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

(这篇博文于2011年1月27日发表在我的中国新浪博客。)

我的与新浪博客同时开通的网易博客已经开始介绍我在Facebook的专题网页“艺术与社区，和时尚宣言”（“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上面的一些内容；第一篇作此介绍的博文题为“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

在新浪博客这里我着重讨论一下我的另一个Facebook专题网页“历史、文化和政治”（“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

这个专题网页的宗旨是侧重介绍并探讨历史、文化与政治这三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由于Facebook网页内容的篇幅通常趋于简明，仔细的探讨还真谈不上，我做到的只是贴发一些较短的信息并链接到互联网上的其它详细文章，包括一些我自己的博文，而信息的要点着重于凸显条文内容所涵有的有关历史、文化与政治诸领域间的关系。

登载在Facebook“历史、文化和政治”专题网页的第一个信息是一个标题为“From religious diplomacy to gunboat politics – som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从宗教外交到炮舰政治 — 基督教和中西关系的一些历史”）的短帖，其内容是我的一篇Google Blogspot英文博文第1部分的大部分概要，而其来源是我的网站，FengGao.ORG – Portal to Various Blog Topics and Articles，里面登载了我在各个博客网上每一篇博文的英文概要。

下面我将这一部分博文概要译成中文以供新浪博客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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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公元7世纪便正式来到中国，但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里其在中国的存在在早期阶段是非常的间断破裂，而其在19世纪重新建立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西方对中国的军事（和殖民）压力。在这后一阶段前，北京和罗马之间在如何对待历史更悠久的中国官方儒学文化这点上的关键分歧在使得此后120年中西关系冻结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以下部分摘自高峰于2010年2月发表的一个博文的概要，来源于FengGao.ORG – Portal to Various Blog Topics and Articles.

 

“曼谷到广东，回返美国”（"Bangkok to Kwangtung, and back to America"）

概要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历史其它方面和世界历史有关部分的相互影响是这里兴趣的主题内容。

内容的焦点更多地放在基督教新教，它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并首次导致中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民众向基督教皈依；这个焦点还包括了一个个人家庭史的角度。

第一部分，“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讨论基督教浸入中国的各个主要里程碑时期，即景教基督教在公元7、8世纪唐代的到来，方济会传教士在蒙古人征服中国后公元13世纪的到来，耶稣会传教士在17、18世纪明朝后期和清朝早期的到来，以及最后新教传教士从19世纪开始的到来。

连接西方、阿拉伯世界、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性的“丝绸之路”是这整个历史上部分的主要地理联通，而在这个历史的下部分其主要地理联通转移到中国南方与外部西方之间的海洋交通线。

中国的几个主要地理区域之间人民的历史差异和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些包括了居住在中国西部战略要地控制与西方世界交流通道的区域的人民，他们的部分成就由历史上首个中国统一皇朝的（也是建立长城的）秦朝所代表；这些又包括了居住中国北部并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和来往的人民，与他们冲突交往显著的有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满族人；这些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中南和南部、即长江流域及更南的人民，他们影响力的高峰期出现在从秦朝之前战国时代的楚国到明朝早期不等。

在历史上每次主要到来和传教浪潮后基督教无法安全保持其在中国的持续存在，和与其比较在景教到达后不久也到来并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宗教的伊斯兰教的成功，是值得注意的对照。

明朝早期公元1405到1433年的传奇性的7次海军远洋航行将中国官方使节和远征队带到了东南亚、南亚、穆斯林世界和非洲。由穆斯林族的太监、通过成吉思汗的征服带到中国的有先知穆罕默德血统者的后裔郑和率领，这些远洋航行是后来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穆斯林攻占、哥伦布于1492年到达美洲、以及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贸易殖民列强于16、17世纪到达中国沿海的（历史进程的）反高潮性前奏。

在17世纪重新发现的公元8世纪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在1720年代在清朝雍正皇帝治理下开始主要建造的、曾经辉煌一时的圆明园，是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西方文化影响的巅峰成就的见证。

不过，虽然在文化交流中带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愿意地吸收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尤其是在耶稣会传教士时期带来的从数学、天文、工程到艺术、建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但从本文到目前为止的讨论看来，不管是在哪个时期来到的知识在根本基础上仍是缺乏的也因而起不到关键性作用能够将中国社会提高到与世界历史同时期可比的启蒙程度–尽管在西方历史里黑暗时代也不时会回来。

