万里流”而应该像李白早已写下的《蜀道难》所描述的：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蜀道难（原文与译文）”，古诗文翻译网）

特别有意思的一句是“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对比，知道黄鹤是无法飞上蜀地的虽然能轻松地飞下扬州。

在不晚于供职翰林时李白将《蜀道难》给老文人和著名书法家、秘书监官贺知章看，受赞叹被称为“谪仙”，有史书解释李白之成为翰林学士是因贺知章向唐玄宗推荐。后来两人均于天宝三年辞职离开长安。（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和王运熙、杨明“谈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远别离》的写作年代”，中国文学网）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唐玄宗皇后贵妃杨玉环及其堂兄宰相杨国忠，便在此次唐玄宗入蜀路途中在马嵬坡经唐玄宗随从禁军将士们要求而被处死，史称“马嵬兵变”。之后太子李亨登位成为唐肃宗在北方抵抗安禄山，唐玄宗成为太上皇在蜀避难。（见“马嵬坡兵变的主谋是谁”，2010年11月10日，中国战略网；“安史之乱——乱经过”，2010年12月16日，晋城在线；和“陈玄礼”，百度百科）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里提到的皇家建筑“散花楼”在今天的成都（见魏亦、凸凹“碧瓦飞檐 花近高楼”，2011年5月3日，成都日报），而前一首和后一首都提到“峨眉”、及“锦江”或“锦水”，无疑是描写上皇在蜀地的。然而“云帆龙舸下扬州”出现在事实之外，很有可能是对唐玄宗亲身经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故意过分恭维以起对比讽刺的作用–前面引用的李白其它诗词已显示出他爱好这种讽刺的性格。

与事实有关的是李白自己刚刚经历过了“云帆龙舸下扬州”：他携家在庐山居住避动乱，经唐玄宗儿子、江陵（荆州）大都督永王李璘恳请下山为其幕府，之后李璘率军在长江下游欲对唐肃宗造反和攻取广陵（扬州）–庐山以“云”雾著名而永王李璘当然是位“龙”子。

李白为此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但据后人考证认为也应是十首，另有一首他人加进去。其部分根据是这些七绝李白以永王幕僚身份而作，但不久李璘兵败身亡，之后唐军收复长安唐玄宗返回时唐肃宗才以“南京”命名蜀郡，所以《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在后，可能是李白被捕后为表示悔改、忠于唐玄宗而写，数目不应比前者少。（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谢柏梁“我辈岂是蓬蒿人”，2011年4月6日，新华读书；和“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

即使如此，我觉得《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有为李白自己的诸葛孔明式“三分天下”意图辩护的意思，大意是：上皇您住蜀的锦江流成万里长江，我引导您儿子永王顺水去拿扬州，虽说肃宗在北方是皇帝了，在蜀避难的您还有许多其他儿子。

安禄山叛乱时唐玄宗任命了几位其他儿子为地方大都督，其中永王李璘为江陵（荆州）大都督、主管长江中游及以南，之后李璘未得唐肃宗同意擅自率军“东巡”并准备渡江攻打广陵（扬州），自立一方的意图很明显（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和“《李白詩全集》”，“古詩詞”，翼報）。

安禄山叛乱时李白在北方仍有喝酒享乐，之后南下到庐山避战乱而不留在中原抗战；郭沫若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对此作了严厉批评，说李白“胡涂透顶”，犯了一生中最大错误（见“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但仔细看看李白《扶风豪士歌》里一些语句，像“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和看看他《猛虎行》里一些语句，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之前他已说了“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便明白李白是想模仿张良辅助刘邦建立皇朝大业，但面对北方动乱、知道所想国策皇帝不会接受反会动怒，便有自知之明而退回自己熟悉的长江流域（见“李太白七古一百五十七首”，曾国藩选编《十八家诗抄》，拙风文化网；“张良”，2006年9月4日，中安在线；和华炜“西汉“勋冠三杰”的韩信”，楚州政协文史第十一辑）。这是个人战略性撤退而非退出政治或不抵抗安禄山，郭沫若先生对李白行为思想的鞭挞未免失于片面。

前面曾谈到李白多首诗词自与南阳卧龙孔明相比。到了庐山避乱居住不久，江陵大都督永王李璘率军从荆州东行经过庐山，派官员三次上山请李白，第三次聘使是永王秘书韦子春，李白才接受（见李白“与贾少公书”，中国李白网；李白“赠韦秘书子春”，汉典诗词；和“李白与庐山”，2009年9月27日，网络孔子学院），颇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味道。当然庐山不是小茅庐，李白当过翰林学士已非默默隐居者，而李璘作为太上皇王子和大都督远超于“三顾茅庐”时的小州牧官刘备。

李白跟上永王李璘马上就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见“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八斗文学诗词大库）里流露出他辅助打天下的野心。

其二说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谢安石是隋朝之前南北朝时代南方以金陵为都的东晋王朝的丞相，在著名“淝水之战”率军战胜数目为东晋军数倍的北方前秦王朝入侵军队（见陈永汉“谢安与淝水之战”，2011年1月11日，人文华夏网）。李白的意思是如果受赋大权他能帮永王李璘做到如此。

其四说道：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

很像是鼓励永王李璘尝试在金陵即今天的南京自立皇朝，继承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包括三国时的孙吴（见“唐诗历史观念研究 李晓明著 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百科知识词典）。

其八、九说道：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这里李白吹捧永王李璘渡长江的壮举将会超越秦始皇（祖龙）和汉武帝的能力，而有协助创立和巩固唐朝的唐太宗（文皇）的气魄。如此比较，李璘不当皇帝成吗？

其十进一步向永王李璘解释，战胜动乱后至少应以金陵为中心有自己的小天下：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更具体的说：唐玄宗给你永王李璘在南方的权力是应该到平定局势后才归还唐肃宗，而从庐山隐居被请下来的李白我引导你创自己天下，小的也要在金陵。

其十一指出大目标是胜利进入长安：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从几首“东巡”诗的各方面看来，李白的“西入长安到日边”包括了鼓励永王李璘模仿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自己登基的做法，但其篡位之意超越唐肃宗原来已是太子的情况，与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相近（见“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新浪读书）。

以李白为幕僚的永王李璘“东巡”军队取下金陵，但在准备渡长江取扬州时李璘开始犹豫，手下将领带兵叛逃，永王军反被江北渡过来的、忠于唐肃宗的军队击溃，李璘在逃跑中被俘获杀死（见“旧唐书 本纪第十 肃宗”，国学网；和“李白一次夭折的“扬州之行””，原载《扬州晚报》，李白纪念馆）。

李白属犯了杀头罪，但得到当时负责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大将郭子仪说情，被改判为永远流放夜郎（见“《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

李白后来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有不少有涵义的回忆（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八斗文学诗词大库）。

夜郎应该是在今天的贵州境内虽然离那不远湖南境内也有个夜郎。按李白的描述旅途是沿长江三峡往西走的，可以说相当于他自己体验一下“蜀道难”：

“…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 ”

李白途中见到的长江三峡及其船景，“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与他辅助永王李璘“三分天下”之意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里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成清楚对比：显然他和永王李璘的“云帆龙舸”没有了，一切都是太上皇唐玄宗和子皇帝唐肃宗的天下，而且是“过扬州”而非“下扬州”。

而这之前的几句将所有责任推在已死的永王李璘身上，说李白自己是被迫的：

“… 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李白是否到达夜郎历代学者有争论（胡大宇“李白与夜郎”，娄山关新闻网），主流观点是只走到三峡上端的白帝城。在流放开始两年多后他获得赦免，从长江上游家乡蜀地的白帝城乘船返回庐山地区，乘兴写下了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同样千古驰名、阿公也最喜欢书写的七绝《朝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想想李白在《蜀道难》里说的“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知道他原先不很看得起黄鹤或猿猱。到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描写的走“夜郎万里道”，李白才觉得“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惭愧比黄鹤不如。现在被赦放了坐上长江顺水船，李白很高兴至少可以将一路上不停的猿猱啼叫声远远甩在身后。

后来李白可能与唐玄宗和唐肃宗同在宝应元年去世。按史书解释他与唐朝李氏皇帝同宗，祖先在隋朝末因罪流放去中亚西域，在他小时搬迁到蜀地。（见潘呂棋昌“李白杜甫年譜”，1996年9月28日，九思亭－潘呂棋昌教學／研究網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新唐书·李白传》注释及翻译”，阅读推介网；和“李白身世存疑：是皇室同宗還是西域胡人?”，2009年11月2日，广佛都市网）黄鹤楼

这些李白诗词的很小一部分不但显示了他闻名的浪漫主义风格，还揭示了诗人的现实主义思想。李白的现实精神往往通过浪漫主义艺术夸张来表达，而且广泛地使用了建立在成语、历史回顾和自然环境描写上的暗喻和讽刺，使人印象深刻但在他之后漫长的中国文化历史里没有被完全启明。

本文上一部分引过的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有探讨李白诗里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暗喻性描述。

李白诗词里对国家政治的批评是认真和深刻的。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书里提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对于玄宗朝廷是有严峻的批评的”（见“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封笔之作”，凤凰网读书）。有学者更指出李白对安禄山之乱时社会气息把握得很准确（见吕蔚“李白避乱隐居时期的创作及政治期待”，20102月4日，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李白从理想的设想回到现实之中，其创作在战乱之初表现出充实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李白虽然是盛唐精神气质最完美的体现者，但他也是最早开始意识到盛唐由盛而衰的诗人之一。他强烈的政治追求使他对社会的气息把握得非常准确，丰富的感情使他对政治时局也非常敏感。”

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出发，曾得出更广泛的正面结论：

“… 当时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在李白诗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的优秀诗篇的内容都能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愿望相一致，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性。”

即使如此，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追求大多不成功。有人认为李白的‘夜郎自大’式的夸张是失败的一个原因（“诗仙李白 政治上失败因放荡不羁狂傲自大？”，2011年3月2日，新华网）：

“李白诗中俯拾皆是的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的自夸。他一再标榜自己有管晏、鲁仲连、诸葛亮、韩信之才，但纵观其一生，我们看不到他任何政治才能，只有纸上谈兵和仕途上接二连三的失意。虽然入宫初期李白确曾在政治上显过身手，协助皇帝“制出师诏”，但终于没有看到他的一篇象样的“策对”、“奏疏”，没有看到他比较系统的辅政纲领。”

还有学者指出在历史上到了李白时代通过隐居当谋士而不通过科举出头已经“不现实”（孙彩霞、魏玉梅“从参政历程看李白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衡水学院学报》第8卷第2期）：

李白所赞许并每以自比的历史人物，如吕望、管仲、苏秦、范蠡、鲁仲连、冯瑗、毛遂、张良、诸葛亮、谢安等，都是因特殊机缘得以施展才干，或献奇策立奇功，其中多数人都曾登宰辅。这样的从政道路，在先秦曾经是现实的，在张良、诸葛亮、谢安的时代也还是现实的，到了天下早已统一，封建官僚体制（包括科举制）也早已牢固的唐帝国，就很不现实了。李白的政治理想却始终与一条不现实的道路纠缠在一起，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鲁仲连，裴斐先生说“他一生都是做不醒的策士梦”。所言正是。”

但李白并非完全没有过出头，他在唐玄宗身边做过翰林学士，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策略。他为人夸张固然是个缺陷，但他一生在长江流域的长大、成熟和安居，和他对长江流域文化的钟爱，也许更是一个他也自知的局限。想想前面谈到的诗句如“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可以看出李白习惯于从南方的文化、传统和人情角度出发考虑政治，但如果这些不被北方为强的国家领袖们接纳、打不过北方又不能自保小天下，有何作为？

李白辅助唐永王李璘的短暂经历只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弱于北方之现象的一个小插曲。从战国时代楚国、南北朝时代东晋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一直到今天，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几十年里的中国有过一段以南方为中心的、统一的和昌盛和平的时期，而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前五次航行便在这一时期进行。我有两篇英文博文，即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博文“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Part 1) – Opening China to Christianity”（英文提要：“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提到这方面部分史实。

我想爸爸对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赞赏与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有关联。虽然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谈到，爸爸对被调到马列主义哲学领域、不能继续研究文学或到苏联进修美学感到不平和遗憾，但他的1956年李白研究文章已显示出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至于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调在大学写作组写政治文章也曾到北京参加写作，与他的政治兴趣也一定有关系，尽管官方写作内容与他本人思想不甚符合。

因为他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讨论李白诗的艺术性与人民性的联系，爸爸的1956年文章完全没有提到李白本人的政治活动。但像我上面对李白诗词作分析而看到的、李白对以南方文化即当时长江流域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策略的偏爱，对爸爸来说有没有一些共鸣？我认为是有的。

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与比他资长的刘嵘教授的合作和矛盾，及刘教授来自与唐玄宗皇后杨贵妃同名的（浙江省）玉环县。还有趣的是，他们教的一位研究生李恒瑞，刘老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因为内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便来自河南省南阳市（“专家学者 李恒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也即历史上李白自我比喻“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所指诸葛孔明耕田的地方。在中山大学哲学本科之后研究生之前，李恒瑞在离贵州夜郎和湖南夜郎都不远的贵州凯里工作了十年。

南阳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到战国后期被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占领，其南北地理位置与安徽境内李白自夸能做到的、南北朝时代南方东晋王朝抵抗北方前秦王朝的“淝水之战”相近。这些当时属于南北交界。

到了李白过后一千年的清朝，长江流域就不一定属南方了而南北主要以长江为界。我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英文博文里有提到康熙皇帝曾劝告北方民众不要效法长江以南的饮食方式习惯以免由此变弱。

在21世纪到来前夕，爸爸发表了题为“在东西方文明整合中先行一步———迈向21世纪的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思考”的文章，内容与南北方不同文化历史有关虽然没有直接以其为主题。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广东在历史上有先行吸取西方文明的传统，这在今天应该被继承发扬：

“吸取西方文明，是实行东西方文明整合的第一步。在这方面，广东具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首先，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思想家郑观应最早提出“睁眼看世界”，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吸取西方文明并加以应用，力图对中国封建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吸取了西方文明。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东人民应该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更大胆、更有效地吸取西方文明。其次，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地缘人缘优势。广东毗邻国际化都市——香港，香港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在国外有许多祖籍广东的华人、华侨，他们本身对东西方文明具有深刻的了解，又对故国、故土具有深厚的情谊。”

简短的说，广东是近现代中国南方对外交流、吸取西方文明的主要渠道，该优良传统应光大发扬。爸爸眼界挺开阔，虽然他是江西人。

文章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权思想都产生于西方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世界，主要源于西方文明，产生时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到东方，同东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东方某些国家生根、开花、结果，陆续形成、发展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东方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公约》包含的关于人权的基本思想的承认。人权概念人权理论主要源于西方文明。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789年8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涵、体现了人权理论的这些基本思想: 1、人权的自在性，即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这个意思；2、人权的普遍性，即人权是每个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的人都应享有的权利，除非因犯罪而被剥夺某些权利；3、人权目的的自我性，即人权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保证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4、人权涵义的一致性，即人权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除了生存权、发展权之外，还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虽然这段引语没有说明，但应用前段里的分析，即考虑具体西方文明要素在哪里开始被吸取接受，便能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归功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加上西方文化流行的上海，主要推动力来自俄国十月革命及之后苏联（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06年6月5日，光明网；徐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2011年6月27日，东方早报；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2011年7月4日，新闻晨报），而人权思想传播的开始归功于来自南方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维新运动思想家，主要推动力是之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见刘俊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孙中山人权观的本位选择”，原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2005年12月5日，孙中山宋庆龄资讯网；和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2011年1月19日，山东大学校长在线）。

在我青少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见刘金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2011年6月10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巅峰阶段，前面这些讨论当时不但不可能而且会遭批判。

与爸爸相反，阿公不是政治里的人。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每天读报纸包括新闻和政治文章，但可能是曾任基督教牧师的小心，阿公在私下对政治也很少言论。

毛笔书法不但是阿公的主要爱好也是他社交的重要内容。我有好些小学中学同学喜欢阿公的书法作品，像袁凌同学就请过阿公写字幅在他家里挂起来。但阿公普通话讲得不流利，广州话只会听，所以潮汕人之外的社交不多。“黄伟生”同学是1960年代印度尼西亚“排华”浪潮时（见“梅显仁：印尼排华问题探析”，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月9日，新浪网）随祖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的潮汕籍归侨，他父亲“黄新华叔叔”是地理系研究环境科学的教师，母亲是护士，祖父也爱好毛笔书法，阿公便有经常跟他祖父来往。

后来妹妹“阿宁”上大学读的是环境地理专业，本文第二部分提到她名字还是阿公起的。

本文第三部分提到阿公在汕头地区盐灶教堂任牧师时教国文的“至善小学”是潮汕地区第一所教会学校。阿公读书的聿怀中学也是潮汕地区的第一所教会中学和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拥有五位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校友的名校，而“聿怀”一词是从《诗经·大雅·大明》里来的：“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见“聿怀中学”，百度百科）。我想这与阿公的谨慎为人处世也有关。

1985年时聿怀中学请老校友王超英为学校题词，85岁的阿公写了“和衷共济，光大聿怀”，结果他的题词被接受为“聿怀精神”，尽管不是很多人知道他（见“求实奋进 持之以恒”，2005年4月7日，汕头经济特区报；和黄素龙“汕头开埠后近代教育的发展”，2011年4月21日，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文革期间爸爸曾被国务院应该是文化部短期借用写作。潮汕著名国画家王兰若先生那时被国务院文化部借用到北京工作较长时间，回家途中在广州我们家住了一些天。兰若先生是阿公的潮汕地区揭阳县炮台镇塘边村近宗亲，比阿公年轻但辈分不低，阿公欣喜与他叙旧虽然兰若先生并非基督教界人士。如今兰若先生已办过百岁老翁画展，而他公子王璜生亦是著名画家，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见“王兰若百岁新作暨捐赠广东美术馆珍藏作品展 作者简介”，广东美术馆；和张莹“王璜生卸任广东美术馆馆长 称骨子里渴望闯荡”，原载《深圳商报》，2009年8月2日，新华网）。

也在1980年代中期，位于广州市海珠广场的原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旧址，改为广东贸易中心（见冯怡驹编辑“广东贸易中心背景资料”，2003年2月28日，南方网）。那时阿嫲已逝阿公在汕头市居住，广州美术学院一位副院长欣赏阿公书法，请他题名，因没有足够尺寸大笔，阿公用手抓一块棉布题下该名。

这栋1959年落成、与我同岁的历史性建筑物的前名是陈毅元帅题的，1970年代搬去新馆址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名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的（见“广交会”，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岭南星空下》之广交会展馆”，2011年3月21日，广州市广播电视台），阿公的题名有此相关背景荣誉，尽管当时无媒体报道仍属难得。阿公1988年去世多年后的2004年，潮汕地区出版了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终于在里面提到原“广东贸易中心”是阿公题的名（见黄舜生、陈廷文“《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将出版”，2004年5月17日，汕头日报；和“《文采风流今尚存》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集 作者简介（部分）”）。

不知道那位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是否曾与王兰若先生合作的著名国画家关山月？195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关山月与傅抱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国画还是毛泽东题的词呢。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四）——青少年时代的部分文化熏陶

（接上部分）

文化大革命十年渡过的青少年时代从今天的常理来说好像应该得不到多少文化熏陶，但由于非普通的学校和家庭环境，我接触到的文化内容虽然比在今天的中国远为缺乏，其范围仍可观，对自己的成长也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影响。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我1966年入小学前妈妈被她任教中学的“红卫兵”们“抄家”，之后应在秋季入学的我便跟阿嫲去了她家乡地区的汕头市，直到我们家在年底前搬进爸爸任教的大学校园后才回来。当时小学有过短期的“停课闹革命”（见陈向阳“停课闹革命”，原载华夏快递，2004年1月21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沈壮海、徐海蓉、刘素娟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学校德育大事记1967~1978年”，2010年5月23日，重庆基础教育网），所以到1967年初才上学我也基本没有损失正式学习的时间。

我上的是“七一小学”，即文革时期的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我们1966级有两个班，每班50个学生左右。我们“一班”同学多数是教师子女而“二班”同学多是学校干部和职工包括工人的子女。后来上中学我们升到市第六中学而他们升去市第五十二中学，这点我的一篇英文博文的一部分，“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3) – when violence and motive are subtle and pervasive”，有讨论过，主要涉及市六中的部分历史作为黄埔军校附属学校的后身。

小学的前两年是在文革的“批斗”和“武斗”动乱环境中度过的，我所见到的或听到的文革武斗事件是我同一篇英文博文的另一部分，“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所讨论的重点之一。

我们家住大学校园的东区但小学在西区，刚开始时多是爸爸有时是妈妈用自行车载我上下学的。中午休息时间在小学附近的大学教工食堂吃饭，然后在爸爸同事“郑云珍阿姨”家睡午觉。郑阿姨的女儿“钟秀红”同学与我同班，在课室里她和“袁凌”同学就坐在“杨俊慧”班长同学和我的前面，而我们的座位在最后一排。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二年级时我便经常和住我家附近的“李忠”和“徐志伟”同学一起上下学，这样多点安全保障因为我身材单薄。那时住附近经常来往的还有袁凌和“高峻”同学，但他们从幼儿园起便已是好朋友，两人一起上学更多一些。

李忠的父亲是工人，徐志伟的父亲是干部，到了三年级时他们好像是与住西区的、家庭有不少海外关系的“陈光炜”和“陈人立”同学闹矛盾，问我要跟那一边，我与他们都有来往，不愿意只跟一派，便开始更多地自己上下学了。

陈光炜是个脾气非同一般的独生子，当同学们的面也经常跟他父亲吵翻天。陈人立的性格则城府挺深，到了四年级便随家移民去了香港。

小学头几年上的语文、算术课，和后几年开始的物理课，虽然其编造都与革命内容紧密相关，但基本的知识有被包括在内，没有很特别的或很难的内容就是了。我自己学习相当用功，成绩通常很好，也有时间看其它书和报纸。我的独立性强，功课都是自己做的而且不喜欢让家里大人看，只在偶尔有问题时向他们询问一下基本道理。

体育课是我的弱点，力气和胆量不够，虽然我很喜欢打各种球，像乒乓和篮球。那时我们住的小楼房旁边和后面的空地是附近男孩们“打翘棍”的地方，我也学玩，有点像打棒球，但身体强壮的进行比赛时我就没份了。用木叉弹弓打鸟我是一只也打不到，打其它目标消遣，或跟伙伴们一起用一头开叉的长竹竿摘取在高树上的芬芳的白兰花，带回家里人人喜欢。

那年龄我很容易患扁桃腺炎发烧，但缺几天课问题不大。那时我跟住我家后面（南面）一栋楼房一楼里的“郑丹”同学和比她大一、两岁的哥哥“郑彬”很要好，因为他们父母是潮汕人和我们的家庭朋友。他们父亲原是校医院护士，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升格为医生；妈妈经常跟“郑医生”夫妇来往，他们对阿公阿嫲很关照，我生病时所用药也经常是郑医生开的。

本文第一、二部分发表的日子是在阿嫲的农历生日，第三部分发表的日子是在爸爸的公历生日，现在这一部分的发表我选择了妈妈在农历五月二十一的生日，今年在公历六月二十二日。妈妈不但是位工作认真积极的中学教师，而且多年来一直打理全家的各项主要事情。

小时候记得有过两、三次逃学，大概在二年级。第一次是因为郑彬一定要我拿一份他父亲开的病假证明后跟他们兄妹俩在大学校园里玩，花了不少时间在校中心、孙中山铜像北面的惺亭。后来觉得有意思我自己也试过一、两次，好像只叫妈妈写一张证明我身体不适的纸条，但我自己在校园里走的地方多一些。

郑医生家养了一条狼狗，有一次把郑丹的手给咬了。大约在陈人立全家移民去香港后不久郑医生也移民去香港工作，到中学时郑丹、郑彬全家都去了。

小学头两年我们的班主任是“江坤”老师，记得他是1960年代前的工人出身，为人开朗，办事踏实。二年级时在江老师带领下我们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比一年级时在小学校园“搞卫生”分量要重的“学工学农”体力劳动，去了两天在增城县的县城旁边，记得好像是搬运农民叔叔们收割的什么、大概是禾草，在大学校园里也有做的。那里公社生产大队安排我们品尝了当地特产、闻名的“增城荔枝”，既大又甜，是岭南荔枝中的佼佼者，宋代文人苏东坡所盛赞、清代慈禧太后品尝过的，其中的“挂绿”后来更创下“最昂贵水果”吉尼斯世界纪录（见蔡宗周“挂绿不仅仅是荔枝”，2005年7月26日，新浪广东；和“悬案考证:宋代文豪苏东坡品尝过增城荔枝”，2010年10月25日，增城视窗）。这与当时颇有植物园风味的大学校园里总办公楼“大钟楼”后面“马岗顶”上的荔枝林（见“校园景观植物分类”，“乱世浮生”，2010年8月17日，和杨海文“康乐园里的植物家族”，“海若海文集：忧伤的年轻人”，2011年3月31日，新浪博客）里既小又涩、而且未熟已被偷摘了大部份的相比，有天壤之别。

到广州市区外农村劳动更久的是从三年级开始每年去花县，一个星期左右，但记得我只去了一次，因为那时身体不太好，在肝炎的边缘。

在大学校园西北邻的“新凤凰村”参加半天或一天劳动就很普通了，包括在公社所属的一个工场。地点我挺喜欢的，回来时可以沿着田埂一边走一边看开阔的景色，再到村中心逛逛，“冯培福”同学家就住村里。别小看一个小村子，大学校医院开的中草药方还得到村中心一条小商业街的中药房去拾药，就隔一道校园西围墙和校门，那里传统式的“福、禄、寿”味道与大学校园里文化革命的宣传张贴环境或老建筑物的洋式风格均大相径庭。

可惜住新凤凰村的农民们即使到了今天也不一定用得起药呢（见薛德升、蔡静珊、李志刚“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医疗行为及其空间特征——以新凤凰村为例”，2009年05期，《地理研究》）。

在大学校园里的农场参加劳动更经常，但不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家住校园，就那么几个熟悉的鱼塘和文革开始后由草地开拓的一些农田；可以在农场部吃大锅午饭，就在“庄志”和“方小强”两位同学住家的附近，但有一回忘了哪位同学在饭里吃出一只蟑螂，我的胃口一下就没了。

难以想象的是，近年来我的母校的小学生们还会在学校午餐里经常吃到虫子，并患食物中毒，据说是因为部分老师和家长对大学食堂用大桶提供的饭食不满意，小学校方改用一位麦姓商人承包的、由一所幼儿园食堂提供的不锈钢饭盒配餐，结果反而引发各种事故（见“中大附小中毒生增至151 96人留院观察”，原载《信息时报》网络版，2006年10月13日，南方网；和“中大附小中毒事件续:多名师生称曾吃到虫子”，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6日，新华网）。

我上学那时小学本身也设有一个小农场，将教学楼周围的草地改种了番薯，还在小学以西教工住房附近开了一片稻田，但这些主要用高年级学生的劳力。记得到了高年级每星期都有固定劳动时间，同学们被分在“学工”组或“学农”组参加劳动。因为没有在小学校工厂车间里可以发挥的手工技能我属于学农组，但像冯培福、还有父亲是物理系教师的男同学“符兵”、“麦海涛”和“黄劲”，都应该是学工组的。

真正在工厂劳动是到了小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在小学楼旁边大学西南校门对面的广东省拖拉机厂，干了有三、四个星期。记得我去的是柴油机装配车间的滚珠轴承装配班，班里最壮的那位工人是会武术的，休息时一定要其他工人跟他来一下，或扳手腕。但我的动手能力差，没法较快地将滚珠轴承环装好，所以经常被支使去推小车运零部件。我们一块推小车的好像有“汤友志”同学，他哥哥是广州市中学生武术代表队的队员，可能还有庄志和袁凌，我们一边运东西一边评论车间附近厂区的特色，那里能见到1968年8月一次大“武斗”的痕迹。

那次武斗用枪械对打，而中山大学的“八三一”红卫兵带着大炮过去参加了（见阿陀“老蒙：“乌龙”武斗故事——武装进驻省拖拉机厂经过”，2011年1月5日，地方文革史交流网）。那个时期是中山大学“红旗派”及其前卫组织“八三一”势力的巅峰期，在1968年6月3日他们刚把对立的“东风派”在校园仅剩的两栋据点之一、物理系“十友堂”大楼用火烧攻占下来，助攻的中学生们还在战斗中将一位“东风派”领袖“阮向阳”活活地用乱棍打死，而此前校园对面“东风派”控制的广州电机厂和广东拖拉机厂经常向大学校园打冷枪（见我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六三”武斗时我二年级刚结束马上离开大学校园，本文上一部分提过的、妈妈被“抄家”时在场的阿公外甥“林维三舅舅”（与阿嫲正好同姓）带我到他的中山医学院学生宿舍住几天徊避一下，然后一起回他家乡、阿公原籍的潮汕地区揭阳县。在揭阳我不但受到阿公小妹即维三舅母亲全家的热情招待和关照，而且得以到阿公家乡的炮台镇塘边村去拜访阿公的四弟全家—阿公是倍受他们尊敬的大哥。

我想三、四年级是我们很多同学开始成熟的时候。

记得是在三年级时冯培福第一个学会了中长距离的游泳，是在大学校园的鱼塘里学的，到四年级时符兵也学会了。到了初中三年级他们和另外几个同学包括汤友志和庄志都参加过大规模的“畅游珠江”活动。本文第二部分曾提到我是在初中时才在大学的“周岳水”体育老师辅导下学会游泳的；大学北校门外的珠江我是没下过水，但在广州的那段珠江好像是毛泽东成为国家领袖后畅游的第一条大江（见窦应泰“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1956年毛泽东畅游珠江、湘江、长江纪实”，《党史文汇》2008年第9期，环球视野）。

开始成熟的男孩子会从性感角度议论和评论女同学，冯培福对此是不加掩饰的，而汤友志的表达则比较浪漫。他俩是在我记忆里最喜欢谈这方面“风情”的。

我的成熟标志之一是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比多数同学要早，跟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在六岁多开始阅读大人的小说“欧阳海之歌”相似。

我在英文博文里谈到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不确实的了解，譬如报道说中山大学红卫兵们将图书馆的西方经典藏书烧了，又将其它非革命的书籍烧了，最后把图书馆也烧了（见“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在我记忆里没有过中山大学校级图书馆大规模销毁旧书籍的活动，而且爸爸也只提起过有少数系级资料室的部分书籍被红卫兵们销毁了。

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武斗时期大学校区中心的图书馆是“东风派”红卫兵的总部和最后据点。动乱过后学校图书馆和各系资料室有重新开放，教师们可以借阅与他们领域有关的不少、虽然不是所有书籍。爸爸是文科社会科学的教师，他借阅书籍里的消遣类大多让阿公和我也看，所以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阶段我学会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从六岁多开始看小说时我便形成了上瘾的习惯，到这时更入迷了，每天看几小时一直到将整本、整套看完。

我开始时阅读的中国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之后又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和“隋唐演义”。在那个年龄学读古典文字小说从“西游记”开始本来是最合适的，不但其内容对小孩子来说兴趣大些，其古典“白话文”比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字也晚了大约两百年，更通俗易懂。毛泽东少年时看古典小说就是从“西游记”开始的（见龙剑宇《毛泽东的家世渊源》，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毛泽东遗物馆连载）。

但爸爸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有可能该书是他当时写作的一本参考书籍，我也只好大约在三年级时从它起学看古典小说。第一次没有全部认真看，有点像六岁多时看“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那样是选读的，不觉得很有兴趣的、大多是谈政治历史的部分便浏览跳过去。到大约五年级时“三国演义”又再看一遍，才更仔细的全读。

中国小说史上“四大名著”的概念是明朝晚期文人冯梦龙最先提出来的，那时称为“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每一部有其特定代表内容，而在一起有广泛的覆盖范围：“三国演义”着重于政治与军事，“西游记”着重于神话与宗教，“水浒传”着重于平民社会及其与官方的矛盾，“金瓶梅”着重于平民和商人生活习俗及其中的色情和性生活，其中“金瓶梅”包括其主要人物潘金莲和由开生药铺起发财的富豪西门庆从“水浒传”起源（见”明代四大奇书”，百度百科; 和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12期，中国文学网）。

但如本文上一部分所提及，从清朝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金瓶梅”一直是被当作“淫书”的官方禁书，其间只有在1957年由毛泽东主席下令影印了少量供副部级、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收藏阅读。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里有清初的版本（见叶桂桐“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文学网），但不管哪一版爸爸当时应该借不到这书，即使借到也不会让小孩子看。一直到今天我没有读过“金瓶梅”。

从清朝开始，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概念再没有包括被禁的“金瓶梅”，而是由后出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代替（见“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互动百科），其内容着重于上层贵族社会生活，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也没有“金瓶梅”那么不加掩饰，而是更为浪漫与委婉。

但爸爸并没有按照“四大名著”格式来引导我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记得“红楼梦”是到了大约初中三年级我才阅读，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也大概在那个年纪。而在那之前我应该已读过“封神演义”、“镜花缘”、“水浒后传”、“杨家将演义”、“雷峰塔奇传”、“说岳全传”等，之后在高中年纪时读的应该有“包公案”、“警世通言”和“桃花扇”等。这里面一小部分可能是从同学处借的，像“谢庆建”同学，他妈妈是校医院的护士。

也许可以说，按爸爸当时的眼光“隋唐演义”取代了“红楼梦”。这部比“红楼梦”早一个世纪的清初小说对政治和军事的着重与“三国演义”相似，但更多地描写了平民造反因而也跟“水浒传”靠近，而它对色情和性的描写重点放在隋炀帝的荒淫和唐玄宗的放纵，当然是关于上层社会的然而很公开直接。