北京和罗马之间在公元17世纪关于中国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继续循行传统儒家礼法的争端，恶化了双方正在变暖的关系。尽管耶稣会倡导了兼容折衷的立场，罗马天主教会仍在18世纪初正式禁止教徒参与儒家礼法，而雍正皇帝则于1724年令禁基督教。

我的故乡、中国南方的广州，由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舅父创办的历史上首个官方认可的中国穆斯林清真寺所在地，在许多世纪里是一个主要贸易中心。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广州是唯一的对西方世界开放的官方贸易口岸–其被遵守儒家专制和孤立主义原则的中国官场严格控制的所谓“广州（十三行）制度”贸易与更早时代的历史仍相似。

到了120年后的1844年基督教才在中国被重新允许。然而到了这后一时间，原先的宗教政治和外交已演化为炮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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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英文博文第1部分概要全部，或阅读英文博文第1部分全文）

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下）

(这篇博文下部分于2011年1月8日发表在我的中国网易博客。)

（接上部分）

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艺术与社区，和時尚宣言”）登载的第一个消息是关于我在2010年4月发表的一篇介绍美国社区艺术历史的博文，所介绍的历史是根据我所阅读的美国“社区艺术网络”网上登载的文章摘要整理而成。由于面临财政困难，从2010年9月以来该全国性社区艺术网站已无法继续登载其所有文化内容，但已登载文章有被保存，并且在Facebook上设有一个网页供来访者留言交流。

我的这篇博文，“Interesting tidbit stories of the past century of arts in the community – from the Community Arts Network’s Reading Room”（“过去世纪里艺术在社区中的有意义小故事–从社区艺术网络的阅览室得来”），引用的第一篇文章是颇有名气的在美国纽约的艺术历史女学者琼·科恩-库鲁姿（Jan Cohen-Cruz）所写。在大学教学和发表文章书著外，琼·科恩-库鲁姿长期在纽约市内带领学生们建立了不少社区艺术项目，现在是设在纽约州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名为“Imagining America: Artists and Scholars in Public Life”（想象美国：公共生活中的艺术家和学者）的全国性文艺学术组织主任。该组织是1999年3月美国文艺学术界在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与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千年理事会”（White House Millennium Council）合作建立的，后在2001年迁移到雪城大学。

琼·科恩-库鲁姿的这篇文章是她专为介绍“社区艺术网络”网上阅览室里关于社区艺术与社会活跃行动的关系的内容部分而写，阐述道理并引用了不少社区艺术历史和现况的例子。文章题为“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Art and Activism”（“社区艺术与行动主义的介绍”），在2002年2月发表。

琼·科恩-库鲁姿的文章说，社区艺术是指扎根于有共享感受的地方、传统或精神的艺术，因此并非所有社区艺术都有行动主义（也译活跃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目的；但即使是非活跃行动的社区艺术也有跟活跃行动相似的集体代表性；然而社区艺术与政治性艺术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关注更多的是社区民众的参与而非对现状的直接公开挑战：

“Community art is that which is rooted in a shared sense of place, tradition or spirit. Not all community art has an activist agenda; it is as likely to celebrate cultural traditions or provide a space for a community to reflect. But even such community art projects share activism’s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not strictly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 …

Community ar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so-called political art, which usually refers to an aesthetic object whose subject matter either directly responds to a controversial public action or is intended to challenge public perception about the status quo. Think of great antiwar oeuvres by superb individual artists like Picasso‘s “Guernica” or Brecht’s “Mother Courage,” viewable in arts institutions (theaters, museums) and extolled for their universality and artistic virtuosity as much as for their message. In contrast, community-based art is as much about the process of involving people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k as the finished object itself. …”

在介绍美国社区艺术历史和社区艺术现况后，琼·科恩-库鲁姿的文章阐明了艺术与行动主义相交点的一些原理。文章指出，因为霸权型文化是轰烈而不完整的，所以反霸权在不同程度上是有机会的；民众有力量去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但要使改变能够发生民众必须组成各种不同的群体在经济利益和思想信仰等方面联系和合作；艺术并非一定要反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大现实，艺术可以帮助民众建立和提高群体性的、基层性的、由下而上的自我觉悟；历史并非一定是由社会阶级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从上到下创造的：

“Because hegemonic cultures are dynamic and incomplete, they are to various degrees open to counter-hegemonic alternatives. In fact, many people have power and shape the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a society. Art need not merely reflect larg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lities. But to bring about change, people must form blocs that, according to Gramsci, are heterogenous and loosely aligned through ideological belief as well as economic self-interest.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position that social classes and an elite cadre of intellectuals are the makers of history. Art can help create the consciousness that motivates people to form such blocs.