我觉得爸爸对“隋唐演义”的兴趣与他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唐玄宗年代中国著名诗人李白的研究有关。爸爸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式作探讨，特别是以国家政治和社会环境作背景，我想受了不少他老师詹安泰教授的影响—当时詹教授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的一篇1953年论文“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见“一代词宗风范永存 人格魅力激励后人–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并举办纪念詹安泰诗词书画作品展”，2010年12月22日，韩山师范学院）。从下面引用的爸爸的1956年文章“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几个段落里可以窥见不久后学校会调他去教马列主义哲学的原因之一：

“李白的一生（七〇一–七六二），除了少年时的十二年和老年时的七年外，都生活在李隆基统治的时代（七一三–七五五）。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盛唐”。盛唐是李唐王朝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但也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正逐渐深化。李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他的大部分的优秀诗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了当时历史现实某些本质的方面。

…

… 盛唐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仅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唐以前的一切朝代，而且大大的超过了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各国。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各方面都给予其他国家重大的影响。当时有多少国家为我们民族的威武和强大所震惊。

…

唐玄宗李隆基本来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随着封建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他也逐渐变得昏庸了。到了天宝时期，国家政治不再是他关心的对象，女色，神仙和斗鸡走马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他曾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丞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通鉴）诗人在长安生活过一个时期，清楚的看到统治者荒淫腐化的情况。…

…

当时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统治集团多是奸邪卑鄙之徒。杨国忠是靠裙带关系爬上去的，李林甫是一个“笑里藏刀”的阴险小人。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不惜运用卑鄙手段打击排挤正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正直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完全违背良心、阿谀奉承，那么不管有多大本事，都没有出头的机会，诗人李白的遭遇正是这样的。…

…

唐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无限的满足贪婪的欲望，发动了对外战争。开元二十四年，李唐王朝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和吐蕃订立了“各去守备”的盟约，但是唐玄宗强令崔希逸背盟偷袭吐蕃。天宝八年又命哥舒翰攻击吐蕃的石堡，结果牺牲数万人。天空十年杨国忠为了自己取得功勋巩固个人地位，进行了对南诏（云南）阁罗风的战争，结果全军复没。杨国忠反而掩饰败绩虚报战功。天宝十三年杨忠再令李宓领兵出征，结果又是大败，前后两次牺牲了近二十万人的生命。…

…

封建统治阶级对内加紧剥削人民，对外发动战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尖锐化。公元七五六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之乱爆发了。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一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定叛乱。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也没有办法。国家民族正处在危亡的关头。这时只有广大人民真正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要求坚决抵抗，深信我们民族一定获得胜利，敌人一定会被消灭。所有这些都在李白的诗歌中得到深刻的反映。…”

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说李白时代的唐玄宗皇帝生活享乐放纵，在国家管理方面倚靠有婚亲关系或运用卑鄙手段的官员，而这些官员排挤打击像李白这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唐玄宗又很想征服西藏，不惜背盟偷袭，但屡次战败，牺牲了数万士兵；靠裙带亲戚关系上台的丞相杨国忠则特别想征服云南，也是屡次战败并牺牲了近二十万人士兵，之后第二年唐玄宗信任的、防御蒙古匈奴的北方少数民族大将安禄山叛乱，唐玄宗连抵抗的能力也没有，只好跑到云南和西藏之间的四川去避难，让儿子上台但唐肃宗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所谓“盛唐”，就这样地开始衰落。

有关历史里另外有意思的还有唐玄宗的皇后贵妃杨玉环，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四大美女”之一、受唐玄宗宠爱因而其堂兄杨国忠成为宰相大官，她还特别喜欢岭南荔枝呢（见“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杨玉环”，原载百度百科，2010年1月3日，广东高考政治网）。

安禄山（与史思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在被蒙古人元朝征服之前汉人统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打击的最严重的一次，这点我的另一篇英文博文，“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Part 1) – Opening China to Christianity”（中文提要：“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曾提到。

从学术研究的一开始爸爸就特别关心这种历史的“演义”，怪不得后来在1980年代他的一位研究生是廖晓义女士（见齐云、晓义“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根据和任务”，《开放时代》1985年第06期），即后来受美国克林顿总统夫妇欣赏的、荣获2000年国际环境保护奖“苏菲奖”的著名中国民间环保人士（见徐剑“民间环保活动家廖晓义情洒地球村”，原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12月13日，网易网）。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爸爸多年后曾回忆起他另一位老师冼玉清教授对他这篇1956年文章被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的高兴，还提到他自己对被调离文学和美学研究所深感的不平，虽然我想他没有像老师詹安泰那样被打成“右派”就已是幸运因为他离开中文系后发现苏联留学去不成的那年就是“反右”运动。这本1964年出版的论文集收入了“五四时代”以来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李白研究论文（见秋痕编辑“李白”，2007年12月13日，中国国学网）。李白通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人而与他同时代的杜甫被誉为现实主义诗人（见肖旭“盛唐时代的两面镜子——李白、杜甫创作个性比较”，中国文学网），而爸爸的文章讨论到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典型形象塑造、语言运用成就、艺术概括力、浪漫主义等。讨论李白诗歌现实主义性的学术文章非常少，譬如有一篇1987年的文章在这方面与爸爸的阐述还相当接近（见宋心昌“李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之我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百度文库）。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斗结束和公共秩序恢复后，爸爸确实卷入了政治。从1968年下旬和1969年上旬开始许多中山大学教师们到新建在偏僻的广东省韶关地区乐昌县坪石人民公社天堂山的中山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改造（见李国华、黄紫鹰、欧伦彬“中大知识分子与坪石镇”，2011年1月29日，《韶关日报》），爸爸在1969年去但到了夏天便因患严重胃溃疡出血回来住医院，出院后被调到中山大学“写作组”，开始了他在1970年代初的几年里作为一位参加写官方政治文章的笔杆子的经历。

今天人们会以为文革写作组里的“秀才”们都是政治上非常之“左”的。其实不然，譬如创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便是以笔名“梁效”闻名的、毛泽东直接指导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当时有名的文革写作组还有使用笔名“初澜”和“江天”的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组，使用笔名“唐晓文”和“汤啸”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使用笔名“洪广思”的北京市委写作组，和使用笔名“罗思鼎”和“石一歌”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见胡松涛“不识庐山真面目——试谈“文革”时期文章作者的署名”，原载《书屋》2009年第3期，2009年4月12日，文摘报；““文革”中的梁效写作组：在江青“关怀”下成长”，原载《读书文摘》，2011年1月4日，凤凰网；和“毛泽东：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摘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2011年5月7日，新华网）

当时与爸爸同在中山大学写作组工作的有比他年纪稍长的哲学系同事、袁凌的父亲袁伟时叔叔（习惯的称呼），中国哲学史专家和今天倡导公民自由的著名学者（见“袁伟时：希望未来不再走弯路——答《同舟共进》记者曾东萍”，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2期，2010年2月6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不“左”吧？

再举个例，当时与爸爸同在写作组的还有他1956年从中文系王起教授研究生学习提前毕业、准备去苏联进修美学时王教授新招的研究生“黄天骥叔叔”，后来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并荣获2006年“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知名学者（见“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这辈子就想当一座桥”，原载《广州日报》，2006年9月9日，新华网），也不太“左”吧？

他们当时的写作是按照上级的政治指示进行的。我记得写作组的领导是“张海伯伯”，一位文革前从南下的解放军部队转业到中山大学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家就住在郑医生家的楼上。他的副手是高峻的妈妈“罗婉华阿姨”，大学的一位人事负责干部（见兰岚“历史系老校友共叙半世纪同学情”，2010年10月17日，中山大学校友总会）。1966年我们家进校园时搬到的东南区10号之一楼下，原来一栋两层楼都是留学美国回归的知名化学家、民主团体“九三学社”在广东的发起人徐贤恭教授（见“九三学社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发展”，2005年12月23日，中山大学统一战线）的家居，他的孙子“徐广生”还比我大两岁，但在我们家进来时他们家将楼下让出来；在我三年级时爸爸去“五七干校”我们便搬去12号之二的一楼，高峻家搬进来。

高峻和袁凌都是我们小学班上和年级里的重要骨干。高峻在政治上比我要“正确”多了，老师下达的任务和布置的要求他是主要的贯彻者之一，他的一个得力帮手是“邓皓然”同学。

袁凌则是出人的精明。在三、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富于表达艺术并要求严格的“罗德贞”老师。大约在四年级时有一次同学们刚学习完林彪副主席的某个指示，我们两人下课后一起回家，还没出小学校门袁凌就起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林副主席的指示与毛主席的指示有所不同。我通常不说这种话，小学里有过个别学生、附近单位也有过个别人受其他人挑逗写反动标语遭批斗、殴打的事件；但因为袁凌友好地问，不愿停止而且又是在私下，我便回答说在具体的某一点上好像不同。结果第二天袁凌便向罗老师报告说我讲了林副主席的坏话，罗老师找我谈话我花了不少功夫解释，幸亏我平时表现好，但她仍向我家长妈妈反映了这事，要求对我更紧地教育。

四年级时我们班还来了两位说北方普通话、不太会说广州话的新同学：男生“齐向前”，座位就在袁凌前面，和女生“莫璐明”。他们俩各自的父亲在那时被调进这所大学，可能是因为文革武斗在解放军参与干预下结束后新成立的领导学校的“革委会”是以军队干部为中心的。

五年级是我从小学开始到博士学位结束二十年学生生涯里最受青昧的一年。那年小学来了一位年青的“阮嘉碧”老师，大概1970年刚从广州师范学校毕业（见“1970届——1982届校友名册(2）”，2011年4月19日，广州市协和中学（广州市师范学校）），不但成为我们的班主任还参与领导小学的红小兵组织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运气那么好我被阮老师看中，被提拔为学校红小兵大队组织的领头成员之一，忘了头衔叫什么，大概是“宣传委员”。大队长是“周英”同学，同级另一班的女班长。但我也就做了一年，之后升入中学制（初一仍是在小学上的）就没有红小兵组织了，而在此前和此后我通常只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或宣传委员。

因为管红小兵大队宣传工作，我也同时被任命为学生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大概是管事务的队长，齐向前是管文艺的，周英是指导员，莫璐明也是我们班同学里的很少几位队员之一。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而我是什么也不会，记得除了一、两次合唱外没上过台，但排练得陪着参加。阮老师要求特别严，学生军事操练列队时她会用脚从背后踢我们的腿关节，看我们是否站得稳。文艺宣传队练习时“一子腿”张开压得不直也会受阮老师训斥的，好在她知道我不是舞蹈人才也就不强迫我。在这以前的文艺活动我只记得二、三年级时的演话剧，那时高峻、汤友志、杨俊慧和邓皓然他们都是主角，我也参加了排练但没有担任角色，因为性格害羞用不上。

班里文艺活动的活跃分子里还有钟苹同学，是庄志的表姐还是我同桌位杨俊慧班长的好友，但她物理系教师父亲在文革初期跳楼自杀身亡，她的聪颖个性里也就带上了一丝隐约的不安。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我家搬进大学校园前的1965年我曾报考过海珠区一所6岁可以入学的实验小学但没被录取。阮嘉碧老师后来不但能到一所“实验小学”教书，教的还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广州的实验学校（见李亚书“精心设计练习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评阮嘉碧老师的《一个数除以小数》一课”，2005年10月20日，北大附中广州实验学校）。

在197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爸爸在大学写作组写文章，有时需要集中住宿不回家，写作组设在他原来老师冼玉清教授领导过的、许崇清老校长和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题过字的“孙中山纪念馆”（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中山大学）。有时他得到广州市东山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的写作，几个星期不能回家。他还去过北京写作至少有五、六次，每次从两个星期到一、两个月不等，在《解放军报》社、《人民日报》社或《光明日报》社，代表中山大学写作组或参加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

有一次他去北京是国务院的一个写作组借用的，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北京来函或电报到中山大学要求调他（也许还有黄天骥）去这个写作组，但学校只同意他被借用那次。是不是笔名“初澜”和“江天”的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组我记不确切了，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校园东北区5号楼下，“曾阿姨”家在楼上，每层两个住户。本文第二部分提到曾阿姨丈夫原来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死亡，而他原来属下的“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被提升为国务院文化部负责人又再被毛主席夫人江青送去坐牢；那时我们家还住在东南区10号而曾阿姨家住一栋两层楼也在我们家的后面、郑医生家楼房的西边，她的二儿子和小儿子也不时有玩“打翘棍”。

后来到了1980年代爸爸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辑委员（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考研共济网），与爸爸两人共同主编第三卷的北京大学徐琳老师原来是“梁效”写作组的年青成员（见李经国“隔世追忆《观雪记》挥泪怀思忘年情 周一良先生晚年二三事”，2004年11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

该书三位主编之一是林利女士，同盟会、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朝元老林伯渠的女儿，曾在1930年代苏联与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一起学习，当大家一起在俱乐部大厅收听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新闻广播时她们、包括贺子珍自己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已另有妻子了（见林利“我目睹了贺子珍、金维映在苏联学习时的不幸经历”，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25日，新浪网；和朱亚夫“春雨润物细无声——林伯渠教子故事”，2008年11月4日，内蒙古妇女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爸爸这种为官方写作的笔杆子也很少自己发表文章，因为不愿意说自己不相信或不同意的话。我能找到的在文革十年、即1966年夏天到1976年夏天里他署名的学术文章只有一篇，在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时与两位同事“韦石”和陈荣冠合写批判林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篡改”。浏览了这篇文章，我发现它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孔子”或他的儒家思想。

那时的“批林批孔”，批孔夫子比批林彪还厉害。发表爸爸文章的刊物是曾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中山大学学报》在1973年重新复刊的第一期，里面大部分文章是“批孔”的（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3 年01期）。“杨淡苇”同学的父亲、哲学系主任杨荣国教授带头而且有两篇，他还受到毛泽东本人欣赏而成为全国的“批孔”带头人（见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和“毛泽东：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摘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2011年5月7日，新华网）。连袁伟时叔叔，我记忆中“韦石”应该是他的笔名，也用真名发表一篇批判“孔子反动教育”。想想看，爸爸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身的，而他宁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林”但不“批孔”，值得回味思考。

根据历史回忆，当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派是支持“批林整风”但不支持“批孔”的（见李辉“1974年“黑画事件”真相”，2010年5月24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四十一、批评“四人帮””，摘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人民网）。我想当时情况有点类似于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爸爸所回忆的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本文第二、三部分提到爸爸是经同为江西籍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熊茂生叔叔”介绍、在文革前不久加入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的，而在我四岁多、大约1963年时熊叔叔从北京学习回来还曾送给我记忆特别深的小敞篷车玩具。熊叔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便发表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在那期刊物里还正好被一篇赞扬我刚读过的第一本大人书籍、革命小说《欧阳海之歌》的文章紧跟在后面（见《学术研究》1966 年03期）。

很可惜，熊叔叔在文革期间患癌症去世，大概最多也就四十岁出头。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杨荣国教授也因癌症去世，约71岁左右（见“杨荣国”，百度百科）。

文革时的中山大学写作组领导张海伯伯也在1970年代后期因癌症去世，当时还没退休，肯定比杨荣国年轻。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癌症那可是巧了。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与阿公同为潮汕地区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的几位跟爸爸相关的也是因癌症去世，包括爸爸的老师詹安泰于65岁左右、与爸爸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杜国痒72岁不到、和汕头大学首任校长许涤新在大约82岁。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将要访问苏联时也被发现有癌症，并因之于1976年撒手人间，这我讨论文革暴力的中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但周恩来身在北京，在毛泽东之前去世并比毛泽东少活了四年多将近五年。

在写作组工作期间爸爸被诊断患了接近晚期的肝硬化，他所患肝炎从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开始，已是久症。一段时间他后又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和风湿性两种慢性心脏病，而本应无法医治的肝硬化经过中药治疗后则奇妙地消失了。

今天的哲学界将爸爸与比他资历老的“刘嵘伯伯”和比他年青的“叶汝贤叔叔”共同称为广东省“三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这里引用的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余少波教授的提法（见余少波“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学习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哲学教授治学之道”，2010年12月1日，光明网博客）。余教授指出刘嵘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思想而爸爸的研究重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但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打击，譬如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妈妈就被她中学的红卫兵们“抄家”。袁凌告诉我他父亲也被学生批斗过。爸爸还好因为他年青而且教的是马列主义。

我在文革时问过爸爸：“你写过大字报批判其他老师吗？”爸爸回答说，其他人的事情不知道就只写了一张批评刘嵘副系主任的—我记得爸爸说指责他“实施家长制，不接受不同意见”。

爸爸真是书呆子。刘嵘伯伯早在文革前就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大红人，又是哲学系的共产党总支书记和主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的领导。爸爸跟他在在1964年合作写过一篇批判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4年06期）。如果没有跟刘伯伯合作，光靠熊茂生叔叔我恐怕爸爸入不了党，而马上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刘伯伯夫人“马菊英”老师又是教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家可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爸爸的脾气不好，有时会跟别人争论到发火，不欢而散。我在小学年纪时，听他谈到附近的一些事情我有时会说我听到的不同，“是袁凌告诉我的”，而这时爸爸会说，“不要袁凌说什么你就相信，袁凌叫你去死你去吗？”到了我中学年纪时，爸爸很愿意跟我谈他写文章的构思，但如果我提出不同观点他不接受而我再坚持他会发脾气，这时我如果不停止他会打我一巴掌，虽然过后不计较但他会说：“你有本事自己出去辨论啊，自己去死嘛，你以为你是爱因斯坦吗？”

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在中山大学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本科时刘嵘教授已是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我们全校学生们都听过他作的思想教育报告。那时爸爸也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了，委员会的文科社会科学方面是刘副校长领导的。多年后我听说在1980年代有一次学术委员会讨论教师提升教授职称时有些爸爸支持的人选被否决了，爸爸因此向学校写了一封正式信件指责刘嵘副校长“打击、压制人才”。

刘嵘教授来自与唐玄宗皇后杨贵妃同名的浙江省玉环县，在1980年代辅导培养了中国第一位毛泽东哲学思想博士，并在1989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见“著名哲学家刘嵘”，2007年9月12日，中国玉环新闻网），不管爸爸对他怎么看。1989年春天大学里有不少学生、教师上街集会表达政治意愿，爸爸没有参加但也捐了点钱—当然比他买的国债少多了。

刘嵘老师在81岁左右（因患肺癌）去世时，那天二月二十日（见“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刘嵘同志逝世”，原载《南方日报》，2001年2月22日，新浪网）正好是爸爸的生日，但无论如何他比后来在72岁多时因长期心脏疾病去世的爸爸多活了八、九年。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三）——文革“破旧立新”开始的记忆

(接上部分)

1966年夏天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家住的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同福东路将到终点与从海珠桥南下的跃进路和在它东边也是南下的小港路交接的地方，就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西边附近，地址我记不起来了但市二宫是在同福东路640号（见“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广州数字文化网，2009年6月1日）。

难忘的那一天是星期天，爸爸在家，上午带妹妹和我到市二宫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回家，上到三楼妈妈房间对面的楼梯口时，见到阿嫲站在走廊上对我们说，“你们千万别进去”。和阿嫲在一起的还有阿公的亲侄子“伟良舅”和亲外甥“维三舅”之中一位，好像是“维三舅”，而我们能听到房间里妈妈的哭泣和一些年轻人、多是男性的训斥她的声音。阿嫲告诉我们，妈妈中学的“红卫兵”们来“抄家”了，幸亏“伟良舅”和“维三舅”两位来自潮汕地区在广州市读书的大学生亲戚正好在我们家过星期天，跟“红卫兵”们论理一番后“红卫兵”们同意只抄爸爸妈妈的房间，不抄阿公阿嫲的。听从阿嫲的忠告我们安静地沿走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房间门口后进入阿公阿嫲的房间，两位舅舅中另外那位，好像是“伟良舅”，陪阿公坐着。

“来者不善”。虽然爸爸是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可他没本事跟这些“红卫兵”们碰，加上在家的所有大人们都不想让我和妹妹两个儿童目睹如此无礼、粗鲁的场面，大家决定马上让爸爸带我们两个小孩到大学校园里他的教师宿舍去避几天，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爸爸很好，怕我们知道什么了、被吓惊了，带我们到跃进路对面的雪糕（广东人对冰淇淋的称呼）店买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冰淇淋，再回马路这边坐公共汽车到大学校园去。

爸爸的宿舍室友和同事“熊茂生叔叔”真好，当他知道我们的境况后马上将他的床让出来，自己到另外年青教师的一个房间去挤一挤，使爸爸可以暂时地将房间作为我们的家。“熊叔叔”是爸爸系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与他相比爸爸此前连党都几乎入不了而不久就要到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没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多亏“熊叔叔”帮了他，爸爸那时也是个预备党员了，不过只靠“熊叔叔”的帮助可能不完全够的，“熊叔叔”自己就很不幸地在几年后患癌症去世。

大概过了几天后妹妹便回去跟阿公阿嫲，因为爸爸需要备课、教课和做研究；我比妹妹大几岁，自己独立看书写字，或在爸爸宿舍各层楼的楼梯走廊里及楼外附近好奇地走动观览。这宿舍楼是历史悠久的、以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和大学所在地原来基督教私立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命名的“荣光堂”。今天它是招待包括国外来的宾客的“贵宾楼”。（见“荣光堂Wing Kwong Hall贵宾楼”，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和刘根勤“[校长篇·钟荣光]浪子，猛士与圣徒”，广州图书馆，2007年3月12日）

过些天后我也回了妈妈宿舍家里，那段时间见到她的形象很难忘记：头发被剃得短短与男人的一般，只允许穿类似于工作服的上衣还必须佩带一个受管教批判之类的标志，每天定时早出晚归，不是去教课而是去参加学习班接受批斗和批判；她教的学生们成为“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并强制她接受他们对她的革命教育。

爸爸妈妈房间里我喜欢的物品全没有了，被“红卫兵”抄走没收了，有几件物件我印象很深。

妈妈的女装自行车没有了，记忆中是英国“莱莉”（Raleigh）牌的，好在过了几个月后它有被归还，记得是经过“红卫兵”审查后除部分衣服外唯一被归还的物件。妈妈经常要用自行车，原来每天上班是骑车来回的，学校在同福西路（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红十字会医院的西边；后来我们家搬远了去了大学校园后妈妈也仍经常用它，使它成为我的记忆里唯一有深刻印象的妈妈的自行车。

爸爸的望远镜没有了，有点像军用式的，虽然不像（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熊叔叔”送我的小敞篷车属于我的玩具，但它也是我喜欢玩的，从爸爸妈妈房间的窗户用望远镜可以将南边远处的市第五中学的楼房拉近看清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宿舍楼西墙外小街有个卫生防疫站，那街应该是南村路，一直通到市五中的。五中比妈妈的中学大得多，是解放后广州市政府办的第一所公立中学（见“学校简介”，广州市第五中学），也是当时海珠区主管中学的教育部门所在地，而且有教工家庭宿舍在校园里，这之前和之后妈妈经常带我去那里探访她的一位教师朋友，他的女儿比我大几岁。

妈妈的留声机没有了，很多的唱片也没有了，它们是妈妈非常喜爱的物品，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的音乐感也不错。去年我挑了2月19日来发表这篇博文的第一部分因为阿嫲的农历正月初六生日正好在这天，但2月19日还正好是历史上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获得留声机专利权的日子（见“历史上的今天 2月19日”，中国网）。

妈妈在念中学的年龄时学过钢琴，会弹一些西方经典小作品但更主要的是担任汕头市基督教合唱团的伴奏；不久前在香港逝去的基督教圣乐家纪哲生牧师先生当时是合唱团的指挥（见陳麗斯“聖樂家紀哲生安息 被稱對教會聖樂「貢獻巨大」”，香港《基督日報》，2009年12月28日）。中学毕业时妈妈想读音乐学院，后来还是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念大学时也经常给各种学生音乐活动作伴奏。

当中学教师后妈妈弹琴的时间和机会少多了，好在有这留声机和古典音乐唱片，不是妈妈买得起的而是她的学友运好。

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妈妈住在校园里最有历史和文化风味的学生宿舍、建于1933年的女生宿舍“广寒宫”（见“浓荫掩红墙 书墨久留香”，原载《广州日报》，大洋网，2006年3月25日；和“广寒宫”，中山大学本科招生网，2007年4月5日），与妈妈同房的有两位成为她的特好朋友。

一位特好朋友姓谢，我叫“舜明阿姨”，是原籍潮汕的新加坡华侨，因为她的男朋友、原籍福建的“林叔叔”要回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读大学并参加国家建设，她尾随而来；“林叔叔”到北京读的应该是北京工业学院、即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舜明阿姨”则留在广州念中文。各种待人接物的规矩，妈妈是得到“舜明阿姨”不少指点的，毕业后“舜明阿姨”到北京国家部委部门工作，有时也到广州，记得特别是1970年代她妈妈从新加坡来广州与她团聚住旅馆而“舜明阿姨”先到我们这里，那时（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住在我们楼上的革命老干部“曾阿姨”特别关心，因为她也是新加坡归侨。

可惜的是，“舜明阿姨”在1980年代因癌症去世，早走了一位精明干练而又有人情味的国家干部。“林叔叔”退休前一直在国家电子工业部属下机构做技术研究，经常有到广州出差并与我们相聚，还发明申请过国家、国际专利呢（见“安全栅 (30-Apr-1986) Safety grid for mine”，Intellectual Property Library, IP.com）。他们的两个女儿与我年龄相仿，我读大学时她们一个读护士专业另一个读医科。大女儿后来成为一位早逝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领导者也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外孙媳妇；不奇怪，原来就喜欢与高干子弟们社交，在1970年代后期和她妹妹一起来广州玩时楼上“曾阿姨”比我大几岁的小儿子就对她特别钟情。

妈妈的另一位同学、室友和特好朋友是“周媺阿姨”，我没见过的因为跟妈妈同学三年后她便回香港了，将自己作为学生所带的物件留给妈妈，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留声机和唱片，也有一些质量挺好的衣服；之后妈妈仍有与她保持联系。

“周媺阿姨”是一位湖南籍国民党将军的小千金，去香港是自然的，不过她是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在1951年从香港回广州读书的；也许“周媺阿姨”受了她姐姐的影响抱着天真理想来走姐姐走过的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路但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对前途的观念有所改变，1954年回香港探望生病母亲后便没再回广州完成学业（见許麓清“「追憶大學時光——文學知青到弄潮商海。」 ——訪51級中文系周媺校友”，立白杯2010 寻访中大校友足迹，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10年9月30日）。

“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曾是1946-49年期间中山大学进步学生运动里著名的“民主姑娘”，在1950年代更与文武双全的东北解放军和志愿军将领汪洋（已逝，与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名而已）结为伴侣，同甘苦共患难，也还相濡磋切诗词文学（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严茂胜“冠盖京华 心系中大——访在京解放战争时期中大校友侧记”，中山大学校友总会，2004年3月3日；和礼平、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只是当时已惘然 昨夜星辰昨夜风”，纵览中国，2010年8月21日）。

当时很年轻、不为很多人熟悉的汪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国陆军交锋、后来并攻克南韩首都汉城的116师的师长。志愿军在攻打南韩主力部队第1师固守的小城镇云山时没想到碰上了美军“开国元勋师”、机械化的骑兵第1师的增援，其师长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但志愿军仍打了“云山歼灭战”胜仗；到了汉城总统府后汪洋师长还弹了钢琴，更写下“抚琴总统府，饮马汉江边”的豪放诗句与他远在香港的新女朋友周湘玟交心；不久后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周湘玟从香港到朝鲜战场与汪洋相聚并在那里完婚。（陈辉“中美陆军精锐的首次交锋”，新华网，2007年7月25日；不变爱国心“八车美军尸体！汪洋将军眼中的云山歼灭战”，中华网，2007年9月11日；和“名将汪洋最先突破三八线 打败美军常胜师”，凤凰网卫视，2010年7月5日）

如此有能力和才华的将领，难怪汪洋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了研究发展卫星导弹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见“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但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中华电子网）。

然而“周媺阿姨”留给妈妈的留声机和唱片被“红卫兵”们“抄家”抄走没收，再也没有了。但在这种时期，连“周媺阿姨”的姐姐周湘玟也受怀疑为“问题严重”，汪洋将军被领导命令与她离婚，幸好经过调查由当年地下工作领导人提供事实证明这位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民主姑娘”的革命忠贞，更糟的劫难才未发生（见杨子才“立身有高节 满卷多好诗”，《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8日）；“周媺阿姨”那时要还在中国大陆的话日子也很可能不会好过的。

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破旧”又称为“破四旧”，即打破“封、资、修”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当时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10万家人家被抄家，北京的红卫兵还到山东曲阜孔夫子家乡将他的庙宇和陵墓捣毁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共产党东北局领导人宋任穷的中学生女儿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告诉毛主席她的名字是“宋彬彬”，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她便真的将名字改为“宋要武”，据说这之前她已带领“红卫兵”们将她中学的校长打死了。文革结束后宋任穷将军接替汪洋将军成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宋彬彬留学美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并于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 — 麻省理工学院是著名科技圣地连进去都很难这我知道的。（见心远“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宋彬彬”，《多维新闻》，2004年2月20日、21日和24日，文心网；易师钟“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多维新闻》，2007年11月24日，木子网；李平“曾蔭權的文革知音──宋彬彬”，《蘋果日報》，2007年11月27日，壹蘋果論壇；吕铭康 ““文革”初期“破四旧”是怎么开始的？”，世界文化遗产网，2008年12月15日；和“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历任部长简历”，兴悟网，2009年12月29日）

然而在这种清教徒式的和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狂热的背后有许多事实、包括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己的、与这面纱是“里外不一”或者“前后不一”的。

最会令在文革期间从童年往少年青春过渡的我惊骇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莫过于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标志着我童年启蒙教育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当时阿公用优美字体题写在每页的开头我仔细认真地每字每句摹仿将练习簿填满的，现在发现很可能是毛泽东从一部中国古典色情小说里的一首色情诗改写而来的。

毛泽东为李进（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的诗是：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清朝时代署名“临川山人”的色情小说“花荫露”里相近的色情诗是（见毛翰““天生一个仙人洞”原是淫诗”，毛翰博客专栏，2009年4月8日）：

“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

有两句真的太接近了，尽管整首诗的精神状态很不同。据分析推理，在毛泽东写这诗的1961年中国很少有人看过这本色情小说“花荫露”，但毛主席不但看过、有深刻印象而且化用了里面一首色情诗的句子为自己的诗句（废话一筐“无书不读的毛泽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6月30日）。

从后来大家了解到的毛泽东对带浓厚色情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钟爱来看，这个推理应该是对的。

明朝期间署名“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第一次将长篇故事的描写深入到中国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其文学水平之高而被许多文人学者称之为“第一奇书”；但由于有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该书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数百年间屡屡被以“淫书”之名被列为禁书。（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

在1950-60年代毛主席曾多次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推荐“金瓶梅”（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有一次他向当时管理建筑工作（后来在1989年期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另一次他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

又一次毛主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说《金瓶梅》没有传开是因为人们不爱看、因为它只暴露黑暗而不只是“淫秽”，是不符合历史或现实的：该书在明末的崇祯版本后被清朝列为“淫书之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代中期为止都是被官方禁的，其间只有在1957年在毛泽东指示下影印了少量，只供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和以上的领导干部阅读收藏（见“毛泽东为何会解禁金瓶梅 首次定义为谴责小说”，21CN论坛，2007年1月30日；和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三 新中国成立后《*》之际遇”，新浪读书，2008年10月10日）。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明朝大官文人王世贞的两代三人父子坟墓陵园被当地农民“破四旧”摧毁，园地被平整改成农田（见“《<金瓶梅>与王世贞》”，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据毛主席生前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告诉共产党胡耀邦总书记他所作的严格记录，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1966年5月到10年后去世毛主席自己再也没看“金瓶梅” — 很显然毛泽东自己很清楚在这时期“金瓶梅”属于什么范围（见徐中远“胡耀邦：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人民网，2011年2月11日）。

阿公教我识字开始的著名毛主席诗原来是色情诗背景而来，当时大家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但在被“抄家”后妈妈和阿嫲都经常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好在“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原来是位基督教牧师。

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在阿公阿嫲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阿公的书法名声首先是在基督教界中开始的；广东省书法协会理事、原汕头市文联文艺讲习所所长、潮汕著名书法家苏伯炯先生在2002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将我阿公基督教牧师王超英在1930年代题写的汕头招牌与著名的上海书法家唐驼、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等三人所题写的一同提起，其中唐驼和于右任题写的是大公司招牌，华世奎题写的是酒行招牌，阿公题写的是西医诊所招牌（见苏伯炯“招牌·广告——30年代汕头杂忆之二”，《汕头房地产月刊》第99期，2002年4月）：

“有几家西医师诊所，是由汕头基督教牧师王超英题写招牌，王的书法学颜真卿、何绍基，结字严谨，运笔丰厚，雅俗共赏。”

在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的）“七·七”事变前阿公只有三十多岁但已被正式按立为潮汕地区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而从苏伯炯先生文章更了解到阿公当时已是位书法家。

在1950年代退休后阿公更有时间和功夫钻研毛笔书法，我在1970年代少年时期经常为阿公研墨牵纸，观看他用笔的功夫和兴致，倾听他的品评并与他讨论。

在他1988年去世后，阿公的墨迹不但被收入了2004年汕头市“文采风流今尚存——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所出版的、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名的专集《文采风流今尚存》（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还被收入了2005年出版的《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和蔡仰颜“独俏一枝春——读《潮汕历代墨迹精选》”，原载《特区晚报》，新浪网，2005年4月20日）。

潮汕书法家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阿公的一幅用鸡毫软笔所写墨迹（见“王超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阿公所抒写的是周敦颐“爱莲说”的一部分：