Art can put people in touch with their desire. Activism within a grassroots, i.e. bottom-up, framework valorizes what the community wants, as opposed to a top-down approach that any political entity, right or left, could use. Art has the capacity for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what one individual or group wants.”

在讨论上面道理时，琼·科恩-库鲁姿特别提到了已故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理论家、德国裔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

赫伯特·马尔库塞观察到主流的文化和文明社会总带有压迫性或压抑性，而艺术审美的想像力可以非直接的与其对抗，因此他不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谴责小资产阶级艺术的做法。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想像力可以创建新的观念或者将原有思想重新构造从而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服，而艺术最好发挥的作用是作为自由想象的空间在其中使人生失去或隐藏的创意性、精神性和直观性的能力重新发挥出来：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is position has been convincingly articulated by philosopher Herbert Marcuse, who spoke to the subversive potential of the imagination, with its ability to not be colonized by prevailing ideology, to generate new ideas and to reconfigure the familiar.

… However, Marcuse saw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s offering an indirect route. This he contrasted with Marxist utilitarianism, which condemned the bourgeois and celebrated proletarian art. Seeing civilization as repressive, Marcuse argued that art serves best as an imaginative space for freedom to regenerate the lost, hidden, creative, spiritual and intuitive capacities of human life. Art is subversive because it reminds people of what has been buried.“

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宽容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对艺术审美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艺术有责任帮助社会应对其隐藏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二是艺术作品必须包含希望、必须体现人的本领去想象不存在的东西并将它塑造出来：

“There are nevertheless two conditions within Marcuse’s concept of aesthetic dimension: 1) Ar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ociety deal with its hidde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2) The work must embody hope, the human ability to imagine what doesn’t exist and give it shape.”

在解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艺术审美观点时，琼·科恩-库鲁姿更指出，艺术开拓的空间是用于想象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用于剥夺人的权利，因此艺术对行动主义起平衡作用，因为即使是用意最好的行动主义也总带有吩咐人民怎么想和怎么做的倾向：

“Art can open a space for critical thinking. By its definition, art is a nonproscriptive space, an “imagine if,” not an “accept this or else.” As such, it offers a built-in antidote for even the most well-meaning activism’s tendency to tell people what to think and do.”

琼·科恩-库鲁姿的文章还引用了长期辅导带领美国洛杉矶无家可归群体进行文艺表演的艺术导演约翰·马尔皮德（John Malpede）的很有哲理性的话，“生活比艺术更重要，而正是这点使得艺术如此重要”（“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rt. That’s what makes art so important.”）。

艺术为功利还是为政治–社区艺术可以自治吗？（上）

(这篇博文上部分于2011年1月2日发表在我的中国网易博客。)

我的上一篇也是第一篇网易网博文，“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以Facebook和“开心网”为例对西方的和中国的互联网络社交网站的不同现象作了一些比较。该文如果在我的网易博客上阅览不到，也还同是我的新浪博客首篇（“也许中国年轻人特别爱游戏，但开放式的网络社交还有许多文化交流”）。

今天博文讨论的内容是社区艺术，因为我对艺术和它与社区、社会的关系很有兴趣，在Facebook上设了一个专题网页，“Arts and the Community, and Fashion Statements“ （“艺术与社区，和時尚宣言”）。

社区生活在西方国家如美国是民众生活的一个主流方式，而与其紧密相联的社区文化和社区艺术为民众提供了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业余生活和娱乐生活选择，很受欢迎。

记得1980年代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念研究生，刚到没几天便在校园里观赏到一个学生们在剧院（Wheeler Auditorium）楼前露天表演的莎士比亚经典话剧，当时觉得很巧，因为一个扮演女主角的学生看起来有点眼熟像我在广州的女朋友。之后两年里在她表演地点前面还碰到她上学好多次，喜欢穿一件夹克型的上衣；后来我也买了一件经常穿的夹克上衣，还觉得有点像那女孩子的。前不久我在Facebook个人网页上简短报道伯克利分校的艺术演出节目Cal Performances在2010年秋季举办的第一届“秋季免费艺术演出日”（Fall Free for All!）时，还特别提起这个二十多年前看到莎士比亚剧表演的小故事。