“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我知道宋朝文人周敦颐的“爱莲说”是阿公最喜欢的文字之一，但我少年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故不甚知道原来著名革命文学家鲁迅（周树人）和大家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都是周敦颐的后裔（见李海文“周恩来与鲁迅同宗同族考实”，《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7日，人民网）。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书法家里还有一位名为王资深的，那可是阿公的父亲，也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虽未成为正式牧师（见“王资深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是王资深写给一位医生留存的墨迹，这与苏伯炯先生所提阿公为西医诊所题写招牌，有连贯性，本文第一部分也曾谈到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历史上首批华人西医生之一；林章造也还是牧师呢（见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6月，百度文库）。

我研究了一下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的姓氏、出生时期和籍贯，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只有阿公和他父亲是父子两人一同入选此珍贵历史墨迹收辑。许沛波先生网站转载该书里阿公和他父亲的生平简短介绍是：

“王资深(1876–1953)，揭阳炮台人。毕业于汕头贝里神学院。书法师法二王、颜真卿和何绍基，擅榜书。”

“王超英(1899–1988)，揭阳炮台人。长期从事宗教工作。”

也值得惊喜和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至少有两位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对爸爸的知识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是他当学生时跟随过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和古典文学专家詹安泰教授，爸爸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起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的两位直接指导老师之一便是詹安泰教授（见高齐云“记冼玉清老师的教导”，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詹安泰先生被誉为“岭南词宗”（见杨媛“一代词宗出潮州：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潮州举行”，《羊城晚报》，2010年12月21日，凤凰网），也还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家（见“詹安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很可惜，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詹先生被打成“右派”，又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受折磨于1967年因癌症去世（见“詹安泰年谱”，潮汕风情网，2010年7月26日；和汤擎民、黄昏“当代词学家詹安泰”，大洋网，2010年8月30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一百多位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下于1924-25年创建广东大学（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邹鲁应该说是对该大学所有学者们的影响都很大，虽然其影响对后来人像我爸爸不是直接的（见“邹鲁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更难得的是，出生于1885年的邹鲁老校长的生日与我纪念阿嫲的农历生日同日，也与我纪念爸爸的公历生日同日；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阿嫲生日是农历正月初六、即本文前两部分发表的日期，和爸爸生日是公历2月20日、即本文此部分发表的日期（见罗林虎“邹鲁”，南方网罗林虎博客，2009年9月26日；“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和“鄒魯”，《中華百科全書》，臺灣中國文化大學，2005年10月25日）。

在这《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还有一位本来很可能会对爸爸有直接影响的在广州的全国有名哲学家，但这位学者在爸爸从文学转到哲学教学、刚开始哲学研究时便因癌症去世。

爸爸后来在他的一本专著的“自序”里谈到他从进入文学到转到哲学的那段个人经历，这里引从1951年到1960年代中期的一部分（见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1951年秋至1955年夏的本科学习时间，先后得到詹安泰、王起、黄海章、楼栖、容庚、高华年、冼玉清、董每戡教授等的亲切教导… 本科毕业时，王起教授免试录取我攻读他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这一切，为我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出现了我意料不到的事件，开始影响我学习发展的轨迹。当时，中山大学正筹备复办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的哲学系，计划选派合适人员赴苏联留学，学习美学，以便日后回校任教。有关领导找我多次谈话，希望我接受这个任务。我听后思想十分困扰，感到难以抉择。… 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和征询师友、亲人的意见，我设想留苏学习美学后，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将重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即把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同意提前毕业，于1956年7月告别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意料不到的事件接踵而来，使我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更大的转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复办哲学系的事一时告吹。二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影响了派遣留苏生的部署。… 这种种情况，既排除了我留苏学习美学的需要，又堵塞了留苏学习美学的可能。组织上从工作需要出发，让我留在哲学教研室担任公共哲学课教师。我虽然表达过回中文系的愿望，但最终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 而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1960年秋，中山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办和招收本科学生，我也转为哲学系教师。在当时中苏分歧全面化和公开化的情况下，留苏学习美学当然全无可能。可喜的是1961年至1962年间，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我还去旁听、学习了有关美学的课程。我从肖前、徐琳、庄福龄等老师的讲课中，获益良多。回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后，我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程。我希望把美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结合起来，作为日后学术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实现我心中长久的爱好及意愿。但是，很快发生了所谓“教育革命”，从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革除了美学课程。我想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了。紧随而来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

我所见到的爸爸的哲学学术文章的第一篇是与黄春生老师合作发表于1960年的，在该刊物同一期里还有哲学家杜国庠的文章（见《学术研究》，1960年第Z1期）。

杜国庠先生是第一位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即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见李魁庆“杜国庠”，潮汕特藏网；黄羡章“杜国庠——潮汕第一位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5日；和“历任领导”， 华南师范大学）。

新来到这相对陌生的领域爸爸一定将会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影响，但杜国庠很快地便在1961年1月因癌症去世，终年72岁。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爸爸的同事和教师宿舍室友、年轻的“熊茂生叔叔”后来也因癌症去世，以及后来（我姑妈、姑父和）爸爸去世时也是72岁。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杜国庠的墨迹是他写给中山大学1951年毕业生们留念的（见“杜国庠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

爸爸那年刚要入学，还年青。

之后像他的回忆所描述，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人事和政治因素使爸爸的教学和研究内容越转越“左”。文化大革命后他挑选了在他后半生领域里受后天性政治干扰最少的内容写了上面引到的专著，还算是满意的；他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大陆曾是过带头的（见”歴史沿革”，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

《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选辑的潮汕历史上书法家里另有一位许涤新，曾是中山大学早期学生因而或多或少地受过邹鲁的影响，并曾受到杜国庠先生的帮助。

1925年周恩来带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到汕头市时，年轻的许涤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并是潮汕地区最早加入共青团的青年之一，而杜国庠则被周恩来任命为金山中学校长；当时周恩来极力鼓励金山中学扩建为“岭东中山大学”，但未能如愿，而当时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广东省革命政府教育厅长则是后来（本文上一部分提到过的）1960年代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见黄羡章“许涤新——中共经济统战工作的最早开拓者”，原载《潮汕民国人物评传》，hxz的博客，2008年9月2日；和陈汉初“周总理曾力促金中办成“岭东中山大学””，《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4月17日）

许涤新在1926年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但那年邹鲁的校长职位已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政治上更“右”的学者戴季陶取代（见“中山大学校史：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校史：戴季陶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校史研究室）。

很快地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手的1927年，许涤新被中山大学开除，好在命还保住了。1929年许涤新入国立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后杜国庠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又在1933年5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那年我爸爸才出生。到了1960年爸爸的第一篇哲学学术文章和杜国庠的文章在同一刊物的同一期发表、如爸爸回忆的中国政治不断地往“左”去的时候，许涤新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作为经济学家的许涤新与哲学家杜国庠两人为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61位里潮汕地区就有两位，而且像阿公和阿嫲恰好分别是揭阳县人和澄海县人。（见黄河“融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许涤新”，原载《潮南》，潮汕风情网，2008年8月30日；“许涤新的经纶与世用”，《中国报道》2010年第1期；和陈晓航“许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原载《晶报》，揭阳新闻网，2010年2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后，许涤新终于成为新建的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因癌症于1988年即我阿公同年去世但比阿公年轻几岁，82岁左右跟阿嫲1980年去世时的年龄接近。

许沛波先生网站所转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里许涤新的墨迹（见“许涤新作品”，原载《潮汕历代墨迹精选》，许沛波书画篆刻网，2005年7月5日），是他题给吴南生留念的宋朝词人陆游（陆放翁）的诗《快晴》的两句：

“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後梅。”

想想阿公启蒙我的著名毛主席诗，再想想阿公喜爱的周敦颐名句，真希望许涤新先生的“陆放翁”喜悦心情能被更广泛更多地兑现。

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妈妈被“抄家”时，这些潮汕书法家里邹鲁已于1954年在台湾蒋介石亲自登门恭贺他70大寿的10天后便去世（邹鲁：国立中山大学创校校长”，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4日），有点“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味道但所谓七十只是虚岁，69岁而已；杜国庠在1961年72岁不满时已去世；而詹安泰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离世时没有古稀之运，才65岁左右；这时只有许涤新仍健在但也开始被迫害批斗关押数年。，

广州市妈妈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们不知道阿公是来自潮汕地区的退休基督教牧师，已算很幸运了。

中国的官方户籍制度是很严格的。阿公阿嫲在1959年从潮汕地区搬到广州来帮爸爸妈妈抚养我、入广州市户口被批准时，妈妈填户籍表报了阿公的职业为“教师”而没有提“牧师”；这并非完全不对，因为阿公在当牧师的同时还在教堂附属的小学兼授“国文”课，所以也是一位教师。

1960年代在广州，阿公阿嫲每周日都有去基督教堂参加礼拜，主要去住家附近的小港堂，在小港路153号；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跟阿公阿嫲去那里礼拜，但阿公阿嫲没有安排过我受洗礼，大概因为爸爸不是基督教徒，而且阿公阿嫲也没有像在潮汕地区时那么活跃因为他们特别是阿公对广州话不很熟悉；今天小港堂已被安排迁移去天河区，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第一座新建的基督教堂 — 天河堂，并起广州市基督教会的中枢纽带作用（见“天河堂简介”，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本文上一部分曾提到“建元舅舅”读书的工学院当时在天河区。

妈妈和阿嫲告诉我，在1966年妈妈被“抄家”的几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一些陌生人突然来到小港堂登记参加礼拜的教友们的名字和住址，但阿公阿嫲因为感觉不适这段时间没去教堂，故没有被登记。我读到的一篇“破四旧”回忆文章指出这些户口和登记资料对“抄家”的重要性（见徐友渔““破四旧”无恶不作 《人民日报》叫“好得很””，摘自《1966年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华网，2005年8月19日）：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

所以阿嫲后来经常说，幸亏有“主的保佑”，教堂被登记的星期天阿公阿嫲没有去，妈妈中学“红卫兵”们来“抄家”时又正好是星期天、有两位潮汕地区来在广州读大学的“舅舅”们在家跟“红卫兵”们讲道理，免了阿公阿嫲的灾难。

但实际上阿公是已经被错误地批斗过的。在1952年土地改革时阿公被他任牧师的教堂当地的农民当成地主对待，被打到卧床不起几个星期，到后来农民们发现他跟教堂的田地没有关系才停止批斗他。当时“建元舅舅”可能还跟着阿公阿嫲生活，但妈妈已随大学生工作队在另外的农村地区参加土改运动，所以也知道成为土改对象有多么不幸；所以妈妈后来在广州报户籍时称阿公为“教师”是有先见之明的。本文上一部分也曾谈到广东土改的一些弊病和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曾谈到一些在我个人环境周围曾出现或见到的“祸不单行”现象。阿公这次虽然没有被“抄家”，但后来在1970年代中期我们家住在大学校园里时他有一次在校园外集市买菜回家路上在我念书的中学门口附近被一辆卡车的侧面撞倒了，好在没伤筋骨，但司机下来看一下后便驱车扬长而去。阿公当时已是70多岁人，大腿上大片的红紫瘀伤数月后才痊愈。

我是应该在1966年秋季7岁多时入小学念书的，在1965年6岁多时我曾经报考过在住家附近（可能在同庆路上）一所海珠区入学年龄低一年的实验小学但没有被录取，但妈妈被“抄家”批斗后家里再也不愿让我进附近的小学。我记得很多时间跟爸爸在他的大学教师宿舍住，自己学习，不记得秋季开始时有进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大概因为我们家在大学校园区没有户口。过没多久阿嫲便第一次回汕头市探亲，带我一起去，等我们在冬季回到广州时家已经搬进大学校园里我也就可以在附属小学读书了。从这时开始我见到或听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我不久前的一篇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专门讨论。

跟阿嫲到了汕头，那里的精神面貌比起在广州感觉好多了。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阿嫲林珍华原籍是澄海县盐灶乡人和阿公阿嫲原来在盐灶乡住。阿公阿嫲在盐灶乡住那是因为阿公是盐灶基督教堂的牧师。从盐灶出来的、阿嫲的祖父林章造是潮汕地区最早的西医生之一，也从盐灶出来的、女纺织手工艺家林赛玉是中国两大抽纱工艺之一的潮汕抽纱的发明人。

今天，盐灶被誉为潮汕地区“天主教、基督教教会活动及西医西药和抽纱工艺等文化最早发源地”，潮汕人对其推崇不亚于对毛主席的怀念，这从本文上一部分多次提到的广东著名重要报刊“羊城晚报”于2009年12月24日为那个周末的圣诞节和毛泽东生日在“潮汕文化”专栏安排的内容里，可窥其一斑（见“粤东周末”和“粤东周末：潮汕文化”，《羊城晚报》，2009年12月24日）。

阿公在盐灶任牧师时兼授“国文”课的教堂附属小学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学校，被名为“至善小学”（见陈卓坤“潮汕教会女学知多少”，原载《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2月16日，潮汕特藏网；和“盐灶”，维基百科）。正如宋朝文人王伯厚之“三字经”所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见“《三字经》的核心思想为何来自孟子？”，原载《中华读书报》，国学网，2008年6月27日），阿公对我的启蒙教育用心是“至善”的。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公阿嫲如果还住在潮汕地区的话，当时风波灾难大概少不了。但他们已搬走多年，而留在汕头市的我的大舅父即阿公阿嫲的三子三女中最大的、还有我的小阿姨即妈妈最小的妹妹，都是凭自己工作建立事业的：大舅当时是汕头市抽纱进出口公司里一位对产品已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职员，而阿姨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化学工程师。虽然说阿嫲的近亲里有不少的抽纱业商人，妈妈的两位年长哥哥都还是做具体业务的，而从妈妈开始的四个手足在解放后全部上大学了。

与妈妈被“抄家”批斗的境况不同，汕头的大舅家和小姨家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各种问题的群众讨论，或在家里有兴趣地争辩。“建仁大舅”唯一的女儿“素娴姐姐”跟着一大帮她中学的多数是男性的“红卫兵”们到外地“串联”去了，有没有到了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记不得了，但“素娴姐姐”在家的床便成为阿嫲和我的床。这些活跃的政治活动是不含暴力的，唯一的例外是大舅的长子“伯虔哥哥”，学习、体育、表现全拔尖的高中生成为汕头市一个“红卫兵”大组织的领头之一，后来还在带领“红卫兵”们冲击市公安局时被楼上砸下来的砖块打到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

“伯虔哥哥”太忙了，不多见，但大舅家的其他表哥们带我去离“外马路”家不远的海边拣贝壳，和在近一点的解放军军分区干部宿舍旁边的篮球场上教我打篮球；可惜“伯虔哥哥”没空，他可是校篮球队中锋，后来在广州读广东省粮食专业学校时也是；1980年代他在美国堪萨斯州进修面包制作时我就不知道了，白人的个头高多了，学院在美国前总统、原二次大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家乡地区的曼哈顿市这我的第一篇博文“Greeting the New Millennium – nearly a decade late”有谈到。从美国回来后他还当过汕头市粮食局的副局长呢。

阿嫲的母亲姓谢。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我的接生医生，即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的嗣女、终身未婚的邓京育医生，她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的抽纱商人父亲是阿嫲的谢姓表弟；本文上部分曾提到1990年亚洲小姐吴绮莉，亦即“小龙女”的婚外妈妈，她的外祖母是阿嫲的谢姓表妹；还有潮汕地区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師谢雪璋牧師也是阿嫲的表妹，她在文化大革命里有被批斗（见陳潔光“潮汕實地考察之旅”，香港基督教潮人生命堂；和汕头教会“谢雪璋牧师，我们怀念您”汕头基督教会讯20期）。

1966年和阿嫲在汕头，阿嫲的谢姓表弟们不少是原来做抽纱业生意的，他们家请吃饭时有大螃蟹；在小姨和姨丈家吃饭时有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有名的“薄壳米”、和小田螺；但不管在汕头哪里总会吃到鲜美的蚝烙（见“汕头蚝烙”，博雅特产网）。

我是在汕头时第一次学弹钢琴的，虽然我在广州的基督教堂也见过和在妈妈的中学里玩过。阿嫲的亲侄女“爱辉姨”给我上了几次课学最基本的一点点，那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多年前妈妈读中学在她家寄宿时曾弹的。

阿嫲有好多个弟弟。最年长的、也即林章造医生牧师的长孙，继承祖志学西医后在盐灶乡开乡村诊所治病；不幸的是“林学道医生”在1949年解放左右时突然去世，死因我不清楚，有说是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共产党吓死的，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冤情或是个冤案。

阿嫲的其他弟弟们是跟谢姓表兄弟们一块做抽纱业生意的，但没到解放时已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只留下我称为三老舅即“爱辉姨”的父亲在汕头看管资产。我到他们那里跟“爱辉姨”学钢琴时，洋房二楼有一个房间的木地板中心已经陷得很厉害，不小心的话真能摔下到当时被政府征用的一楼 — 别摔坏了自己或砸伤了住楼下的市公安局副局长。

三老舅妗夫妇留着最小的孩子“爱辉姨”在汕头陪父母并学音乐、两个立志从医的儿子“明理舅”和“明德舅”在中国读医学院，送其他的子女们也去澳大利亚。今天只有长子“明理舅”还在中国，是在武汉地区工作的很有成就的妇科专家，虽然“爱辉姨”的姐姐曾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夫人的身份在北京住过几年。

邓京育医生的早逝的香港医科同学男朋友不算，我认识的谢姓表舅里也至少有两位，“景阁舅”和“景开舅”，在中国大陆读医科毕业后工作了不少年。

第一次到潮汕地区，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还有潮州市，潮汕地区的前首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汕头成为通商港口之后其中心地位才逐渐被汕头市代替。潮州市区在沿着韩江的山丘上，风景幽美还带有不少古式建筑风格，包括纪念曾任潮州刺史的唐朝大文人韩愈的（见“文化潮州”，潮州市图书馆；和“潮州:一个执着文人与一座城市的传奇”，原载《北京日报》，中国文明网，2010年6月29日）。

大概是刚过了1967年的元旦不久，我便随着阿嫲回到广州。这时我们家已搬进大学校园，我也就正式开始在校园里的小学入班念一年级。

我的个子高瘦，从小学入学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将坐教室的最后一行。一直到离开这小学校前，坐我身边的是优秀贤惠但执着地严格的女孩“杨俊慧”，而坐我前面的是聪明能干但会耍点子的男孩“袁凌”、即爸爸的同事“袁伟时叔叔”（见黎红雷“《岭表哲思》序”，中山大学哲学系，2010年12月2日）的小儿子。挺有意思的名字，但别以为“杨俊慧”的父亲是爸爸和“袁叔叔”的系主任、与毛主席同为湖南籍并紧跟毛主席红得发紫的杨荣国教授（见凡歌“杨荣国：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原载《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中大子弟网；和王保贤“应该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光明网，2010年5月28日），那是“杨淡苇”。“杨俊慧”班长的父亲是物理系教师，而她的好朋友“钟苹”同学的物理系教师“右派”父亲刚跳楼自杀死了这我不久前讨论文化大革命暴力的英文博文，“Team Canada female athletes disqualified from Commonwealth silver medal, jailed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warded with Nobel peace prize, and others in between (Part 2) – when violence is politically organized”，有提到。

（转下部分）

忆往昔，学历史智慧（二）——童年的启蒙

（这篇博文于2011年2月8日同在我的中国凤凰网博客送交发表，但在那里目前仍在受审核中）

（接上部分）

光阴似箭，一年时间过得真快，我的阿嫲、外祖母林珍华的正月初六生日又到了（今年在公历2月8日），而我在她去年生日发了这篇博文第一部分后还没继续。不是我懒，只是在上一部分发了不久后我增加了在Facebook上网页的活动，之后我写中文博文的时间几乎全花在跟Facebook相关的内容上，像我新开的新浪博客和网易博客同时发表的文章“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新浪博客的文章“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和网易博客的文章“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全是有关Facebook或有关我在Facebook的英文专题网页里登载的一些内容。

不能说是我追逐潮流，只是要使自己关注的英文文化的和中文文化的内容互相交流，花的时间比只使用一个语言要多很多，而当发现了在Facebook上可以较快地使这些内容与网络上更多的文化内容接合起来并经常与其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反馈，何乐而不为？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学讲几种方言，因为跟阿公阿嫲一起生活，他们刚从潮汕地区的盐灶乡搬到广州，讲的是潮州话，住在妈妈的中学教工宿舍楼里，其他小孩讲的是广州话（外省人称之为广东话），而江西来广州念书再留校教书的爸爸的大学同事们讲普通话（以前叫国语）。

但我对方言的了解即使几十年后的现在也大部分限于口语，因为中文书写是按普通话学的，而这基本满足了后来作为学生和之后的主要需要。

小时候坐在阿嫲床上她会给我、后来给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看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潮州白话文，但我是一点也没学进去，因为没有真正要用到的地方。

开始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在家里不是妈妈，虽然妈妈教语文；她工作非常积极，整天在学校，也不时带我去学校，但在那里她要备课教课，由其他老师或学生带我玩。

在家里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也不是由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学者的爸爸；他周末才回家，靠他的话更不可能。

我的中文启蒙老师是阿公、外祖父。

我小时候跟阿公阿嫲的关系特别亲近。阿公阿嫲住一个小房间，爸爸妈妈住另外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搁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后只能搁一些小家具，所以我从小跟阿公阿嫲同床睡，大一点后不需要太多护理也经常跟妈妈或者在周末跟爸爸妈妈睡，直到七岁后我们家搬去大学校园里我才第一次正式地有自己的床。上次提到我四岁多时仍有时要阿嫲背着我走路（或者阿公抱我在他手臂上），这性格与当时独立空间缺少也可能有关系。

除了看书看报纸，或者看他玻璃瓶子里养的热带小“斗鱼”被放在一块时打斗，阿公的爱好是他终身最大的兴趣：毛笔书法。来请阿公写书法留念的亲戚朋友或间接知道慕名而来的人不少，但我最喜欢的是阿公留给自己的几个小烟纸盒，里面每张小卷烟纸上有一首七律诗或七绝诗，阿公用毛笔尖写的，但在放大镜下看每个字、每一列句和整篇均翊翊如生、优美流利，跟正常尺寸的没有两样。

在我大概四岁左右阿公开始教我写字。正式第一次时，他在一本学生练字的格子簿每页的第一行或第一列用钢笔写下毛主席的七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则用铅笔每一列或每一行的摹写，把整页、整本写满。

阿公挑的这首诗不但著名而且让我觉得很亲切，爸爸的名字里有“云”而我则是一个“峰”。按官方的记载，毛主席的这首诗是在1961年9月9日为李进同志（即其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写的，但后来毛主席在1976年的逝世正好落在他这首诗的15周年；近年来关于毛泽东一生的报道比以前的官方政治宣传放松很多，大家可以了解到9月9日对他来说若有非常境遇的话凶多于吉（见“毛泽东诗词的背后”，原载《文汇报》，新华网，2008年04月15日；和“看毛泽东一生惊心动魄的六个9月9日”，人民网，2010年09月08日）。

我那时候小，大一点后才知道阿公阿嫲从潮汕来广州帮妈妈抚养我前阿公王超英在潮汕地区已是一位业余书法家（见“汕头十四书家遗墨5月29日起在翰苑展出”，《汕头都市报》，大华网，2004年5月27日；又见李扬琳“文采风流永存不朽 "汕头十四书家遗墨展"举办”，原载《汕头日报》，广东省文化厅，2004年6月10日）。

当时学了有几个月我也就懂字了。1963年将到夏天妈妈快再生一个孩子，问我要弟弟还是妹妹，我答“妹妹”；妈妈住进医院后，果真是个妹妹。爸爸回家在房间里在纸上写下“玲”字，告诉我是为妹妹起的名，令我将纸交给阿公；我认得这个字，便带着纸走出爸爸妈妈房间在宿舍三楼的公共走廊上往西走过了“严老师”家房间门口之后到了阿公阿嫲的房间进去给阿公；阿公看了，用纸写下“宁”字，我也认识，又带着新字沿原路回去给爸爸，爸爸同意了。

“阿宁”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我稍大一些后家里大人经常提醒我，要我千万注意：小时候我经常患扁桃腺炎发高热，大概四岁左右的一次发病阿嫲带我去离家不太远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看，医生说应该打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针来杀菌；阿嫲告诉医生我每次青霉素试针总有阳性反应，但医生说这次发烧太严重，也无须试了，便给我打了一针；回家后我开始严重反应，进入休克昏迷状态，阿嫲赶快叫来脚踏三轮车把我送回红十字医院，但到这时医生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我只能接受红霉素，当时中国很缺乏；幸好休克几个小时后我被救醒了。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可是中国医疗界于1904年成立的中国自己的红十字会救护机构，最初计划去中国东北地区参加日俄战争的救伤工作但未被接受，但仍与中国与英、法、德、美西方四国为相同目的在上海设立的“万国红十字支会”、即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同年（见“医院历史沿革”，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10年5月17日；和池子华“红十字会创建：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7月29日）。

我对这次生命危险事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五岁多时因为有点肝炎在红十字院住了几个星期，当时家里给我一瓶酱油，我每餐将白饭加咸，胃口好一些。后来到了我初中的年龄经家里人的要求医生用快速手术将我的扁桃腺摘掉，不过那时我们已不住在红十字会医院区域。

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与爸爸同是江西人的“熊茂生叔叔”是爸爸的同事和大学教师宿舍室友，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带回一辆小敞篷车玩具送给我；我喜欢的不得了，老在阿公阿嫲的床上玩，有时候也跟隔壁“严老师”的两个小孩一块玩；我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约是1964年，“严老师”的小孩姐弟俩收到了一辆大卡车或大救火车玩具礼物，请我到她们房间去看，我看的很羡慕，真有点眼红。

1963年是“熊叔叔”和爸爸合作发表学术文章的唯一年份，两篇文章在不同刊物的同第4期发表，一篇两人另一篇三人合作，而刊物同期里其他文章全是单人写的，还有许崇清老校长的文章领头、金应熙老师的文章‘承前启后’，很难得（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和《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熊叔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癌症去世，才三十多岁，为人活跃开朗，很可惜。

再一个重要事情我也记得。有一天我正自个在宿舍一楼大门里站着发呆，有一位女士走进来，对我说“你是阿峰我认得，我是你的黎明姨，从上海来看阿公阿嫲，听说你会写字了”；我当时不记得认识她，但跟她点头看她上楼。等会我回到阿公阿嫲房间才知道“黎明姨”是妈妈的一位表妹，北京体育学院游泳系学生，我便给她看我写的字；吃饭时“黎明姨”要喝冷开水，我觉得有意思，即时向她学，结果一直到现在除非生病我基本只喝冷水。

“黎明姨”姓郑；她父亲是住上海的老生意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瘫痪，“黎明姨”学会针灸自己将父亲治好了（信不信由你，但她父亲确实因中风瘫床）；她谢氏母亲住香港，是我阿嫲基督教家庭那边的一个表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之后“黎明姨”经常从上海来广州跑点小生意，住我们这里；在1970年代中期她陪已能用拐杖走路的父亲到广州和她母亲从香港回广州团圆，也住我们这里，同来的还有她当时丈夫吴先生和独生女“绮莉”；不久后她便带着小小女儿移民去香港了。

大概在1989年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教大学时，有一天到系办公室同事Theresa冯小姐家，Theresa的姐姐Christine和一位平时我没见过的女士在家，那位女士见到我突然对我说，“你不是高峰吗？我认识你，我是你黎明姨。”真的是她，带女儿从香港来温哥华念中学，母女在温哥华住一段时间后经Christine推荐“绮莉”参加了香港的亚洲小姐选美赛，结果真选上了并成为电视明星，也即今天大家知道的国际驰名中国香港武术巨星成龙在婚外所生的“小龙女”的妈妈（见“吴绮莉：女儿知道成龙 但没提出见面”，徐州《都市晨报》，2010年10月1日；和“吴绮莉称从未后悔 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原载《海峡都市报》，新安传媒网，2010年12月13日）。

几个带点悲伤的小故事，但在那个时代的生活里应该不奇怪。

除了学认字和写字，听电台广播的故事是我童年启蒙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从很小开始我每餐是自己一个人坐一张小椅子上吃的，至少在三岁左右已开始，因为记得我喜欢吃麦片糊，阿嫲经常做给我吃，但我老要问，“阿嫲，是麦片吗？”阿嫲说是我便说，“怎么麦片里有粥？”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家里大人们喝米粥多于吃米饭，阿嫲给我做的麦片糊也掺了米粥。

吃饭时间也正好是电台（多是用广州话）播送故事的时间，从四、五岁开始我就学听一直到上瘾，每天必听；现在记得起的有话剧“山乡恩仇记”（见“剧目介绍：《山乡恩仇记》”，广东话剧院）和长篇小说“北山记”（见陈建福“司令员作家”，《解放军报》，1987年10月4日），全是讲解放前共产党在广东的游击队的故事，绘声绘色，令人入迷。当时不久还有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见“红线女北京献演《山乡风云》念白始终用粤语”，原载《广州日报》网络版，南方网，2009年8月20日），但年龄小的我对粤剧一窍不通，听不懂；直到现在我对方言里俚语的了解也不多。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吴有恒的背景非常不一般：原籍广东省恩平县的他曾任共产党的粤中纵队的司令员，解放后成为广州市的党领导之一，但在1957-58年反右期间因为有“地方主义”倾向被撤职下放到工厂工作；但由于他华侨地区出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同为恩平人）及香港背景，曾深受文化教育熏陶，故能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并很快地成为知名作家，后来又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文革后复刊的“羊城晚报”总编辑（见贺朗“吴有恒与《羊城晚报》复刊”，《炎黄世界杂志》，2009年第06期；和吕胜根“鳌峰钟灵毓秀 恩平人杰地灵”，大江网）。

这些政治、即广东当地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解放后受排挤打击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据说跟当时在广东的共产党中南局领导人、后来到北京成为副总理并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又被打成“刘邓陶走资派”之一、患癌症去世的陶铸有关（见吴幼坚“我的父亲吴有恒(下)”，三色堇吴幼坚博客，2008年6月16日；马恩成“我眼中的陶铸”，原载《湘潮》，中华网，2008年3月13日；和“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西部法制维权网，2010年11月07日），也跟当时共产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赵紫阳有关（见牧惠“谈谈广东土改”，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4年7月16日），不过在1980年赵紫阳被任命为国家总理时吴有恒已获平反并任命于“羊城晚报”。

但童年的我对这些政治当然是完全不知道的，只知道妈妈也会写作和发表作品，稍大几岁后知道妈妈认识广东作家协会的不少作家，跟年纪相近的作家协会秘书“仇智杰阿姨”（见“仇智杰 (1933～)”，中国作家网；和“广东文学院首任院长仇智杰到我市参观歇马举人村”，恩平在线，2009年4月2日）是要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仇阿姨”比我年纪小一点的独生子在1980年代从“羊城晚报”记者做起，近年来是该报纸主要编辑之一。

妈妈念大学时是大学队业余乒乓球员，毕业工作后继续为广州市队业余球员，打球打到成为广州市女子单打季军，也打到她1957-58年怀的孕未产已夭亡；之后马上又怀了我，才放慢下来。

我的童年启蒙教育也不完全是在家中接受。有了妹妹一段时间后，大概是我五岁左右，阿公阿嫲要护理“阿宁”，我便被送进在同福中路的一所幼儿园成为一个日托小童。我记得幼儿园是在红十字会医院的对面，那应该是1953年建立的在同福中路399号的“同福中路幼儿园”（红十字会医院是在396号），是所属海珠区教育部门办的第一间公立幼儿园（见“同福中路幼儿园”和“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幼儿园”，育儿网）。

我记得的幼儿园的印象之一是，图画书比家里要多看很多，这原来家里较少；之二是，很多小朋友们一块念儿歌和唱歌，我记得最流行的儿歌是：“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

但我很快地便因开心唱歌而违犯纪律受到批评：每天午觉时间到2时10分或15分结束时广播喇叭会播放一段音乐，小朋友们在10分钟里仍不许出声，需集中思想使自己苏醒，等第二次音乐播放时起床，但有一天下午在第一段音乐播放后我突然大声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这可不得了，幼儿园老师为此专门跟妈妈谈话，要求对我教育更严格。

除这些教育外，我记得的还有老师阿姨教游泳，我学的会浮起来但不会真的游，而且没多大用途因为几个月后我便离开幼儿园（可能是在被批评后不久妈妈便把我撤走），浮水的基本要领很快地就被忘了。我重新学游泳还是到了初中开始的年纪，在大学校园里由妈妈的潮汕老乡、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周岳水教练”教的（见“周姓”，《国际名人录》网络版，国际名人网），但我体育素质不好，游不快。“周教练”原来在当体育学生好像还认识同为潮汕籍的“黎明姨”，但我记不清楚了。

其实在妈妈家的教工宿舍里也有不少其他小朋友不时一块玩，但玩的内容更多是跳橡皮筋、跳绳或踢鸡毛毽，而我在那个年龄哪样也不行。

就这样地受启蒙教育到了六岁多不到七岁，我便因一个机会而开始看大人读的书了，而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读报纸，特别是里面的连载故事；家里订有“羊城晚报”。

1965年10月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了，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买这本书的人列队如长龙。妈妈的吴姓两表弟“伟理舅”和“伟烈舅”兄弟俩当时是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伟理舅”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本作为礼物送给我。

尽管有很多字我不认识而且第一次浏览大人们的书便是这样一本厚厚的，我当时却是认认真真地自己阅读，还不时跑去告诉阿公阿嫲或爸爸妈妈书中读到的情节，虽然有不少内容并未完全看懂。

小说描写了一位湖南省桂阳县籍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从小过贫穷生活靠乞讨为生，18岁参军在部队里经过锻炼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经常做好事的模范，最后还为了将被快速冲来的列车吓惊的战马推下铁路轨以避免与列车相撞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欧阳海是一位真实人物，1959年初参军，在部队里多次因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在1963年11月18日在将受惊战马推出路轨时被282次旅客列车撞成重伤，经抢救仍去世，当时才23岁（见“欧阳海”，互动百科）。

这样一位年轻英雄烈士的故事怎能不使我当时很求上进也很有情念的孩子心受感动？我出生的时候欧阳海参加解放军，他在1963年冒危险保护火车上几百位旅客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我在那时能做的只是在玩玩具时想象自己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

但跟广播里听到的“山乡恩仇记”和“北山记”一样后来人们才了解到，真的现实与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不同。

小说作者金敬迈当时是广州军区文化部所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当他第一次在部队基层听到有关欧阳海的故事时，听说的是一个叫欧阳海的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

当场轧死可能没有，双腿当时被碾碎了；无论是小说的情节，还是欧阳海家乡地区湖南省郴州市政府网站登载的相似文章，都提到出事地点的湖南省衡山县有关部门人员进行了抢救无效后欧阳海才去世的（见郑东、汪渊及王洋“寻找英雄–欧阳海”，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05年7月14日播出，中国桂阳网，2006年2月20日；“欧阳海事迹”，2005年11月10日，郴州新闻网；和“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小说中的故事还有衡山县领导请求省里派直升飞机将欧阳海送去上海抢救的的情节（见“劳教人员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2010年7月9日）：

“欧阳海身受重伤俯卧在轨道外侧沙石上。副班长曾阶锋和战士李甫生急忙把班长抱在怀中。火车冲滑了三百多米后停下来，司机张世海和王治卫下车马上向英雄倒下的地方奔来。他俩拉住曾阶锋的手激动地说：“快救这个伟大的战士，是他救出了几百旅客的生命啊!””