“新千年”开始我在离Berkeley不远的硅谷工作，每逢周末爱去游览各个小城市社区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更喜欢观看从春天到秋天经常露天举行的社区艺术节。我特别喜欢的社区艺术节有“山景城艺术和品酒节”（Mountain View Art and Wine Festival）, 每年在山景城中心的卡斯特罗街（Castro Street）举行，是硅谷一带最有名气的社区艺术节之一，而山景城是著名的谷歌公司（Google）总部所在地；还有每年在旧金山市北边金门大桥对面海湾旁一个欧洲地中海式小镇骚沙丽图举行的“骚沙丽图艺术节”（Sausalito Art Festival），非常有文化风味，其场地设在一个公园和相邻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湾区水利教育中心（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Bay Model Visitor Center）。

社区文化艺术在美国受民间的重视及政府的扶持。

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在2010年6月提到的一则新闻消息，报道说美国的社区艺术教育组织“全国社区艺术学校公会”（National Guild for Community Schools of the Arts）决定改名为“全国社区艺术教育公会”（National Guild for Community Arts Education），将其代表性扩展到包括在社区艺术学校之外含有艺术教育内容的文化中心、艺术演出团体、博物馆、公园等等单位，以适应今天美国民众普遍参加社区性艺术学习创作活动的新潮流，而这个潮流在“新千年”起的一个年代中已使美国非盈利艺术组织的数目从73,000个增加到104,000个。

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对社区艺术的发展也决定予以更多的支持。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提到的另一个新闻消息，报道说在2010年7月1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Chairman）和国家住宅与都市开发部部长（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ecretary）共同邀请美国艺术界参加在7月7日举办的互联网络研讨会，为他们介绍艺术界人士如何参加申请这两个国家部门于2009年6月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ies）项目的基金；该内阁部长特别指出艺术是奥巴马政府扩展其建立更多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承诺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a natural component”）。

在东亚华人区域的香港和台湾，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联的社区文化艺术也逐渐被普遍接受。我的Facebook专题网页与其他Facebook网页的链接里便有香港的“社群藝術網絡”（Community Art Network），由一群艺术工作者在2009年成立；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谈到政府机构的艺术推广，承认从香港各个不同社区特色角度出发的推广是在2008年才开始的。台湾的“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在2004年左右成立；此前台北市政府属下推動艺术文化活動的“市立社会教育馆”，是在1999年“新千年”前夕市政府文化局成立后由市教育局改隶市文化局才开始以社区艺术文化为其主要工作。

与这些比较，美国的社区艺术起步的很早，而且与中国民众可能想象的不同，美国的社区艺术从一开始就并不是以为“上流社会”富裕社区服务、而是以为移民及其子女提供文化艺术教育作为目标。像上面提到的“全国社区艺术学校公会”，在1937年成立时名为“全国社区音乐学校公会”，其社区服务历史上溯到1892年在芝加哥成立的美国第一个社区艺术学校，专门为经济拮据移民的子女提供质量好的音乐教育。

该公会1954年到纽约市立册，但也只是到1974年公会名称才从音乐学校范围扩展到包括其它艺术学校。

前面提到的硅谷的“山景城艺术和品酒节”从那个时期的1971年开始，文化传统更长的“骚沙丽图艺术节”从1952年就开始了，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艺术演出节目Cal Performances则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不过它的免费演出日还是在2010年才开始。

中国大陆的艺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前几十年里受到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干预，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是建立和贯彻了，但“人民”的概念是阶级性的而非社会群体性的，艺术与之“共鸣”实际上是成为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工具。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治压力逐渐减少、艺术家为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但给艺术界提供主要艺术创作机会的是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非现代化社区的建设。

虽然中国的社区艺术在这最近的30年里是可以被推广了，但没有很多发展，直到最近几年里才开始受更多注意，这从互联网上的新闻消息可以看到：如广东佛山市西樵镇，是著名旅游点并打造“岭南文化高地”，但它的首个社区艺术创作中心在2010年刚成立；甘肃兰州市的首届社区艺术节在2009年正式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宁夏侨联主席朱奕龙投资3000多万元创建一个扎根于社区的艺术馆，在2010年刚在银川市开馆。