“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英雄事迹像急风一样飞快地传遍了衡山县城。为了抢救这位伟大战士的生命，县委挂通了长途电话，请求省里立即派直升飞机来，把欧阳海飞送到上海去抢救。铁路职工、刚下火车的旅客和兄弟部队官兵共一百多人挤满了衡山医院，要求献出宝贵的血液，营救这位伟大的战士。欧阳海静静地躺着，他是那样安详，好像没有一丝痛苦。突然，他睁开了晶亮的眼睛，向人们张望了一下。想不到，这竟是英雄最后的一瞥。他像流星似地在夜空中殒落了，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这作家金敬迈也是有点‘远视’，干吗要送欧阳海去上海？衡山县离上海市飞直线也有1000公里距离，而到衡阳市才50公里。说真的，驻在衡阳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可是著名的野战医院（见“医院简介”，解放军第一六九中心医院），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第四野战军的随军医院不知救活了多少伤重的英雄战士，为什么不马上把欧阳海急速往那里送？

这使我回想起四岁时因打盘尼西林过敏休克的故事，阿嫲叫来脚踏三轮车快速把我送回红十字会医院，医生都说不一定能救回来了仍能抢救过来。那时我们住的在同福东路的教工宿舍楼的西墙外小街对面老房子里有一个卫生防疫站，里面有医生护士，但家里大人们只带我去那里打预防针，不在那里看真的病症；还有妈妈的要好学生“定朗阿姨”的父亲、退了休的“黄医生”也好像住的比红十字院要近（可能在同庆路上），而且跟阿公交情好；但我真的病了是去红十字会医院的，当然作为市属中学教师的小孩我享受免费的公费医疗。

虽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这两个医院，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和解放军第169医院都属于“三级甲等”医院，即国家特殊医院以外的最高等级的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百度百科）。

我大几岁后爸爸告诉我，他在江西省吉安市出生和受启蒙教育后高中是在湖南省衡阳市念的，毕业时想参军当空军飞行员或读医科当医生，但体格检查眼力不及格，他的中学老师推荐他去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爸爸的近视眼救不了欧阳海。

但就这样一位勇敢战士的事迹，欧阳海所在部队一开始不敢声张，因为身为班长的欧阳海曾经和连指导员闹矛盾并越级给广州军区领导写过信，而指导员可是共产党的代表，是党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但欧阳海的战友们认为欧阳海好指导员不好，纷纷向上级写信，结果作家金敬迈在那里时新华社的和其他记者也来了解情况，一共八人一起合作写出第一篇报道欧阳海的文章，之后部队上级才开始给欧阳海追记功劳（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张骥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原载《炎黄春秋》，新浪网，2004年12月15日；罗永常“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原载《党史文汇》，罗永常的BLOG，2007年10月19日；和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出版，乌有之乡网，2010年4月8日）。

金敬迈写出来的小说初稿被领导要求他为政治原因修改，他便将欧阳海与连指导员的矛盾改成“误会”，将指导员改为代理指导员及原来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小资产阶级分子下放到连队体验生活，还将其由真名吴新文改为吴学新，这样党的形象也就不受损害了。

这作家可真是糊涂，自己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往自己同行的脸上抹黑，政治矛盾找一个拉小提琴有艺术感的来顶缸代受，不讲道理。

我童年时妈妈教的最好的学生之一“何秉刚叔叔”小提琴拉得很棒，中学毕业后被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录取为小提琴手，我和妈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都去“何叔叔”的文工团在广州市郊区的驻地去探望他，与妈妈的弟弟“建元舅舅”原来读书、让我“骑公鸡丁”他沿铁路轨走（这在我本文第一部分回忆到）的工学院校园在同一方向：工学院在天河，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何秉刚叔叔”后来还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过，还好没被当成“小资产阶级分子”。

在看了新小说“欧阳海之歌”后不久，有可能还没仔细读完时，我又翻阅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当时住在爸爸妈妈房间的对面房间有一位老先生，好像是一位退休教师，经常带宿舍楼里几个小朋友到他房间听他讲故事。有一段时间他讲的是“林海雪原”，对着书解释发挥，我去听了几次，但觉得不够瘾；有一次这位老先生对我说他可以借这本书给我看，但时间不能长，我就借看了可能只有二、三个星期，匆匆地翻了一下再挑感兴趣的部分阅读，没有全部读完。

从童年那个时候看大人的书起我便形成了选读的习惯，阅读书本、刊物或报纸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程度是用翻阅浏览的方式挑选内容来读的，选读的内容尽可能有足够代表性使得我对整体内容也觉得了解了、可以算读过。

在1950年代中期出版的“林海雪原”不但与“欧阳海之歌”类似是由真实故事经过作者加工修改而成，而且是根据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部队在东北地区剿灭土匪的故事（见曲波“林海雪原”，原写于1958年9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也与“欧阳海之歌”相似，“林海雪原”里的一些关键内容是与真实故事不同的。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侦察队长杨子荣立了很多战功，包括化装为土匪骗取信任成功地智取威虎山，是一个胜利的英雄，但在现实里他在1947年初那场战斗胜利后不久便在一次在山上找土匪的时候被一个土匪趁他不备杀死。并非所有真实战友的牺牲内容都被作者曲波所忽略，例如他的警卫员高波在小说里也死了。

到了今天，关于原名杨宗贵的侦察队长杨子荣的死因文学作品、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解释仍是众说纷纭，有不少矛盾之处：近年出的电视剧《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在威虎山战斗胜利后追救初恋情人槐花的儿子被外面不知真相的一个小土匪用枪打死，解放军和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陵园的说法是杨子荣在后来追剿其他土匪时冲在前面但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而被土匪击中，但媒体到他牺牲的黑牛背地方去采访当地老百姓，获得的故事说当时杨子荣只与另外一人一起追逐一个可疑人的踪迹，到山上后分路寻找，只身与那可疑人在一窝棚相遇被开枪打死，死后尸体还是由老百姓抬下山送回解放军部队的（见“《林海雪原》结局遭观众质疑：杨子荣之死太假”，原载《成都商报》，新华网黑龙江频道，2004年4月2日；“意外死在一个散匪之手——“杨子荣”牺牲真相”，中华网新闻，2004年7月21日；连接吉祥“从杨子荣的遭遇看我们的政策缺失什么？”，连接吉祥的和讯博客，2008年6月25日；和“侦察英雄杨子荣牺牲的一瞬间：扳机意外失灵”，原载《解放军报》，深圳新闻网，2009年4月24日）。

就在杨子荣在当时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区海林镇得到烈士葬礼待遇的同时，杨宗贵家乡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的干部群众真的将他当成土匪，使得他的家庭受到不公平对待（见“杨子荣生前惟一一张照片，人物简介”，新华网山东频道）。

也许这里面有些当时说不出来的复杂隐情。

“欧阳海之歌”和“林海雪原”是中国即将进入文化大革命时际的两部带重要政治性质的传记性小说文学作品，“欧阳海之歌”开了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先河，而由“林海雪原”一部分改编成京剧的“智取威虎山”是江青倡导的“八大样板戏”之一（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和趙一存“內地首出書 解密樣板戲秘史”，香港文匯報，2009年10月5日）。

这两部小说之间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故事内容发生在当时主管军队的共产党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原来所辖部队：由东北抗日联军扩大发展转为东北解放军后组成的第四野战军是后来解放中南地区和构成广州军区的部队（见“四野之历史”，原载龙虎网，网易网新闻，2007年4月16日）。

再更仔细地看一下，我觉得这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里隐藏着有从东北到南方这一线条的痕迹。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当时是杨子荣所属部队的团政委，而他的夫人刘波当时是牡丹江军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他们两人同是山东省烟台地区人，原来在1942年在八路军胶东军区里曲波被怀疑是13团的“托派总支书记”、刘波被怀疑是后方医院的“托派骨干分子”关在同一房间中受审查时认识；“林海雪原”小说里的解放军剿匪部队领导、团参谋长少剑波的故事的80%是以曲波自己的真事写的，而虚构的内容里最有名的有剿匪部队中唯一女性、卫生员“小白鸽”白茹的故事和少剑波与她的恋情，据说贺龙元帅还真以为作家曲波的妻子就是白茹（见“曲波遗孀刘波老人讲述《林海雪原》故事”，原载《辽沈晚报》，新华网浙江频道，2009年4月15日）。

以自己妻子为模型槊造一个解放军女医疗人员很可以理解，但在东北黑龙江省什么是白的？“林海雪原”里满地的白雪。东北最著名的白雪是什么？与朝鲜分享的长白山上的雪；长白山在中国境内的“白云峰”是东北第一高峰，其东南方与朝鲜交界处有著名的“天池”，而坐落在朝鲜境内的“将军峰”则更高（“长白山”，百度百科）。

这在我童年世界的广州有相似的。广州市北部有个白云山（附近的广州国际机场以其命名），从白云山往东南方去不远有天河区，以“天河村”得名，据记载该村名是在1927年由广州军阀李福林起的，而当时被以“天”命名的还有更远的李福林宗家的“天池村”，在广州市南部海珠区我童年居住及后来我们家搬进大学校园居住地方的东南方（见“地名由来”，天河区信息网）；这历史里长白山的影响隐约可见，但所谓‘天河’实际上是“沙河”，以出在比天河村离白云山更近的沙河镇的“沙河粉”闻名（见林晓丽“广州沙河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载《广州日报》，福客民俗网，2010年1月18日）；前面曾提到“建元舅舅”的工学院宿舍在天河，“何秉刚叔叔”的部队文工团驻地在沙河。

记得后来读小学或初中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白云山活动，下山之后在离沙河镇不远的铁路旁休息，在一列火车快到时一些同学将硬币放在铁轨上，打赌争论到底硬币会否被列车碾平。

长白山的白云峰和天池在与黑龙江省南邻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白山市的西南邻是通化市；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白山市称为临江县，并与抚松县都属于当时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的通化省，而在日本投降前夕“满洲国”的元首、原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行宫和逊位之处就在临江县境内（“溥仪行宫特色”，最美中国网，2010年11月16日）；在湖南衡阳市的解放军169医院是在杨子荣牺牲的1947年在通化市成立的，而衡阳市（及衡阳县）是1963年欧阳海牺牲的衡山县的西南邻。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回忆说在1963-64年时解放军139师驻衡阳，欧阳海所属140师驻衡山（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原载《新快报》，网易网，2004年4月6日）。难道一个师这么高级别的部队单位真的找不到一些像“林海雪原”里“小白鸽”白茹那样有能力的医疗人员能够稍为稳定欧阳海的伤情并将他往相邻地域的169医院高速运送？

爸爸唯一的成人同胞手足是他在家乡江西省吉安市的“冰如”姐姐，即我姑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姑妈的丈夫、我姑父经常来广州出差，在我心目中逐渐代替了“熊茂生叔叔”作为热情开朗的“北方人”（其实“熊叔叔”只是“外省人”，江西与湖南均在长江以南）的代表形象；与姑妈同岁并同于72岁时去世的“潘义云姑父”是东北人和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基层军官，记得爸爸告诉说是连指导员，转业后是姑妈当经理的丝绸布料经销公司或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夫妻俩抚养与我妹妹年龄相仿的非亲生子，取名“宏顺”，可见不仅能干而且听话之重要。爸爸后来去世时也是72岁。

有时我觉得的家庭及其周围的世界真的很小：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以小说“欧阳海之歌”开始读书；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我们家所住大学校园小楼房楼上的一位邻居是为人非常友好的“曾阿姨”，出身新加坡华侨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革命老干部，她大儿子留学苏联后当时在北京工作，老二和最小的老三都比我大几岁在广州读书，而她的丈夫已于文化大革命早期据称因自杀死亡，生前是广州军区文化部的领导！

作家金敬迈写作“欧阳海之歌”时只不过是广州军区文化部下属战士话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早期“曾阿姨”丈夫遭遇不幸的阶段金敬迈被提拔到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主管国家文化部的负责人；也不幸的是，因为革命调查碰到了毛主席夫人、文化大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江青几十年前在上海演艺界的一些背景，只当了123天领导金敬迈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一号”监狱多年又再送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才被释放（见寸草心“《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半生沉浮”，小学语文网），幸亏他还能活到今天！

（转下部分）

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

(这篇博文于2011年1月27日发表在我的中国新浪博客。)

我的与新浪博客同时开通的网易博客已经开始介绍我在Facebook的专题网页“艺术与社区，和时尚宣言”（“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上面的一些内容；第一篇作此介绍的博文题为“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

在新浪博客这里我着重讨论一下我的另一个Facebook专题网页“历史、文化和政治”（“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

这个专题网页的宗旨是侧重介绍并探讨历史、文化与政治这三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由于Facebook网页内容的篇幅通常趋于简明，仔细的探讨还真谈不上，我做到的只是贴发一些较短的信息并链接到互联网上的其它详细文章，包括一些我自己的博文，而信息的要点着重于凸显条文内容所涵有的有关历史、文化与政治诸领域间的关系。

登载在Facebook“历史、文化和政治”专题网页的第一个信息是一个标题为“From religious diplomacy to gunboat politics – som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 — 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的短帖，其内容是我的一篇Google Blogspot英文博文第1部分的大部分概要，而其来源是我的网站，FengGao.ORG – Portal to Various Blog Topics and Articles，里面登载了我在各个博客网上每一篇博文的英文概要。

下面我将这一部分博文概要译成中文以供新浪博客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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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公元7世纪便正式来到中国，但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里其在中国的存在在早期阶段是非常的间断破裂，而其在19世纪重新建立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西方对中国的军事（和殖民）压力。在这后一阶段前，北京和罗马之间在如何对待历史更悠久的中国官方儒学文化这点上的关键分歧在使得此后120年中西关系冻结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以下部分摘自高峰于2010年2月发表的一个博文的概要，来源于FengGao.ORG – Portal to Various Blog Topics and Articles.

 

“曼谷到广东，回返美国”（"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概要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历史其它方面和世界历史有关部分的相互影响是这里兴趣的主题内容。

内容的焦点更多地放在基督教新教，它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并首次导致中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民众向基督教皈依；这个焦点还包括了一个个人家庭史的角度。

第一部分，“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讨论基督教浸入中国的各个主要里程碑时期，即景教基督教在公元7、8世纪唐代的到来，方济会传教士在蒙古人征服中国后公元13世纪的到来，耶稣会传教士在17、18世纪明朝后期和清朝早期的到来，以及最后新教传教士从19世纪开始的到来。

连接西方、阿拉伯世界、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性的“丝绸之路”是这整个历史上部分的主要地理联通，而在这个历史的下部分其主要地理联通转移到中国南方与外部西方之间的海洋交通线。

中国的几个主要地理区域之间人民的历史差异和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些包括了居住在中国西部战略要地控制与西方世界交流通道的区域的人民，他们的部分成就由历史上首个中国统一皇朝的（也是建立长城的）秦朝所代表；这些又包括了居住中国北部并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和来往的人民，与他们冲突交往显著的有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满族人；这些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中南和南部、即长江流域及更南的人民，他们影响力的高峰期出现在从秦朝之前战国时代的楚国到明朝早期不等。

在历史上每次主要到来和传教浪潮后基督教无法安全保持其在中国的持续存在，和与其比较在景教到达后不久也到来并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宗教的伊斯兰教的成功，是值得注意的对照。

明朝早期公元1405到1433年的传奇性的7次海军远洋航行将中国官方使节和远征队带到了东南亚、南亚、穆斯林世界和非洲。由穆斯林族的太监、通过成吉思汗的征服带到中国的有先知穆罕默德血统者的后裔郑和率领，这些远洋航行是后来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穆斯林攻占、哥伦布于1492年到达美洲、以及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贸易殖民列强于16、17世纪到达中国沿海的（历史进程的）反高潮性前奏。

在17世纪重新发现的公元8世纪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在1720年代在清朝雍正皇帝治理下开始主要建造的、曾经辉煌一时的圆明园，是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西方文化影响的巅峰成就的见证。

不过，虽然在文化交流中带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愿意地吸收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尤其是在耶稣会传教士时期带来的从数学、天文、工程到艺术、建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但从本文到目前为止的讨论看来，不管是在哪个时期来到的知识在根本基础上仍是缺乏的也因而起不到关键性作用能够将中国社会提高到与世界历史同时期可比的启蒙程度–尽管在西方历史里黑暗时代也不时会回来。

北京和罗马之间在公元17世纪关于中国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继续循行传统儒家礼法的争端，恶化了双方正在变暖的关系。尽管耶稣会倡导了兼容折衷的立场，罗马天主教会仍在18世纪初正式禁止教徒参与儒家礼法，而雍正皇帝则于1724年令禁基督教。

我的故乡、中国南方的广州，由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舅父创办的历史上首个官方认可的中国穆斯林清真寺所在地，在许多世纪里是一个主要贸易中心。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广州是唯一的对西方世界开放的官方贸易口岸–其被遵守儒家专制和孤立主义原则的中国官场严格控制的所谓“广州（十三行）制度”贸易与更早时代的历史仍相似。

到了120年后的1844年基督教才在中国被重新允许。然而到了这后一时间，原先的宗教政治和外交已演化为炮舰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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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英文博文第1部分概要全部，或阅读英文博文第1部分全文）

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下）

(这篇博文下部分于2011年1月8日发表在我的中国网易博客。)

（接上部分）

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艺术与社区，和時尚宣言”）登载的第一个消息是关于我在2010年4月发表的一篇介绍美国社区艺术历史的博文，所介绍的历史是根据我所阅读的美国“社区艺术网络”网上登载的文章摘要整理而成。由于面临财政困难，从2010年9月以来该全国性社区艺术网站已无法继续登载其所有文化内容，但已登载文章有被保存，并且在Facebook上设有一个网页供来访者留言交流。

我的这篇博文，“Interesting tidbit stories of the past century of arts in the community – from the Community Arts Network’s Reading Room”（“过去世纪里艺术在社区中的有意义小故事–从社区艺术网络的阅览室得来”），引用的第一篇文章是颇有名气的在美国纽约的艺术历史女学者琼·科恩-库鲁姿（Jan Cohen-Cruz）所写。在大学教学和发表文章书著外，琼·科恩-库鲁姿长期在纽约市内带领学生们建立了不少社区艺术项目，现在是设在纽约州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名为“Imagining America: Artists and Scholars in Public Life”（想象美国：公共生活中的艺术家和学者）的全国性文艺学术组织主任。该组织是1999年3月美国文艺学术界在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与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千年理事会”（White House Millennium Council）合作建立的，后在2001年迁移到雪城大学。

琼·科恩-库鲁姿的这篇文章是她专为介绍“社区艺术网络”网上阅览室里关于社区艺术与社会活跃行动的关系的内容部分而写，阐述道理并引用了不少社区艺术历史和现况的例子。文章题为“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Art and Activism”（“社区艺术与行动主义的介绍”），在2002年2月发表。

琼·科恩-库鲁姿的文章说，社区艺术是指扎根于有共享感受的地方、传统或精神的艺术，因此并非所有社区艺术都有行动主义（也译活跃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目的；但即使是非活跃行动的社区艺术也有跟活跃行动相似的集体代表性；然而社区艺术与政治性艺术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关注更多的是社区民众的参与而非对现状的直接公开挑战：

“Community art is that which is rooted in a shared sense of place, tradition or spirit. Not all community art has an activist agenda; it is as likely to celebrate cultural traditions or provide a space for a community to reflect. But even such community art projects share activism’s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not strictly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 …

Community ar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so-called political art, which usually refers to an aesthetic object whose subject matter either directly responds to a controversial public action or is intended to challenge public perception about the status quo. Think of great antiwar oeuvres by superb individual artists like Picasso‘s “Guernica” or Brecht’s “Mother Courage,” viewable in arts institutions (theaters, museums) and extolled for their universality and artistic virtuosity as much as for their message. In contrast, community-based art is as much about the process of involving people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k as the finished object itself. …”

在介绍美国社区艺术历史和社区艺术现况后，琼·科恩-库鲁姿的文章阐明了艺术与行动主义相交点的一些原理。文章指出，因为霸权型文化是轰烈而不完整的，所以反霸权在不同程度上是有机会的；民众有力量去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但要使改变能够发生民众必须组成各种不同的群体在经济利益和思想信仰等方面联系和合作；艺术并非一定要反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大现实，艺术可以帮助民众建立和提高群体性的、基层性的、由下而上的自我觉悟；历史并非一定是由社会阶级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从上到下创造的：

“Because hegemonic cultures are dynamic and incomplete, they are to various degrees open to counter-hegemonic alternatives. In fact, many people have power and shape the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a society. Art need not merely reflect larg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lities. But to bring about change, people must form blocs that, according to Gramsci, are heterogenous and loosely aligned through ideological belief as well as economic self-interest.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position that social classes and an elite cadre of intellectuals are the makers of history. Art can help create the consciousness that motivates people to form such blocs.

Art can put people in touch with their desire. Activism within a grassroots, i.e. bottom-up, framework valorizes what the community wants, as opposed to a top-down approach that any political entity, right or left, could use. Art has the capacity for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what one individual or group wants.”

在讨论上面道理时，琼·科恩-库鲁姿特别提到了已故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理论家、德国裔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

赫伯特·马尔库塞观察到主流的文化和文明社会总带有压迫性或压抑性，而艺术审美的想像力可以非直接的与其对抗，因此他不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谴责小资产阶级艺术的做法。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想像力可以创建新的观念或者将原有思想重新构造从而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服，而艺术最好发挥的作用是作为自由想象的空间在其中使人生失去或隐藏的创意性、精神性和直观性的能力重新发挥出来：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is position has been convincingly articulated by philosopher Herbert Marcuse, who spoke to the subversive potential of the imagination, with its ability to not be colonized by prevailing ideology, to generate new ideas and to reconfigure the familiar.

… However, Marcuse saw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s offering an indirect route. This he contrasted with Marxist utilitarianism, which condemned the bourgeois and celebrated proletarian art. Seeing civilization as repressive, Marcuse argued that art serves best as an imaginative space for freedom to regenerate the lost, hidden, creative, spiritual and intuitive capacities of human life. Art is subversive because it reminds people of what has been buried.“

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宽容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对艺术审美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艺术有责任帮助社会应对其隐藏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二是艺术作品必须包含希望、必须体现人的本领去想象不存在的东西并将它塑造出来：

“There are nevertheless two conditions within Marcuse’s concept of aesthetic dimension: 1) Ar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ociety deal with its hidde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2) The work must embody hope, the human ability to imagine what doesn’t exist and give it shape.”

在解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艺术审美观点时，琼·科恩-库鲁姿更指出，艺术开拓的空间是用于想象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用于剥夺人的权利，因此艺术对行动主义起平衡作用，因为即使是用意最好的行动主义也总带有吩咐人民怎么想和怎么做的倾向：

“Art can open a space for critical thinking. By its definition, art is a nonproscriptive space, an “imagine if,” not an “accept this or else.” As such, it offers a built-in antidote for even the most well-meaning activism’s tendency to tell people what to think and do.”

琼·科恩-库鲁姿的文章还引用了长期辅导带领美国洛杉矶无家可归群体进行文艺表演的艺术导演约翰·马尔皮德（John Malpede）的很有哲理性的话，“生活比艺术更重要，而正是这点使得艺术如此重要”（“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rt. That’s what makes art so important.”）。

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上）

(这篇博文上部分于2011年1月2日发表在我的中国网易博客。)

我的上一篇也是第一篇网易网博文，“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以Facebook和“开心网”为例对西方的和中国的互联网络社交网站的不同现象作了一些比较。该文如果在我的网易博客上阅览不到，也还同是我的新浪博客首篇（“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

今天博文讨论的内容是社区艺术，因为我对艺术和它与社区、社会的关系很有兴趣，在Facebook上设了一个专题网页，“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艺术与社区，和時尚宣言”）。

社区生活在西方国家如美国是民众生活的一个主流方式，而与其紧密相联的社区文化和社区艺术为民众提供了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业余生活和娱乐生活选择，很受欢迎。

记得1980年代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念研究生，刚到没几天便在校园里观赏到一个学生们在剧院（Wheeler Auditorium）楼前露天表演的莎士比亚经典话剧，当时觉得很巧，因为一个扮演女主角的学生看起来有点眼熟像我在广州的女朋友。之后两年里在她表演地点前面还碰到她上学好多次，喜欢穿一件夹克型的上衣；后来我也买了一件经常穿的夹克上衣，还觉得有点像那女孩子的。前不久我在Facebook个人网页上简短报道伯克利分校的艺术演出节目Cal Performances在2010年秋季举办的第一届“秋季免费艺术演出日”（Fall Free for All!）时，还特别提起这个二十多年前看到莎士比亚剧表演的小故事。

“新千年”开始我在离Berkeley不远的硅谷工作，每逢周末爱去游览各个小城市社区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更喜欢观看从春天到秋天经常露天举行的社区艺术节。我特别喜欢的社区艺术节有“山景城艺术和品酒节”（Mountain View Art and Wine Festival）, 每年在山景城中心的卡斯特罗街（Castro Street）举行，是硅谷一带最有名气的社区艺术节之一，而山景城是著名的谷歌公司（Google）总部所在地；还有每年在旧金山市北边金门大桥对面海湾旁一个欧洲地中海式小镇骚沙丽图举行的“骚沙丽图艺术节”（Sausalito Art Festival），非常有文化风味，其场地设在一个公园和相邻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湾区水利教育中心（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Bay Model Visitor Center）。

社区文化艺术在美国受民间的重视及政府的扶持。

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在2010年6月提到的一则新闻消息，报道说美国的社区艺术教育组织“全国社区艺术学校公会”（National Guild for Community Schools of the Arts）决定改名为“全国社区艺术教育公会”（National Guild for Community Arts Education），将其代表性扩展到包括在社区艺术学校之外含有艺术教育内容的文化中心、艺术演出团体、博物馆、公园等等单位，以适应今天美国民众普遍参加社区性艺术学习创作活动的新潮流，而这个潮流在“新千年”起的一个年代中已使美国非盈利艺术组织的数目从73,000个增加到104,000个。

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对社区艺术的发展也决定予以更多的支持。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提到的另一个新闻消息，报道说在2010年7月1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Chairman）和国家住宅与都市开发部部长（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ecretary）共同邀请美国艺术界参加在7月7日举办的互联网络研讨会，为他们介绍艺术界人士如何参加申请这两个国家部门于2009年6月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ies）项目的基金；该内阁部长特别指出艺术是奥巴马政府扩展其建立更多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承诺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a natural component”）。

在东亚华人区域的香港和台湾，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联的社区文化艺术也逐渐被普遍接受。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与其他Facebook网页的链接里便有香港的“社群藝術網絡”（Community Art Network），由一群艺术工作者在2009年成立；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谈到政府机构的艺术推广，承认从香港各个不同社区特色角度出发的推广是在2008年才开始的。台湾的“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在2004年左右成立；此前台北市政府属下推動艺术文化活動的“市立社会教育馆”，是在1999年“新千年”前夕市政府文化局成立后由市教育局改隶市文化局才开始以社区艺术文化为其主要工作。

与这些比较，美国的社区艺术起步的很早，而且与中国民众可能想象的不同，美国的社区艺术从一开始就并不是以为“上流社会”富裕社区服务、而是以为移民及其子女提供文化艺术教育作为目标。像上面提到的“全国社区艺术学校公会”，在1937年成立时名为“全国社区音乐学校公会”，其社区服务历史上溯到1892年在芝加哥成立的美国第一个社区艺术学校，专门为经济拮据移民的子女提供质量好的音乐教育。

该公会1954年到纽约市立册，但也只是到1974年公会名称才从音乐学校范围扩展到包括其它艺术学校。

前面提到的硅谷的“山景城艺术和品酒节”从那个时期的1971年开始，文化传统更长的“骚沙丽图艺术节”从1952年就开始了，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艺术演出节目Cal Performances则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不过它的免费演出日还是在2010年才开始。

中国大陆的艺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前几十年里受到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干预，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是建立和贯彻了，但“人民”的概念是阶级性的而非社会群体性的，艺术与之“共鸣”实际上是成为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工具。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治压力逐渐减少、艺术家为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但给艺术界提供主要艺术创作机会的是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非现代化社区的建设。

虽然中国的社区艺术在这最近的30年里是可以被推广了，但没有很多发展，直到最近几年里才开始受更多注意，这从互联网上的新闻消息可以看到：如广东佛山市西樵镇，是著名旅游点并打造“岭南文化高地”，但它的首个社区艺术创作中心在2010年刚成立；甘肃兰州市的首届社区艺术节在2009年正式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宁夏侨联主席朱奕龙投资3000多万元创建一个扎根于社区的艺术馆，在2010年刚在银川市开馆。

当然在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社区的品位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到福建厦门市的第一个社区艺术会所在2010年刚刚成立，设在称为“高尚居所”的东方高尔夫国际社区，以作为其一个优雅的装饰：

“一个高品质的社区，无论硬件怎样精致豪华，如果没有一些有品质的文化场所散布其中，则谈不上高尚与优雅。”

是否在1980年代后的中国不依赖于政府的文化艺术一定要依靠高等消费？那倒不完全是，像天津市河东区的社区文化节，在2010年已经是第五届了，在10月10日的开幕专场表演结合了专业艺术与当地大众艺术，之后还包括社区文艺展演、地书大赛、广场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场演出及专业性与大众参与性于一体，既有来自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带来的高水准的精湛演出，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第十八幼儿园等单位选送的优秀节目，还有河东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的舞蹈表演，整场晚会可谓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娓娓迟来的中国社区艺术发展的消息，读起来是有一点趋于“贫富悬殊”的倾向，怪不得2009年4月在北京开幕的首届中国社区艺术巡回展，《艺术为人民》，尽管参展的有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展览的目标却带有很强的阶级政治性，拟通过对当代中国艺术界过分受“上流社会”赞助人与艺术管理人“小圈子”影响的批评，回到毛泽东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建立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路线：

“一个时代的文化代表者应该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以及时代精神的代言者，而时代的选择与时代的精神既是一个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普通的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生存感受。而如今所谓当代艺术圈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其实质上只是获得一些组成“上流社会”的赞助人与艺术管理者们构成的小圈子的抬举，而与真实的时代艺术感受无关，更与中国本土民众的生存需要、审美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无关。

…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张革命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而不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服务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而当时之所以这种主张与立场最终使文艺成为了为政党服务的工具，在于当时的国家形势下，执政党的代表利益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不幸的是，毛泽东这个艺术遵循国家政治的路线方针，在用政治权力贯彻时并不将社会群体作为民众在社会一定层次的代表，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的社会学说，也会与今天正开始的更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型社会建设大相径庭。“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登的周业勤在2009年1月发表的“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一文指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并超越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提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国家是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国家最终亦必然会消融于社会。以洛克等为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同样认为，市民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国家之于市民社会是工具性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以契约形式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主权则依然在民。”

国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网站在2008年1月登载的巫肇胜的文章，“比较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社区自治”，也谈到新型社区自治的重要性：

“有幸的是，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的实践已经突破了原有理论设定的框架，将社区重新定位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社会结构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一体”的结构性变化，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己成为新型社区的题中之义和必须具备的功能，即基层自治必须以新型社区为载体，新型社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自治是其应有之义。”

所以，我们在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毛泽东的整体性的、尤其是从阶级立场角度出发的“人民”概念忽略了基层的、具体的社会民众群体及其相对于国家政治应有的自治权利。

据“新华文摘”2002年第12期刊登的谢立中文章“城市居民自治：实际涵义、分析模式与历史趋向”所作的调查总结，中国城市居民区的自治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到“新千年”开始左右已取得了不小成绩，虽然其发展很不平衡：

“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自治状况基本上是在向一种“高自治－高参与”的方向转变。…虽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的自治状况是在向“高自治－高参与”的方向转变，但就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的居委会组织来说，“自治”水平提高的程度和居民“参与”意愿变化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居委会组织“自治”水平提高的幅度比较大一些，有的则提高的相对小一些；有的居委会组织中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依旧处于一种比较低的水平，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有的则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如何来推动城市居民自治活动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同社区的自治程度不同，如果与社区居民群体的特点相关而非因受到其它因素的干预压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一个特征；关键在于社区自治应该真实地成为中国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结构，而在这点上中国社会改革还有不短的路需要走。

新型社区的自治权利应该包括作为其一部分的社区文化艺术能享有的自由。文化艺术界和文艺工作者应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去发展社区文化艺术，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无论其经济、文化与民族背景如何都能过上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而消费价较高社区欣赏的优雅文艺也不被政治所扼杀。

很有意思的是，在“新千年”开始时，美国的社区艺术界对相关的问题也作了一些探讨。

（转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