当然在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社区的品位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到福建厦门市的第一个社区艺术会所在2010年刚刚成立，设在称为“高尚居所”的东方高尔夫国际社区，以作为其一个优雅的装饰：

“一个高品质的社区，无论硬件怎样精致豪华，如果没有一些有品质的文化场所散布其中，则谈不上高尚与优雅。”

是否在1980年代后的中国不依赖于政府的文化艺术一定要依靠高等消费？那倒不完全是，像天津市河东区的社区文化节，在2010年已经是第五届了，在10月10日的开幕专场表演结合了专业艺术与当地大众艺术，之后还包括社区文艺展演、地书大赛、广场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场演出及专业性与大众参与性于一体，既有来自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带来的高水准的精湛演出，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第十八幼儿园等单位选送的优秀节目，还有河东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的舞蹈表演，整场晚会可谓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娓娓迟来的中国社区艺术发展的消息，读起来是有一点趋于“贫富悬殊”的倾向，怪不得2009年4月在北京开幕的首届中国社区艺术巡回展，《艺术为人民》，尽管参展的有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展览的目标却带有很强的阶级政治性，拟通过对当代中国艺术界过分受“上流社会”赞助人与艺术管理人“小圈子”影响的批评，回到毛泽东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建立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路线：

“一个时代的文化代表者应该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以及时代精神的代言者，而时代的选择与时代的精神既是一个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普通的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生存感受。而如今所谓当代艺术圈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其实质上只是获得一些组成“上流社会”的赞助人与艺术管理者们构成的小圈子的抬举，而与真实的时代艺术感受无关，更与中国本土民众的生存需要、审美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无关。

…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张革命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而不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服务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而当时之所以这种主张与立场最终使文艺成为了为政党服务的工具，在于当时的国家形势下，执政党的代表利益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不幸的是，毛泽东这个艺术遵循国家政治的路线方针，在用政治权力贯彻时并不将社会群体作为民众在社会一定层次的代表，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的社会学说，也会与今天正开始的更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型社会建设大相径庭。“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登的周业勤在2009年1月发表的“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一文指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并超越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提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国家是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国家最终亦必然会消融于社会。以洛克等为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同样认为，市民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国家之于市民社会是工具性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以契约形式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主权则依然在民。”

国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网站在2008年1月登载的巫肇胜的文章，“比较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社区自治”，也谈到新型社区自治的重要性：

“有幸的是，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的实践已经突破了原有理论设定的框架，将社区重新定位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社会结构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一体”的结构性变化，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己成为新型社区的题中之义和必须具备的功能，即基层自治必须以新型社区为载体，新型社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自治是其应有之义。”

所以，我们在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毛泽东的整体性的、尤其是从阶级立场角度出发的“人民”概念忽略了基层的、具体的社会民众群体及其相对于国家政治应有的自治权利。

据“新华文摘”2002年第12期刊登的谢立中文章“城市居民自治：实际涵义、分析模式与历史趋向”所作的调查总结，中国城市居民区的自治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到“新千年”开始左右已取得了不小成绩，虽然其发展很不平衡：

“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自治状况基本上是在向一种“高自治－高参与”的方向转变。…虽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的自治状况是在向“高自治－高参与”的方向转变，但就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的居委会组织来说，“自治”水平提高的程度和居民“参与”意愿变化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居委会组织“自治”水平提高的幅度比较大一些，有的则提高的相对小一些；有的居委会组织中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依旧处于一种比较低的水平，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有的则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如何来推动城市居民自治活动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同社区的自治程度不同，如果与社区居民群体的特点相关而非因受到其它因素的干预压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一个特征；关键在于社区自治应该真实地成为中国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结构，而在这点上中国社会改革还有不短的路需要走。

新型社区的自治权利应该包括作为其一部分的社区文化艺术能享有的自由。文化艺术界和文艺工作者应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去发展社区文化艺术，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无论其经济、文化与民族背景如何都能过上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而消费价较高社区欣赏的优雅文艺也不被政治所扼杀。

很有意思的是，在“新千年”开始时，美国的社区艺术界对相关的问题也作了一些探讨。

（转下部分）